皇帝这些年没少耳濡目染一些不是很新的、被刘钰从先秦故纸堆里翻出来胡诌曲改断章取义后的道理。 对资本的逐利性这个概念,有了一个简单的类似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理解。 针对这个问题,皇帝的担忧,是绝对有道理的。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外都总会面临一个问题:国家放水发钱,希望钱流向的地方,然而钱总不往那边流。 大顺这边,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刘钰希望钱往工商业上流,但现实往往是钱往土地上流。 皇帝担心的就是一年五六百万两的白银,明明预想是开发南洋,解决粮食和人地矛盾。 结果呢,这些热钱,全都囤地,反倒使得人地矛盾更加严重。 刘钰设想过,逼着小农破产,逼着百姓下南洋。 但那说的是闽、粤地区,最多加上个松江府。 而真正需要下南洋的百姓,最难的一步,反而是怎么活着走到有船、有人收购人口下南洋的地方。 不管是南洋,还是南半球的新苦兀,大顺要面临的问题始终都是:有钱的不肯去、没钱的去不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有钱的认为那里能赚到钱,于是花钱让没钱的去给他们赚钱”。 所以,刘钰对南半球新苦兀的希望,寄托在金矿上,而不是寄托在那些可以开垦的上好土地上。这里面的逻辑也很简单,土地再好,粮食卖不了钱,只对穷人有吸引力。 卖不了钱的粮食只是粮食,对吃饱的富人而言毫无吸引力,除非这些粮食能换成钱。而南半球大洲能让粮食换成钱的唯一方法,就是当地的金矿需要矿工,矿工需要吃饭,种粮食是为了挖金子。 而对南洋的希望,寄托在豪商开发买卖奴工上,而不是自发移民去当自耕农上。 短期内刺激南洋开发最好的方法,就是国家从南洋收粮食。而能让国家层面收粮食的方向,也就只有京城和驻军所需的漕米。 大顺是个假的大政府,混到一年收入3000万两的程度,根本没太多的能力搞国家调控。漕米粮食算是为数不多能调控的东西。 但皇帝对现实有些了解,就不得不怀疑这么搞真的能如人所愿吗? 自从开阡陌、破井田之后,土地制度就是标准的私有制。土地是可以买卖的。 不想让钱流入到土地买卖上,就俩办法。 要么,土地不能买卖。 要么,土地收益率降低、其余行业收益率增加。 土地不能买卖,是不可能的。就大顺而言,做不到。 虽然北派大儒一直想要恢复井田,但他们给出的那办法,纯粹扯淡。而且他们是以井田为目的的井田,纯粹的反动。 刘钰不是不支持那些古儒一派提出的变种井田制,但他理解的变种井田制,不是为了井田而井田,而是为了防止小农在时代浪潮中破产无以为生导致出现天下大乱、全面反动。 变种井田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工商业,等到工商业发展到足以容纳每年百万级别的破产人口的时候,再把井田一脚踢开。 这就是纯粹的道路分歧。 以儒学的意识形态而言,井田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就像是一条奔流的大河,儒学的意识形态,就像是“三代之治说,河不对,应该是一片大湖”,于是筑坝堵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而刘钰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则是认为,把下游好好疏浚一下,让河奔流入海。但是,如同母亲河一样,大顺的特殊性,使得这条河太狂躁了,水流太大,不先把它筑坝堵起来,下面没法疏浚。所以筑坝是手段,目的是疏浚下游,确保下游能容纳足够的洪水之后,再把坝拆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传入之后,华夏被儒学浸润导致很多人本能地亲近、出自文化本能地理解。但在完成筑坝那一步同路之后,原来的同路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这不是一个人能办成的,需要一群人、数百万拥有类似意识形态的人组成群体,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长远的规划。 现在肯定是不现实的。 既然不现实,那刘钰宁可发洪水,也绝对反对筑坝,搞反动。 皇帝的担心,是从大顺王朝的稳定性考虑的。 小农经济越稳定,王朝也就越稳定。 对皇帝而言,对外扩张,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搞钱。搞钱,是为了让王朝更稳定。 但刘钰骨子里就对王朝稳定没有丝毫兴趣,尤其是以小农经济稳固为基石的王朝稳定性,不但没兴趣,其实一直在挖坟来埋大顺。 但这个坟地,不是这么好挖的。 而且皇帝现在担心的这个问题,看似只是担心具体细节,实则本质上还是对工商业发展的隐忧在作祟。 这种隐忧的根源,源于土地的私有买卖合法。 商人越富、越有钱、赚钱越快,皇帝就越担心,大量的工商业的钱用来买地,使得土地兼并问题加剧。 而大量的资本用来买地的担忧,又源于土地收益率太高。 大顺的地价奇葩的低、地租奇葩的高,都导致了买地的收益率实在是太高了。 既然商人逐利,那么,明显的,钱会往买地上流动。不只是皇帝担心的这一年几百万漕米的买扑钱,还包括任何工商业从业者。 