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考虑松苏江南地区的话，印度这边空出来的产业份额，应该一点都不分给齐鲁，应该全力支持松苏的产业发展，通过欧洲和西非的贸易，快速增加纺织工场的数量，全力加速当地的转型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入。　　但如果考虑整个大顺的情况，那么印度这边空出来的产业份额，就必须要拿出许多分给齐鲁这边。借由朝廷的调节管控，渡过挖河修堤占地的艰难日子。　　不过，即便这样，短时间内生活水平的下降，那也是肉眼可见的。　　的确，相较于大顺开国之初，鲁西地区的人均土地面积锐减，百年的休养生息、人口滋生，人多地少的矛盾确实愈发严重。　　但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一方面是妇女从事副业纺织，另一方面也是人多地少辩证地去看，也确实依靠着劳动人民的智慧，有所缓解。　　二年三熟制，固然说需要小冰期结束之类的限制条件。　　但，人口滋生这个因素，也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假如说，一个劳动力，耕种着家庭的三五十亩地，你让他搞两年三熟的种法，他也真的承受不住。劳动量实在太大的。　　伴随着人口增加，人口因素也导致了两年三熟制度，在山东这边快速普及。　　冬小麦夏大豆春高粱亦或者冬小麦夏玉米春谷子的模式，开始推广。　　因为人均土地减少，使得劳动力不得不在有限的生产资料上，投入更多的劳动。　　而更多的人口，也使得两年三熟这种极为疲惫、极耗劳力的种植方法，是在劳动极限之内的。　　人均25亩地的时候，就算你有两年三熟的技术、也有小冰期过去的气候，没有拖拉机和收割机，你也玩不转两年三熟。太赶时间了，种收日子一旦下雨，那就根本不可能了。　　人均5亩地的时候，两年三熟的技术，就可以迅速普及。一方面是逼出来的，另一方面也确实能忙过来。　　故而，虽然说人均土地的面积已经减少，但是日子也还真差不多过得去。当然这种过得去，就是过得去，很脆弱，稍微有点灾害，就要完，而且基本上家里根本没有积蓄。　　而且，两年三熟、抢种抢收的劳动强度，真的是能让人崩溃的。　　此时北美的一些上层、军官等，吐槽北卡罗纳州的“懒散”农夫，说是农闲时候晒太阳、一年就忙那么一阵的日子。但，这种懒散，正是许多农夫巴不得的事。　　几十年后欧洲工人渴望的那种当农民的梦想中的“农民”，可绝对不是大顺这种撅腚哈腰芒种前后热死人的天气割麦子、然后赶紧抢种豆子甚至不睡觉、然后第二年种高粱还得把高粱秸秆一刻不落地收拾回家垛起来当柴禾否则连饭都做不了的华北平原的二年三熟和缺乏燃料状态下的“农民”。　　固然说，此时大顺绝逼可以嘲讽全世界的“亩产”，真的是群嘲全世界。　　甚至于，此时的山东，嘲讽150年前的山东“亩产”，都没问题。　　但这种“嘲讽”，是建立在拼了命干活的事实上的。实际上，嘉靖年间，二年三熟制还缺乏足够劳动力，依旧还是一年一收的半粗犷式劳作。　　可以说，两年三熟，是技术进步，最大化地利用太阳能量，使得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增加，平均亩产冠绝全球，在智利硝石和海岛鸟粪石大规模投入种植园之前，富户凭借豆饼肥田、穷户只靠豆类固氮，整个世界没有比这亩产更高的操作。　　但也要清楚，要是“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在牛耕时代，是不可能有力气搞什么两年三熟的，更是没必要搞的。　　就如同，法国人会惊呼荷兰人排干沼泽以种地的壮举吗？不，法国人只会觉得，这不脑子有问题吗？不嫌累吗？去旱草甸子种地多好？为啥要费好大力气去排干沼泽？　　假设两年三熟，简陋来算，就算增产到原本的15倍。　　以两年三熟三十亩地计算。　　若排除掉税、赋、摊派、银钱兑换、火耗等等这些，只算毛产量，基本可以视作和北美的120亩地的一季麦产量差不多。　　因为到了北美那边，120亩地，是要拿出10亩作为草场地、剩下的那些要轮作休耕种豆科植物等。另外还有个人的柴草地，不需要非得烧秸秆做饭，没秸秆连饭都做不成。　　但是，这两者的劳动强度、生活舒适度，农民这两个字的吸引力，是截然不同的。　　更不要说，那些税、赋、劳役、水旱、柴草等问题，是不可能排除的。　　山东，河南一些县的农业彻底崩溃，历史上要到1855年黄河决口之后，漫灌淤积导致的大面积盐碱化、荒漠化、耕种土层被覆盖。　　现在，华北地区的农业，小农经济，是在崩溃的边缘，但还没有崩溃。　　这正是最难搞的一个时间节点。　　往前点，可以转型，人均土地只要达到20亩，男耕女织的体系崩溃，也不至于活不下去，最多是活得艰难点。　　往后点，真到崩溃的时候，所谓的“盛世”一过，再想搞大移民、大工程、大水利除非是一个逆天组织力的中央政府再度出现，否则没戏。　　