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人才辈出，其中法家的崛起速度发人深省。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通过改革，使弱小的秦国一跃成为能与齐、楚抗衡，争雄于天下的大国，可谓劳苦功高。　　 乱世有一个优点，即可以不拘一格任用人才，这为贫寒子弟向上流动提供了道路。在战国时期，一个人只要有才华且有雄心壮志，就不会被埋没。商鞅早年由于没有遇上明主，所以郁郁不得志，差一点枉死在魏国。商鞅渴望使尽平生所学，立名于当世，立功于后世。所以，当他听说秦孝公为重振秦穆公的霸业而下令遍寻天下贤才时，商鞅毅然离开让他彻底绝望的魏国，只身前赴当时还是弱小的秦国。　　 商鞅本姓公孙，名叫鞅，他是卫国国君某姬妾所生之子，后来之所以被称为商鞅是因其在秦国封地的缘故。　　 秦国虽然弱小，地处偏远，但像商鞅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想见秦孝公一面也是很难。为了理想抱负，商鞅俯身低就求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引见自己。　　 第一次见到秦孝公，商鞅言辞恳恳，孝公却昏昏欲睡，没听进商鞅的一言半语。事后，秦孝公责备景监，说他推荐之人乃迂腐呆滞之徒。　　 景监也很无奈，这时商鞅再次求景监引见，景监对商鞅还抱有一线希望，所以再次答应了商鞅的请求。第二次召见，秦孝公懵懵懂懂，觉得商鞅说得有理，但不合他的心意。景监被秦孝公责备后，将商鞅当做出气筒。商鞅说，他用称王之道开导秦孝公，但是秦孝公急于求成。事不过三，经过两次交谈，商鞅已经完全探知秦孝公的心愿，请求景监第三次引见。秦孝公第三次召见商鞅，果如商鞅所料，他很信服商鞅的话。　　 原来秦孝公复业心急，复仇的心更加殷切，渴望在有生之年称霸中原，重振秦穆公的雄风。古语云，欲速则不达。欲成大事，而又想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办成，唯有施行霸道。　　 后来，秦孝公召见商鞅几次，商鞅都用称霸之道开导秦孝公。秦孝公对霸道很痴迷，所以与商鞅交谈时，他会不知不觉移席靠近商鞅，不厌其烦地听其讲解。　　 法家注重的是刑罚之学，商鞅知道法家的弱点，即威严过重，缺少恩德。但诸侯国争战不断，商鞅久不得志，加之秦孝公诚心重用，他只能赌上一把，利用严刑峻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增强秦国国力。　　 面对疲弱的秦国，商鞅要辅助秦孝公称霸，力图一改旧貌只能施行变法。但商鞅变革遭到了保守派甘龙和杜挚的反对。　　 商鞅告诉秦孝公，心思犹豫不决则必然拖累行动，如果行动不果敢，则必然劳而无功。见解高远的人不会拘泥于俗见，而见解独到的人也未必会得到众人的认可。愚昧的人不会事先谋划，即使事情成功了，他们也不明所以；相反，聪明人谋事于未萌，料事于未发，对前因后果清楚明了。　　 这一席话的意思是，拘泥于俗见的人并不值得与他们商议变革大事，因为他们只会遵循过去的礼法，不懂创造。　　 甘龙等老臣过于尊崇过去的礼法，认为流传下来的老规矩才是治理国家的良策。甘龙说，“圣人不会通过改变民俗来教育百姓，有智慧的人不会胡乱更改祖上礼法。顺应过去的民俗以教育百姓，不用劳神费心就能成功，沿袭祖上礼法治理国家，百姓的生活才会有序，行为才会有依据，天下才会安定。如果擅自变法，天下必然大乱。”甘龙是保守派，不仅不主张变法，还认为变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变法的确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但如果一贯安于现状，唯祖上之命是从，则只会守成，无法壮大国力。甘龙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　　 为反驳甘龙的观点，商鞅朗声说道：“聪明人负责制定礼法，愚蠢的人不知变通，天生注定是被聪明人的礼法约束的命。贤能的人懂得因势变更法度，无能的人蠢笨如石，只会傻傻坚守，全然不知因时而变。”　　 这几句话，字字如利箭射中甘龙的要害，甘龙无言以对。商鞅话锋逼人，霸气凛然，老臣杜挚起身反驳。　　 杜挚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最好不要贸然变更礼法；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最好不要更换国家旧器。坚守祖上礼法不会有过错，让百姓安于俗见不会出现偏漏。如果当冒失鬼，肆意妄为，难免扰乱天下。　　 杜挚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只因惧怕变法会带来不利影响而一味排斥，势必会丧失变法的最佳时期。　　 面对这两个顽固派，商鞅越战越勇，他说道：“治世不一道，便（变）国不法古（《史记·商君列传》）。”这话的意思是，治理国家并没有亘古不变的礼法，只要有利于国家，旧的礼法是可以被超越的。　　 春秋五霸都是先经历国内变革才先后称霸，秦穆公称霸就得益于五羊大夫的辅助，最终成为一方霸主。