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爪哇南洋地区，还能算得上有点工业资本的思路。至少是以发展生产力、扩大生产为目标的。　　那么，在大顺北方，蒙古地区，那就真可谓是商业资本主义的极致表现了。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下的劫夺制，当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　　而这场劫夺制的淋漓尽致的终点，就是这一次刘玉的棺椁走海路的终点，天津。　　自从当初大顺废漕改海定下来之后，天津的地位就已注定。但要说天津这些年的发展，终究还得说一句，李欗上台后砸锅卖铁、靠着贱卖国有土地的方式勐搞基建修铁路，才算是让天津摆脱了松苏的附属地位，真正成为了大顺在北方的港口城市。　　随着李欗的边疆铁路计划的实施，从京城延伸到张家口、乃至于河套的铁路，使得天津这个港口，总算是可以说自己能辐射小半个塞外了——另半个，是松、辽水系平原，和天津关系不大。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个听起来似乎寻常的口号。　　但若看一看这些年大顺的一些变化，便可直到这句话本身，一点都不寻常。　　比如，皮、毛、大黄，这些绝对算得上是大宗物资的商品。　　在几十年前，甘肃青海的大黄、细绒骆驼毛、羊皮等，要运到天津，是一场不亚于哥萨跨越西伯利亚弄毛皮的艰难旅途。　　要用皮筏子，顺着黄河，尤其是艰险的宁夏段，激流2000余里，先抵达河套。　　到了河套后，再用骆驼队、马队等，运到通州。这玩意儿要分旱季雨季的，雨季用马、旱季用骆驼。　　到了通州，再把这些货物，走北运河。要是赶上旱季、枯水期，那么北运河实际上也是走不了的。　　故而，西北边塞，不是没有好东西。　　大黄、驼绒、细羊毛、银鼠皮等等，这都是好东西。　　但之前的问题，就是运不出来。这不是说就地生产，就算你就地生产，那么你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还是得运出来吗？　　铁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运输费用降低了，蒙古地区的原材料可以方便地运来了。　　以蒙古地区的羊毛和骆驼毛为原材料，呢绒、毛毯、毡子等纺织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了。　　一方面靠海外市场。　　另一方面，自是靠政府的订单扶植，尤其是军装毯子帐篷等等。　　再加上，朝廷的都城在京城，是以在天津周围也鼓励发展诸多重工业。煤、铁、造船、军火等，亦是蓬勃。　　这些好的方面，自然算是彰显了资本主义的伟力。　　不过这不算什么。　　真正能彰显其伟力的，还得看坏的那方面。　　大顺的商业资本，在铁路修通后，用了二十年时间，就用劫夺制创下了奇迹——高利贷的利息，已经让蒙古地区陷入一种竭泽而渔还债的状态，大量的羊才成年还未产仔就得还债；更是直接逼反了一部分蒙古人，烧商店、杀商人、造就了喀尔喀部的一场大规模叛乱。　　蒙古地区，不比别处。　　譬如法国，畜牧业也不差，也很发达。　　譬如潘帕斯草原，畜牧业也确实发达。　　问题是，法国当做牧场的地，潘帕斯那种年降水量在900毫米的土地，在大顺，早就被当成耕地了。　　而蒙古地区，纯纯地是被农耕挤到了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北，甚至因为这几年气候转暖、以及一些抗旱作物的种植，农耕区不断北移。　　这也使得，蒙古地区的经济结构，极为单一，且极为脆弱。　　经济结构单一且脆弱，那么社会分工也就还早，手工业发展什么的最多也就想想。　　啥都缺。　　布匹、铁锅、丝绸、茶叶、糖……甚至于，如今连批量制造的铜佛像，在这边都卖的相当好。　　然而蒙古人手里又没有钱。　　抢……燧发枪时代了，抢钱的时代过去了。　　那就只能换。　　商人们倒也不急着要现钱。　　春天来的时候，你赊了多少东西，咱们定好了你用多少羊来还；秋天回去的时候，把你欠债抵账的羊牛马赶走。　　这里面，显而易见地能看出来问题。　　春天的羊，和秋天的羊，是一个羊吗？　　或者说，一个小牛犊，和长大后的牛，是一个牛吗？　　从生物的角度上讲，是。　　从商业的角度上讲，显然，不是。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蒙古地区的经济结构单一且脆弱，所以社会运行和大顺这种理论上是小农国度的情况，完全不同。　　各个部族的首领，类似于欧洲的封建主。　　下面的牧民，倒不如说是农奴或者牧奴。　　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向大顺皇帝效忠，按照封建分封那一套，各自分好自己的地盘草场等等。　　