但偏偏，现在移民这事，大家都不情愿。　　尤其安山湖地区。　　因为大顺废弃了运河漕运，所以安山湖作为“水柜”的意义消失。　　做水柜的时候，保漕是第一要务。垦荒？围湖？抓着就给你平了。　　现在漕运都废了，安山湖淤积半死，朝廷的草荡漕运巡逻队也裁撤了，湖边人家纷纷围湖垦荒，耕地面积相对于废弃漕运之前，还有所增长。　　因为大顺不是宗教入脑的国家，社会氛围也不是如此，所以造就了之前的辉煌。　　但同样的，因为大顺不是宗教入脑的国家，一切得讲利益、讲实际，所以没办法用“应许之地”的故事、用“出埃及记”的附会，让许多人漂洋过海，相信“先知”的指引。　　是故，哪怕刘玉和各层官僚，把道理说破了天、画了美好的饼、讲的去那边有多么好，依旧是应者寥寥、阻力极大。　　一般来说，在关于时代变革的故事里，多数会选择一个中等家庭的视角。　　可上可下，才能叫体验人间沉浮、变革时代的中产命运。　　而刘玉之所以选择分化移民，第一批移走的，是鲁西农村地区的中等之家，原因倒没这么多沉浮之叹。　　主要是富户和士绅，他们造反意愿不强，给他们好处，甚至是类似于“逃奴法”一样的隐藏好处，让他们裹挟佃户远迁关东。　　而底层，再差也差不到哪去。　　而这些中等家庭，一来家里即便没有功名，但是可能距离秀才很近，最起码也是开过蒙、识得一些字的二来挖河修堤并不是个好活，底层或可忍，甚至觉得生活水平没怎么下降、毕竟本来就在底了再降也降不到哪去，而对这些中等家庭来说，挖河修堤无疑肯定是苦日子，他们的情绪会更加强烈。　　毕竟，一般来说，就算出劳役那至于乱世时候被抓壮丁，中等家庭也会选择出点钱，雇人去。　　安平湖周围的一家姓王的家庭，就是这样的中等之家的典型。　　家里尚未分家，老爷子今年六十多岁，唤作王成，娶妻刘氏，也还健在。　　膝下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嫁了出去是别人家的了。　　四个儿子的名字，也是俗之又俗的龙、虎、豹、彪，在一起过活。　　老房子、带堂屋。　　和历史上黄河北决之后的鲁西地区的中等家庭，最大的区别，可能也就是少了一艘始终在房顶上“躲水”的船。　　再就是因着黄河数百年没从这边走了，是以这边的老屋子，并没有一层一层又一层的地基淤积。　　家里四五十亩在账的地，七八亩湖边不入账的垦田、养了个牲口。　　四个儿子都结了婚，孩子也有了。　　在迁徙这件事被公开之前，家里面的事，无非也就是围绕着婆媳、妯里这点事转。　　老爷子多给了大伯哥家半个西瓜、婆婆悄悄给了老三家二尺布、昨儿二嫂子买了斤桃没给我家小孩无非就是这些。　　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不分家单过、婆婆掌内公公掌外、纺纱织布自己用、偶尔卖点换棉花。　　体现在这，便是大顺已经变革了十年，甚至已经在欧洲干了一仗了，但实际上外部世界的变化，对这样的家庭而言，几无影响。　　倒也不能说变革毫无影响，比如说漕运被废，这就有影响。至少，他们家以后不用每年都出漕运徭役了，也不用去修安平湖的堤坝以便蓄水济运河了。　　这算是为数不多有影响的对方。　　至于剩下的，不管是松苏已经开始用蒸汽机了、还是大顺在直布罗陀击败了英国舰队、亦或者大顺的棉布在西非取代了印度布等等，这些，对他们家都无影响。　　日子还是照常的过，一如既往。　　直到要迁徙的消息传来，平静的日子破碎，一切熟悉的生活轰然崩塌。　　此时，长子王虎正跪在祖屋前，双手死死压着老爷子早就打造好的寿材，劝道：“爹，没用。我们就是抬着棺材去衙门，那也没用。前几天县里已经闹过一次了，一群人抬着棺材去了就是不肯走。结果怎么样了？还不是把各家的儿子叫去，打了一顿板子。”　　“胳膊拗不过大腿，人家是当朝国公，县太爷能怎么办？爹，去也没用，你是不知道，他们都是带着兵在县里呢，一个个凶神恶煞的，都是北边的兵，那是真打啊。”　　六十岁的王成拍着桌子，胡子气的一翘一翘的，骂道：“真就没有王法了吗？戏里说什么金兀术坏、东虏鞑子坏，我看就是他们得了天下，也没说要逼着人搬走的吧？也没说要扒黄河的吧？我看呐，这大顺朝啊，是要完呐！奸臣当道，不辨忠奸了！”　　他虽不是秀才，却也读过些书，胞弟是中过秀才的，但也就是个秀才，没借着什么力。但既是读过些书、识得些字，最基本的“奸臣乱国”的认知，是有的。　　东虏鞑子到底什么样，他又不曾亲眼见得，自是难免生出一些他们也未必干的比这还坏的想法。　　王龙听的父亲这样说，赶忙道：“爹，这话在家说说也就是了，可千万别出去说要我说，既是拗不过，不行就从了吧。要不咋办？说是到了那边，十六到五十的丁口，一丁120亩荒地，几年免税，又没劳役”　　王成骂道：“听他放屁。关东没人，那是冷，尿个尿都得拿棍子敲。我就不相信了，这世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竟没人住？要走你们走，我是不走，他要是非逼我走，我就吊死在祖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