皇帝不是站在古典的“大家都是做生意了谁来种地”的角度考虑的,而是纯粹站在“商人这么有钱买地兼并怎么办”的角度考虑的。 除非,土地不能买卖,使得钱除了流向工商业之外,没有别的钱生钱的途径。否则,这种事是很难禁止的。 去和商人讲道理:哎呀,不要囤地造成兼并,应该把钱投入工业,只有发展工商业才能让国家富强。 商人看看土地的收益率和风险性、再看看工商业的收益率和风险性,心道我可去你吗的吧。 靠情怀和道理,解决不了问题。 现在皇帝担心这个,刘钰也只能实话实说。 “陛下圣明,所虑极是。” “此事既是因为治水而起,臣也请以治水喻之。” “钱流动起来,可称资本,资本就如流动的水。” “流到此地,便要分叉。” “一边是天朝内的土地。” “一边是工商与南洋荒地。” “古来治水,无非一堵一疏。” “这事也是如此。” “堵者,或抑兼并、或行手段使买地收益降低……亦或惊天动地,拼着天下大乱,均田不得买卖。” “疏者,便让工商南洋之利,高于在国朝买地的收益。商人逐利,自然会去。” “这一堵一疏,皆关乎国家大政,非一州一府所能为也。” “加税、减摊派力役,这是堵。臣对天朝内部的事,所知不多,亦不曾为政地方,非臣之所能。” “但在工商一事上,臣自信还有一些手段,能保证这些钱流向南洋。亦可保证这些钱,有一部分是以安置流民灾民的方式花掉的。” “陛下所虑,其实是天大的事。商人固然囤地买地,那么各地士绅乡绅地主就不买地囤地了吗?这件事要解决,恐非人力所能。” “既非人力所能,臣以为,何不另辟蹊径?买地囤地,是因为人们爱土地吗?不,只是爱钱。” “既如此,想办法让他们有更好的赚钱的路,这才是治标之上策。至于治本,除非古儒一派复井田之议,否则无解。 “百姓是因为没有地而活不下去吗?对也不对,但更准确来说,是他们除了土地之外,再无其余可行的谋生手段。若是另有手段,或做工、或从军,或出海,便无土地,他们也饿不死。” “既如此,便给百姓找一条拥有自己的小地之外的谋生手段,亦是可行之法。” “南洋广阔,土地肥沃,一年多熟。” “既不可井田,有些事是早晚的。但,疏通至南洋,亦可延期。” “臣既有手段,让他们把钱投入到西洋贸易上;便有手段,让他们把钱投入到南洋。” “至于说,钱越赚越多,将来利润大的都赚完了,又来考虑土地……臣以为,既不能治本,那就不如在默认必然如此的情况下,想办法控制在沿海几州几府的范围内。” “即便兼并,百姓亦可去南洋求活,沿海方便。或者,亦可救济。” “与其假装能够解决,假装卖力去做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实在不如不要讳疾忌医,便认了这件事解决不了,想办法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对此,臣已有一些想法,或可控制在沿海或江南几州几府之内。但尚需细思。” 皇帝眼前一亮,心道既有办法,那就好说。若只是控制在江南或者沿海各地,确实好解决。怕就怕这些商贾赚的钱,跑到河南山东京畿湖北陕西等地囤地买地,以至于百姓无可活、又没法下南洋,那就只能造反了。 福建广东各地既能下南洋、闯台湾,这些地方造反的就少。而且即便造反,多半也成不得事。倒是河南陕西安徽等地,若真兼并过重,必出大事。 刘钰只说这想法尚需细思,皇帝也就没有再问。 心里权衡了一下各方的利弊,本就有倾向性的想法,最终敲定。 于是将廖寒辉召到身前,语重心长。 “卿也听到了。” “治水一事,关乎海军、贸易、南洋、漕运,乃至土地、井田、赋税……凡此种种,哪一个都是社稷大事。” “无海军,不可海运。” “无海运,不可废河。” “不废河,不可治水。” “无钱,不可治水。” “无稳固的漕米来源,不可治水。” “不能安置漕工,不可治水。” “不能处置废运河后的贫苦百姓,不可治水。” “治淮,非是驯服黄河这般的旷古功绩。但其背后,亦是牵扯甚广。” “说是举天下廿年之力,也非虚言。” “朕非不爱惜两淮百姓。之前或不可为,如今既可为,自要为两淮百姓行仁善大政。” “卿切记,治淮一事背后到底担负了多少、牵扯了多少。万勿辜负朕的苦心!” “从昔年建海军开始,朕就在等这一天。如今这件事交在你身上了,但愿朕没有看错人。” 刘钰闻言,心道毛线,建海军的时候你压根就没想这么远。 然而看破不说破,皇帝这番话,已经让廖寒辉泪眼婆娑,跪在了地上。 “来人,取笔墨!” 呼喝一声,皇帝御笔亲提了一句话。 微禹,吾其鱼乎!己亥月十三。 泼墨写完这几个字,皇帝只淡淡道:“朕给你留着,若真治成了,卿也当得起这句话。” “兴国公昔日复唐时一别千年的西域,因功封爵。你若能复宋时一别六百年的富庶两淮,封爵何难?” “历朝历代,未有因治水而封爵的。朕愿爱卿敢为历代先!” 只是随便的几个《左传》上的字,廖寒辉并没有惶恐地表示自己当不起之类,而是感情迸发伏地大哭道:“臣,定尽全力!” 一旁的刘钰见状,心想皇帝这是准备赌一把大的啊。听这意思,漕运改革还要加税改,就要靠治淮成功来压。若成,威望冲天,事事皆成;若败,上天预警,事事皆废。 大顺可不差会画流民图的。 如今也只能默默祈祷,但愿老天爷给两淮百姓一条活路,要是修的途中就发特大洪水,这天人感应、上天预警的大帽子一扣,估计皇帝再也不敢搞什么敢为历代先的事了。 刘钰暗暗祝祷道:“老天爷啊老天爷,这也算是你和耶稣打架的关键时候。你可得给点力啊。人能谋划的都谋划了,成不成还得看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