秦孝公立志图强，苦无善策，商鞅才高志大，秦孝公自然极力支持。　　 两千年前的“真人秀”　　 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诸侯国以利相交，彼此毫无信誉可言。百姓遭受接连不断的战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有今天不知明天的日子，他们渴求安定的生活。　　 百姓只求温饱，不能与商鞅等人谋划变革大事，但社会的变革最终要体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他们才是变革的最终承担者。如果国家脱离百姓，只有上层变革，那无论这个国家的上层如何先进，它都只是一只纸老虎。　　 商鞅意识到颁布新法如果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贯彻执行起来势必困难重重。在农耕社会，百姓是决定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商鞅虽不相信人民的智慧，却相信人民的力量。为了保证新法在百姓中顺利地进行，商鞅认为必须取信于民。　　 为了取信于民，商鞅在秦国国都城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下令说，只要有人搬木头到北门，国家赏赐十金作为报酬。　　 搬动一根三尺长的木头，赏赐十金，做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却付如此高的酬劳，百姓初时并不相信。很多百姓站在城门外观望，不知商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观望者越来越多，却仍无人向前搬动木头，商鞅增加赏金到五十金。　　 作为智识超凡的大才，商鞅不仅对刑罚深有钻研，对人性更有一套独特的见解。大概而论，儒家信奉人性本善，要求朝廷不要肆意干预百姓，相信百姓会朝善的一面发展。与儒家不同，法家觉得人性本恶，认为百姓需要朝廷严加管理，否则人必趋向坏的一面。　　 当时，人皆趋利避害，很少有孟子所谓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孟子》）。首先，经过春秋、战国之乱，作为人们行为准则的周礼已经彻底崩溃了。社会上层将周礼当做实现目的的幌子，社会下层直接视周礼如无物。为了生存，很多人都是苟且偷生，内在的道德观已经崩溃。　　 商鞅将赏金从十金增加到五十金，就是想以重利诱导百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金加到五十金后，百姓人头攒动，三三五五，交头低声商议。人人跃跃欲试，但仍无人敢出来搬木头。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里终于走出一个人，他说：“让我来试试。”说着他就把木头扛起来，将其搬到了北门。商鞅果真派人赏给那个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金。　　 这件事传开后，在秦国引起了轰动。老百姓都相信左庶长商鞅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城门立木，只为取信于民。商鞅通过此事就是想告诉百姓，让他们相信朝廷。凡是朝廷颁发的诏令，一定言而有信，不问身份尊卑，对有功者必赏，对违法者必罚。　　 自古以来，“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都是堂而皇之的谎言。百姓见商鞅做了一件很真实的事，更希望看到商鞅兑现诺言。　　 经过城门立木一事，百姓记住五十金，记住改革家商鞅，更记住朝廷一定言而有信。在信誉沦丧的战国，取信于民是众诸侯国最想做却最难做的事。商鞅在城门立木，一举赢得百姓的信任，破除百姓对朝廷的猜疑，为变法赢得了民众信任的基础。　　 宋朝的大变法家兼文人王安石，写了一首七绝，直接以“商鞅”为名，就是赞颂商鞅能够取信于民：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既表达王安石对商鞅取信于民的敬服，也表示王安石自己渴望取信于民的殷切心情。王安石与商鞅这两位大改革家，仿佛超越历史时空的限制，使两颗改革的心灵相遇。　　 得到民众的支持后，商鞅开始正式主持变法。　　 商鞅一共主持了两次变法，第一次变法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整理户籍，命令百姓十家编为一什，五家编为一伍，各家互相监视检举；如果有一家人犯法，十家连带治罪。　　 在农耕社会，百姓的多寡影响土地的开发程度。商鞅整理户籍，有助于管理秦国的人口。商鞅施行连坐法，让百姓互相监督，大大减少了犯罪行为。　　 第二，如果发现奸恶之人，隐瞒不报的人将被腰斩，告发之人受到的赏赐与上阵斩杀敌首同等，窝藏奸恶之人受到的惩处与投降敌人的人受到的同等。通过第二条法令，秦国就彻底灭除奸恶之人生长的土壤。如果国家没有奸恶之人，百姓自然相安无事，努力发展生产。　　 