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府尹当即介绍了一下松江府这种特殊的、其实完全是中农水平的假佃农，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里面，有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基层到底交了多少税。　　大明也好、大顺也罢，只看律法，简直就是农民的天堂。三十税一，这税低的实在是叫全世界羡慕。　　然而，要是只看法规法令的话，这世界变成天堂也太过容易了。　　如果都是按规矩办事，不说正常的土地税，就是加上明末的三饷，也不多。　　这里不提地主收租的问题。　　只提收租之外的税赋徭役问题。　　大顺的土地税，就算加上人头税，其实也就0.05两白银。很低。　　但是，一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这才是基层的现实。　　一亩地0.05两银子的正税，一点都不多。　　可是，此时也有一些乡绅对此是有记载的。　　曰：每亩正税4分，又每分加平二分，则此一钱二分矣。国课应完，若亩只收一钱二分，尤可支也。　　然，官府每逢大役，则按亩加派。若每钱税加至半两，尤可支也。　　然，每岁加派十次、廿次、卅次，叠而加之，不可支也！　　凡遇过差，公馆、驿马、酒水、门包、长随、书吏、衙役、夫轿，皆出于是。而乡约贤者又借官私派，民岂能活？　　这就说的很明确了。　　应该缴纳四分银子的税，基层官府按照惯例，每分银子再多加二分，也就是一分变三分、一亩地的四分便一钱二分。　　这样的话，也就相对于十一税，也能活。包括潜规则的两倍的加税，依旧还能活。　　但是，遇到徭役、加派、差事，这加起来就没数了。　　好比去挖河，你不想去，那就交钱啊。交了钱，理论上官府雇人替你去；又好比有官员来了，走运河，得去拉绳或者准备别的，这也得抓人。不想去，就交钱。　　刨除掉地主地租这个根本性问题，基层官吏能把三十税一，干成二税一、甚至达到一点五税一的地步。明末甚至出现了撂荒跑路，大片土地没人敢种的情况。　　只看法令、朝廷的制度，感觉封建王朝真的是符合仁义之政的。　　可要看看基层、看看现实，只能说，能活二百年的王朝，都是命大的。　　原本，还有人头税，摊派的钱，可以摊派在人头税里。同样是一分银加杠杆，加到一钱，但这一分银一部分是土地税、一部分是人头税。　　现在，取消了人头税。就算加杠杆，也得有初始的钱数，这些钱就全加在土地上了。　　中上层，都有避税的办法。或者说，都不需要专门去避税：只按照国家规定的国税收，根本没几个钱。　　他们避的，还是国税之外的钱。　　大明也好，大顺也罢，收一两的国税，底层要承担十两、甚至二十两。看似一年收个千八百万的地亩税入了国库，底层估计收了一二亿当不是问题。　　所以大顺的财政，比大明强点，但也垃圾到极点，以至于马上要被没有印度、十三州还不纳税的小小英国超越了。　　这种情况自明时便有，所谓投效等。　　所避的，不是朝廷的那点正税，避开的主要还是基层的层层加码。　　这种情况下，刘钰当初就说过的、那些商贾阶层也认识到的“土地售价降低”的情况，也就随之出现。　　小农阶层是被盘剥的重点，土地越多，越轻松。　　就算不避税，只要能避开基层的加码，就毫无压力。　　而现在，伴随着人头税摊入土地税，这种情况更加的严峻。　　皇帝坐在金銮殿里，觉得自己行的是仁政啊，三十税一，这还不仁政？　　实际上，基层的情况，并不那么简单。　　这是全国的普遍性情况。　　普遍性之外，还有松江的特殊性。　　伴随着对日贸易开启、伴随着西洋贸易提振、伴随着中瑞联合贸易公司开始扩大走私业务，以及种种股份制公司的出现，使得松江出现了一股投资风潮。　　之前在松江府尹那和刘钰交谈的，是比较正统的乡绅，属于是天朝的OLDMONEY阶层。　　不投资、不工商，而是老派地放贷、收租、科举、传家。　　他们和松江佃农的特殊性，关系不大。　　有关系的，是一些看到投资有利润后，将资金投入到股份制公司之中赚取年息的乡绅，或者是一些大中型地主。　　他们急需钱。　　但是，贸易的不稳定性、天朝一直以来的囤地传统，又使得他们不想要售卖土地换取急需的钱。　　借贷，利息太高。　　贷款，没有银行。　　卖地，那是败家子。　　这种情况下，也就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租佃形式。　　押租制。　　比如说，这块地，如果卖的话，正常卖10两银子。　　但是，地主不想卖，大顺卖地是败家子这是一种普遍心态。但又急需现金来投资。尤其是诸如对日贸易公司增股的时候，明显赚钱的买卖，肯定要投钱的。　　那么，这时候有农民站出来，说我租你的土地。我给你6两银子押给你，你把地租给我种，每年我象征性地给你点地租。什么时候你想把土地要回去了，你就把这6两银子给我，我就把土地退给你。　　