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国侵入楚国的战争中，申包胥无疑就是那个扭转了时局的人。　　 申包胥和伍子胥二人本为好友，同朝为官，为楚平王做事。楚平王听信谗言，谋害伍奢、伍尚的时候，申包胥外出公干，未在朝中。伍子胥辗转逃难，在路上遇见了从宋国回楚的申包胥，此时楚平王所作所为已经传开，申包胥对伍子胥的遭遇也是心知肚明，二人相见格外尴尬。　　 伍子胥此时并未和朋友翻脸，他深知自己已经与过去的一切就此诀别，深知自己今后将以仇敌的面目出现在楚国面前，这是他的使命，也是他的尊严。于是他在申包胥面前发下毒誓，说自己将来一定要亲手埋葬楚国。这个誓言表明了伍子胥的心境，尽管他不愿意与朋友翻脸，但血海深仇背负在肩，人世间的一切都必须要为此让路，伍子胥除了决绝之外别无选择。　　 申包胥也别无选择，身为人臣，纵然君主无德无行，但心中家国天下的信仰不容侵犯。楚平王的错误，不应由楚国的百姓支付代价。而作为楚国男儿，更不能让自己的祖国倾覆在外敌侵略之手。诚然，老朋友的命运值得同情，但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天下苍生的福祉高于一切。于是申包胥叹道，“即使你把楚国覆灭一时，我也会将其重新振兴。”　　 就在这一誓一叹中，一对老朋友分道扬镳。在这乱世之中，各自以自己认同的方式，坚守着自己的信仰，诠释着自己存在的价值，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　　 伍子胥历经磨难，苦苦地守候了十六年，在这十六年里，他洗尽铅华，学会了沉静。相比于十六年前那个热血青年，现在的他更能领会蛰伏的意义，他就像一把剑，每天都在完成自我历练和淬火，直到浴火重生的一刻的来临。　　 在这十六年中，申包胥经历了什么在史料中语焉不详，大概是因为他的生活太过平庸而不具备记上一笔的价值，但可以确知的是，他和楚国万千官员那样，为这个巨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提供助力。或许申包胥之于楚国，不过是一个小小齿轮。然而楚国之于申包胥，则是他人生的全部。　　 山雨欲来风满楼，楚国最终还是毁在了昏君佞臣的手里。相比于自己的老友伍子胥，楚昭王和他手下的那帮宵小之徒更要为楚国的覆亡承担责任，申包胥深知这一点。不过这对于他已经无所谓了，身为楚国臣，死为楚国鬼，裹挟在兵荒马乱中的申包胥诗中没有忘记他的国、他的王还有他的理想与志向。　　 伍子胥在这段日子里无疑是快意的，尤其是当他把仇人的尸骨从坟墓里拖出，狠狠地抽上三百鞭，十几年的郁结在这一瞬间得以化解。这一切对于伍子胥而言都是应得的，没有人知道他为此付出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他独自熬过的那些不眠之夜。这三百鞭犀利而清脆，驱散了萦绕在他心头整整十六年的梦魇。　　 对于此时的伍子胥而言，申包胥的出现极为不合时宜，申包胥扎破了伍子胥心中业已膨胀到极点的快感。逃难中的申包胥，给伍子胥传话，斥责他对楚昭王的鞭尸之举既忘恩负义又无君无父。这番言论越过了伍子胥的底线，对于伍子胥来说自己背负深仇大恨忍辱负重之时，申包胥却过着锦衣玉食的太平日子，更无法理解他父兄被害的仇恨与痛苦，然而申包胥竟然在他大仇得报之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以道德家的嘴脸来进行说教。　　 不过伍子胥并没有做出激烈的反应，因为在他看来，申包胥不过是因为楚国的灭亡而乱发议论而已，不会有什么作为。