同样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得向最高领主履行封建义务。　　在大顺内地，是郡县制、亩税。　　而在蒙古地区，则基本还是封建义务制。　　封建义务这一套，隔壁幕府就搞得有模有样。大顺这边也差不多：各个部族的首领，时不时得入京朝贡，在京居住一段时间。　　入京……京城居，大不易。你入京，不得讲排场、不得花钱？　　没钱，那不得借啊？　　借，自然是和在蒙古地区买卖最大的商会借。　　利息，肯定是按照《大顺律》走，绝对合法：36%，最多三年，连本带利两倍即止。若两倍即止，还不还，则本息合计为新本，再按照36%的年息还。　　除此之外，各个部族得出丁、徭、役。　　比方说，驿站、边防、巡逻、戍边，这些义务，是要花钱的。　　花钱，没钱就得借。　　借了，就只能借合法的最高利率，低了压根借不着。　　借钱，又没有金山银山，拿啥还？那不就只能拿牛马羊等来还吗？　　而商会在这里，实际上赚了三份钱。　　借的钱，总要花了买东西，所以还是买我的东西。这是一份钱。　　借的钱，得按照大顺律的顶格利息算利率，三年翻番。这是一份钱。　　迁牲口的时候，牲口是按照春天定下的数量，秋天再弄走，那这一个牧期的长膘，又是一份钱。　　一般来说，这种事若在中世纪，实属正常。　　就和欧洲的领主和犹太人一样，借钱，不想还，那就杀犹、驱逐犹太人呗。　　然而，问题在于，在这边做买卖的，可不是无力反抗的犹太人。　　其幕后的资本，那都是京城的勋贵、军事贵族、御用大商人、皇族等等。　　这就没办法了：想欠债不还？行啊，打进紫禁城来囚禁债主嘛。　　问题不是打不过嘛。　　尤其是铁路修到了张家口继续向北之后，上次叛乱火烧商铺的事一出，这边铁路直接把兵运过去，迅速平息了事端。　　某种程度上讲，在蒙古地区活动的商会，就是大顺的东印度公司，而且显然还是转型前的、以商业资本主义劫夺为目标的那种原始东印度公司。　　这和大顺在南洋等地的手段，就完全不同。　　一个是无意识的工业资本主义思维；另一个则是无意识的商业资本主义思维。　　当然，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大顺面对爪哇的土地，印度的土地，总能知道可以尝试着试试自己熟悉的办法，亩税制。　　可面对着蒙古游牧区，大顺这边也着实只能如此，根本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因为，这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要办的事可就多了去了。　　改土归流、划分牧场、取消血缘继承、重整和蒙古贵族的关系等等，一堆堆的事，远不是说一场简单的改革就能解决的。　　当然，朝廷也乐于如此。怎么看，蒙古各部，都在“私有制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规则下，实质上被大顺这边的商业资本所掌控了。　　只要大顺有本事、有军事力量，保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规则——李自成起义的时候，明显是反这个规则的，但显然此一时彼一时——那么实质上，大顺就牢牢拿捏住了蒙古地区。　　当然，这种事也十分正常，非常容易理解。　　很多人以为的资本主义萌芽，是萌芽了、发展了，于是蒙古地区放羊剪羊毛、把羊毛卖给萌芽区发展纺织业、然后再用羊毛的钱换回所需的生活用品。　　于是，在伟大的资本主义萌芽下，一切都欣欣向荣。工业发展起来了、市场扩大了、生产力提升了……　　然而，实际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则是：高利贷横行、劫夺制、商业掠夺、压低价格、低买高卖、强取豪夺、军事镇压。　　竭泽而渔到，蒙古地区一些部族欠的债，把部族所有的羊都卖了，都未必还的起。而很多地方的羊，还没生羔子呢，就不得不拿去抵债了。　　本来这就是很正常的事。　　荷兰的商业资本主义就是这一套，在本国如此，在南洋也是如此。总不能说荷兰都不叫资本主义吧？　　大顺在蒙古地区搞得这一套，肥了许多人，也促成了华北地区一些地方的棉纺织业、皮革业、毛毯业、毛纺织业的发展。　　而通过这种原始积累拿到了第一桶金的京畿区的资本，又把他投入到诸如包买制的棉纺织业上，用印度爪哇的棉纱发展华北的家庭分散的织布行业，依靠着北部市场大行其道。　　大顺南北两个金融中心的格局，已经逐渐成型。　　但也意味着，旧天下，无法和平地、不过于流血地过渡到新的天下。　　最内核的大顺内部的小农地主问题，还未触碰。即便只看外部，已然是从欧洲到印度、从南洋到蒙古，各地都已经矛盾丛生。而且，都是些之前并未出现过的、让这群人有些无所适从、有点不太会以史为鉴的新矛盾、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