这有点类似于典当。　　只不过，典当的，是土地的使用权。　　为什么不直接花10两银子买呢？　　一来，能花6两无限期的租，每年只给一些象征性的地租，为什么要花10两？　　二则，地主自己也不想卖地。卖地容易买地难，土地也是留给子孙最好的基业。将来万一买卖失败，收回土地即可。　　三则，土地在谁手里，谁就要承担税赋。大地主有关系，可以只交国税，避开那些摊派。而买地的人，只想要地的使用权，不想要地的所有权，因为有了所有权，就意味着要纳税，承担徭役等等。　　四则，地主急需钱，又不想卖地。折中一下，怎么可能按照原价去“押租”？　　如此一来，也就形成了松江府佃农的一些特殊性。　　询问之后，可知眼前这家佃农，原本就是自耕农。　　家里有四亩地。　　将四亩地卖了，换成现金。　　然后，在大地主急需现金的时候，拿着卖掉四亩地的现金作押，租十亩地，每年只需要缴纳一石租子。　　比起正常的、普遍性的租佃，这租子其实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刘钰见过最离谱的，是收粮时候，百斤一算，六十五归田主、三十五归佃户。这十亩地才收一石的租子，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这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四亩变十亩。　　还省下了之前四亩地要承担的国税和杂税。　　他是佃户吗？　　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土地这个生产资料。　　但是，他穷吗？　　不富，但相对于大顺的普遍性的佃户来说，肯定不算穷。　　这种租佃，对双方都有利。　　首先，松江府因为大量的南洋米、东洋麦，使得传统的收租子的收益下降。　　其次，投资需要现金。　　再次，拿着土地抵押去借债；和将土地的使用权租出去，收取将近一半的土地售价的现金，这两者完全不同。　　前者，那土地抵押出去借债，主动权在债权人手里。而且，松江府工商业的投资，也没有密西西比泡沫或者南海泡沫那样“诱人”的回报率，借高利贷去投资，那投资回报率得多少才能值得借高利贷投资？尤其是大顺高利贷利息如此高的情况下，谁不到万不得已，敢去借贷？　　后者，土地的所有权，仍旧是地主的。当地主投资失败，或者又想继续收租子的时候，将押金推给佃户，土地仍旧是自己的。　　而且，松江府这边，是保护这种租佃模式的，是走官方印花契约税的。大部分情况，双方也不会闲着没事干违约：地主收回去干啥？佃户退了干啥？　　绕了一圈，其实谁受损了？　　仔细想想，似乎也没有人受损。　　国税不高，按照正常国税缴纳的话，大明也好，大顺也罢，小农破产并不容易。　　税高的，还是地方的摊派，以及各种理由加派的钱。而大的地主是可以规避这些额外税费的。　　既是要做社会调查，不管是真正的佃农，还是这种实际上是中农的假佃农，都需要询问询问。　　刘钰心道这松江府尹，亦算是能吏了。　　不管是考虑到基层民情的慈幼院佃农抱养政策，还是对两种不同租佃模式的了解，都足见此人既知道变通，也确实对民间有些了解。　　考虑到这户佃农的家庭状况，刘钰也没有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询问他们关于“进口粮食”的看法。　　这都不用问，显而易见的事。　　粮价降低，这些名为佃户、实则属于承包土地的中农，他们肯定是不满的。对他们来说，主要的收入，还是种粮食、卖粮食。　　而且由于他们一不需要缴税，二来押租制下，他们给田主的租子不多，所以他们最有可能赶上某年粮价飞涨而达成阶级跨越的阶层。　　刘钰估摸着，若是问一句，只怕肯定是诸多不满。　　明显不满的问题没问，刘钰反问了一下这里妇女纺织的情况。按照以往的习惯，摸出了一些冰糖分给家里的小孩，又差人去准备些餐饭，如此平易近人的做作下，这家主人的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　　说到女人纺织的事，这家主人便道：“城里的商人提供棉花，这边村子的女人便拿着城里商人提供的棉花纺纱线。月初领多少棉，纺出多少，商人收购多少。价格也是商人那边定。”　　“赶着农忙时候，白天做农事。晚上，村子里的女人便聚在一起。”　　“譬如今日张家、明日李家。每家晚上点一次油灯，每日轮换，谁也不吃亏。”　　“若是手艺好的，亦可织布去卖。只是拙妇手笨，只好做些纺纱线的活。待过些日子，我再租佃些地。若粮食够吃，便种些棉花。”　　“如今粮价又低，棉价却高。想来再过些年，自己种棉、自己纺织，再去售卖，或能多得一些钱钞。到时候也好给孩子们多置办些土地。”　　“只恐过些年，这土地或种棉、或种桑，价格又上来了。便是押租，也要多花不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