伍子胥的回话高傲而充满嘲讽，他嘱咐来人说他谢谢申包胥，自己因为路途遥远而心情急迫，所以采取了在你申包胥看来倒行逆施的方式。　　 申包胥心知伍子胥已经压抑太久，走得太远，不可能回头。于是转变思路，前往秦国求救，希望秦国念在曾和楚国联姻的情分上帮楚国一把。然而秦国国君不愿搅这趟浑水，拒绝出兵相救。申包胥顿时陷入绝望之中，这个男人不知道如何才能拯救他为之付出了一切的祖国，终于，他无法再坚持这些日子以来一直伪装出的坚强，靠在秦国的宫墙外嘤嘤哭泣。　　 申包胥的痛哭不仅仅在于国家的破亡、百姓的苦难让他心如刀绞，更在于面对这一切的自己竟是如此无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祖国被肆意蹂躏，自己的信仰为现实一点点吞噬。　　 哪怕是再麻木不仁的人也会为这个哭泣了七天七夜的人打动，秦国国君终于派出了援军，尽管只有五百乘战车。但这支军队，在申包胥的带领下，竟化出了惊人的战斗力，给予了楚国这个即将陷入黑暗的国家一抹希望和光明。　　 楚国得救了，申包胥和伍子胥的命运再度伸向各自的远方。申包胥选择了隐退，他拒绝了楚昭王的一切赏赐。这是一种姿态，希望向远方的伍子胥铭示自己的一片公心。这也是一种睿智，浸淫官场多年，他不可能看不清楚国的症结所在，深知此时功成身退是最好的选择。终究，申包胥也是一个活在矛盾中、苦苦求索却难以自解的人。　　 白公胜，就是被费无忌构陷被迫逃亡的太子建的儿子。太子建在郑国被杀之后，伍奢带着白公胜流亡吴国。而太子建的母亲，听说白公胜被带到吴国之后，就设计引吴军攻破了自己所在的城池，带着自己的财产，随吴军来到吴国，找到了白公胜，并抚养他长大。　　 白公胜在吴国一住三十余年，在这期间，他的祖国楚国因为连续不断的动荡已经元气大伤。吴国的连年用兵使得楚国上下疲于应付，国都被破、国君出逃更是奇耻大辱。虽然依靠着秦国和越国的出手相助避免了灭国的厄运，但是彼时的楚国，再也不是曾经的那个统领南方、虎视中原的强盛国家了。　　 楚昭王逃过一劫之后重新执掌大权，并重用了自己的两个兄弟——子西和子期，一起治理国家，慢慢地让楚国恢复正常状态。　　 楚昭王死后，他的儿子楚惠王即位。惠王二年，白公胜回国这件事被提上议程。主张迎回白公胜的，是当时已经担任令尹的子西，他认为白公胜好歹也是楚国王室的嫡亲，如今楚国已经恢复元气，不应当再让他旅居国外。叶公子高提出反对，认为白公胜为人狡诈无义，并且时时想着兴风作浪，回到国内以后祸患无穷。子西却认为白公胜为人忠勇，令其守备边疆正是人尽其才。叶公子高坚持己见，认为只有在符合仁爱、遵循道义的前提下才能谈得上忠勇，而白公胜为人偏执，虽然言出必践、事事躬亲却狂热而浮躁，并且很有野心，绝对不能召回。　　 叶公子高的劝告没有奏效，一年后，也就是楚惠王三年，子西将白公胜迎回了楚国，就此揭开了楚国又一轮内乱的帷幕。　　 白公胜奉命镇守吴、楚交界之地，屡次谏言要求伐郑，希望为父报仇。楚国非但没有满足他的愿望，还在楚惠王十年的时候出兵解救被晋国打得大败的郑国，就此结为盟友。这对于白公胜而言可以说是晴天霹雳，意味着他的复仇计划遥遥无期。　　 对于白公胜而言，自己回到楚国，最先要完成的使命，就是为父报仇，对象有两个，一是佞臣费无忌，由于楚昭王当初已经把费无忌满门抄斩，这个目标只好一笔勾销；二是郑国，虽然当初是太子建对好心收留他的郑国做了不义之事，死有余辜，但白公胜可不顾这些。白公胜是一个言出必践的人，至于他的诺言以及践诺的行动是否合乎道义、公理、人心，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此时，白公胜的伐郑理想遭到了现实的阻挠，而这个“现实”，正是源于他的两个叔父，也是楚国的实权人物——子西和子期。