第三，如果一户人家有两个壮丁不分家，他们家的赋税将要翻倍。商鞅强迫成年男子分家，目的就要他们自食其力，共同为发展秦国的生产奋斗。　　 经济实力是战争的支柱，战斗装备和战时后勤的补给全取决于经济实力。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的发展就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国家自然无法扩张。　　 法令还规定，凡是致力于农业生产，增收粮食和增加布帛的，可以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者赋税；如果因从事工商业或者自身懒惰而导致贫穷的，他们的妻子都要被收为官奴。这条法令，将百姓的努力方向引向农耕，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　　 第四，有军功的各按标准升爵受赏，没有军功的王族不能列入家族名册。如果私下斗殴，将按性质的恶劣程度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这条规定，将百姓的暴力引向战争，同时解除了王族的一部分特权，为百姓开辟了一条向上层社会升迁的道路。商鞅强调按军功授爵，激发了下层有才之人的斗志，为秦孝公招揽了大量人才。　　 第五，明确爵位尊卑。官吏按等级差别占有土地、房产，甚至家奴的衣裳和服饰也要按爵位尊卑穿戴。军功是百姓获得爵位的主要途径，为了鼓励百姓积极参军奋勇杀敌，商鞅仍然强调爵位的尊贵，这有利于提升有军功者的社会身份。　　 法令还特别规定，只有立下军功的人才能够享受社会的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人即使极富也不能享受社会荣耀。　　 第一次变法有三大作用，第一强调发展生产，增强国力，这体现在鼓励农耕政策上；第二强调建立军功，提升军人的社会地位，这是战争方略；第三强调维持社会稳定，杜绝犯罪，这是以严刑峻法的方式稳定社会秩序。　　 从变法的内容来看，变法很单调，处罚严苛，过于冒进，容易引起百姓不满。百姓懒散惯了，突然实施整理户籍和连坐法，他们深感不适应，虽然如此，但威慑于商鞅的严刑峻法，不敢多言议论，只能将不满往肚子里吞。　　 新法实施了一年多，百姓怨声载道，仅是国都就有1000多人非议新法。商鞅声威凛然，但也不敢轻易触动众怒，正当商鞅为新法的推行而焦虑时，太子触犯了新法。　　 变法缺乏威信，正需要树立威信，正想杀鸡儆猴，有人偏偏在这个时候撞到刀口上，真是天助商鞅。商鞅告诉秦孝公，新法难以推行，因为上层随意冒犯，下层接连效仿，致使新法丧失威信。　　 城门立木树立了改革的信誉，商鞅需要再次惩罚高官，树立新法的威信。　　 触犯新法的是太子，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能轻易施加刑罚。但是，如果不惩罚太子，就不能树立新法的威信。两难之际，商鞅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处罚太子的监督官和老师，于是太子的老师公孙贾被处以墨刑。　　 墨刑就是用刀刺刻脸部，然后涂上墨汁。太子的老师遭到商鞅如此羞辱，太子自然痛恨商鞅，同时下层也因此事见识了商鞅的威严。　　 《史记》记载，“明日，秦人皆趋令”（《史记·商君列传》）。意思是惩罚太子的监督者和老师后，秦国百姓都按新法令行事，可见商鞅这个改革家既坚决又果敢。　　 处罚太子的监督官和老师后，再没人敢非议和敢阻碍新法。反对的言论被压制后，新法顺利地推行开来。新法推行7年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户户家给人足，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占山为王或者拦路抢劫的现象变得少之又少。　　 变法之后的秦国经济发展迅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应对战争的消耗。更为重要的是百姓勇敢作战，以私斗为耻。全国的暴力都藏在军队里，指向其他诸侯国，秦国国内则社会秩序安定，没有违法乱纪的事。　　 经过第一次变法，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　　 国家虽然富强，但社会仍处在高压政策之下，百姓很忌惮连坐法。生活在秦国，百姓必须事事小心，处处留神，不能说错话更不能做错事，仿佛头顶悬有一柄利剑。　　 经过几年的改革，原先非议新法的人获得利益后，开始鼓吹新法。商鞅听闻后，认为那些人会扰乱教化，于是将他们迁移到周边小城。　　 商鞅变法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因此他能够大刀阔斧地改革。作为改革家，商鞅十分刚毅，敢想敢做，所以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树敌太多注定了商鞅的悲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