白公胜对二人充满怨恨，不在于他们阻碍了自己的复仇，而在于他们阻止自己去实现当初的誓言。　　 这样的心态，不可避免地会加以扩大，这是以下犯上者的共同特点。白公胜也不例外，他很快就把自己的谋逆对象从子西、子期扩大到了楚惠王，而行动的最终目的也变成了让自己成为楚国的新君。　　 白公胜的狼子野心一开始没有引起子西的警惕。有一天子西的儿子平看到白公胜在亲自磨剑，便问何故。白公胜倒是直言不讳，说要杀掉他的父亲子西。平不敢怠慢，将白公胜的原话转告给了子西，子西竟不以为然地说白公胜就是自己庇护下的一只蛋，白公胜知道后杀意骤起，立誓要让子西不得善终。　　 白公胜在蛰伏的同时也在组织自己的队伍。他的心腹石乞给他推荐了一位可以力敌千钧的猛士熊宜僚，无奈不论二人如何软硬兼施，熊宜僚都不愿为他们去行不义之事。二人只好怏怏而回，石乞欲杀熊宜僚以防走漏风声，白公胜却相信熊宜僚虽不与其共谋，却也不会为了利益而出卖他们。　　 白公胜曾与孔子座谈，问孔子说自己私密的事情能否对别人说，孔子不答。白公胜再问说倘若把石块投入水中，会如何。孔子对曰善水者会将其捞出。白公胜说看来还是不能将私事外泄于人啊。孔子说这取决于外泄给谁了。　　 白公胜的野心人们也并非察觉不到。一日，石乞与屈建共饮，屈建问说白公胜是不是要作乱了。石乞欲盖弥彰，说没有这事，白公胜手下亲信不过数人，军力不满一千，怎么可能叛乱。屈建一针见血，说这就是他叛乱的原因，因为他并没有按照礼仪标准行事，显得心怀鬼胎。　　 楚惠王十一年，白公胜打败了进犯的吴军，便以向楚王进献战利品为由率军来到了国都，趁机杀入宫城，处死了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并劫持了楚惠王。　　 白公胜有勇无谋，凭着血气之勇控制了宫廷，却在如何处理国库和处置楚惠王的问题上没了主意。石乞建议把事情做绝，杀楚王、焚国库。白公胜犹豫不决，认为此乃不吉之举，况且烧了国库如何维持国家用度呢。　　 白公胜的政治资本也随着他的胡作非为而消耗殆尽。人们出于他是太子建的遗孤在一开始对其抱有同情，但是他在楚国上下正在齐心合力谋求稳定、发展的时候再度将楚国拉入内乱之中，与人心相背。对子西、子期两位人望颇高的大臣的无故滥杀更是暴露出了他残忍狰狞的面目。由此，白公胜落入了一个独木难支的境地。　　 在这样的局面下，白公胜也不敢贸然称王，于是他推出了自己的叔父子闾。子闾是楚昭王的哥哥，楚昭王死后曾经有机会登上王位，但他辞谢了，并且一力扶持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继位，因此在宗族之中享有很高威望。白公胜希望利用他的名望稳定局势，但子闾不愿成为白公胜的傀儡，结果被恼羞成怒的白公胜杀死。　　 当初力劝子西不要迎回白公胜的叶公子高顺应民意，挥师杀奔国都，在民众的里应外合下剿灭了白公胜的部队。白公胜人心尽失，众叛亲离，独自出逃，被申鸣杀死在野山之中。　　 申鸣其人，是楚国的大将，以孝闻名，白公胜作乱，一力邀其入伙，并以其父性命作为要挟，申鸣无奈只得相从。申鸣杀白公胜，其父却为石乞所害。申鸣认为自己既失身从贼，又不能保全父亲，做了不忠不孝之人，遂自刎而亡。　　 由此，白公胜之乱在叶公子高的手里得到了平息，楚惠王回到了国君的宝座上，子西、子期的儿子分别接任了父亲的职位，楚国恢复了原有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