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　　 位于皇城之内的总理衙门，王象乾、徐光启、程国祥、宋应星这四位皇帝任命留守的总理大臣正在发愁。　　 皇帝居然摆了他们一道，并没有依照原计划行动，而是搞了个突然袭击。　　 等到计划的那天他们去皇宫请求觐见的时候才发现，一时间他们惊恐不已。　　 幸好英国公张维贤及时告诉他们，皇帝带了五千护卫军，已经顺利出京南下，他们才放心。　　 可张维贤也并没有透露太多，就算是一直身为重臣的他们，此时也不知道皇帝的行踪。　　 整个天下，也只有英国公一人知道，皇帝真正的计划和行踪，以及军队要征伐的具体目标、地区和行军路线。　　 但这些信息他不会透露给任何人，上次北征之事还历历在目，他绝不能掉以轻心。　　 他也非常有自知之明，他知道皇帝是非常信重他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难免有奸贼小人从中作祟，耍阴谋诡计，因此事事都在尽量避嫌。　　 皇帝既然已经将军权全部交给了他，那他就不在参与政事了，甚至连会议讨论都很少去，除非涉及到了边镇和军备之事，他才会去了解情况，要不然他连总理衙门都不会去。　　 虽然五个人同为留守总理，但王象乾等人都有可能三五天见不到张维贤的人，他们对此也是默认的，文臣们始终还是没有从心里没有真正正视过武官。　　 应该说，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提防着武官崛起，从而抢夺他们手中权力来和他们作对。　　 就算他们此时都是皇帝倚仗的大臣，同样执掌着大权，也不例外。　　 在明初之时，太祖皇帝同样面临着文强武弱的局面，江山虽是武官打下来的，但治国理政，还真的离不开文臣。　　 立国之初的两大官绅势力，可是连太祖皇帝都深深的忌惮。　　 为此他不得不让徐达大将军兼着中书省右丞相之职，一一种另类的方式夺取权力，与李善长平起平坐，甚至还要高过一头。　　 目的就是要遏制李善长、刘伯温等这些文臣代表。　　 李善长是刚创业时就加入的，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很高，因此他比较幸运。　　 先是封宣国公、后封韩国公，年俸四千石，地位排在国公之首，比徐达还要高。　　 朱元璋甚至在诏命中直言嘉奖他，劳苦功高，可比汉朝萧何。　　 而刘伯温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是半路加入的，他到朱元璋麾下的时候，朱元璋早已成势了，已经准备夺取天下了。　　 没有共同经历过创业的艰苦辛劳，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自然不怎么样，属于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当然这是他当了皇帝稳固了江山以后。　　 相对于刘伯温的浙东官绅集团，李善长所代表的淮西集团，才是扎进太祖心中最深的一根刺。　　 在徐达和李文忠等一批武将代表人物去世后。　　 李善长已经完全成为了淮西集团独一无二的领头羊。　　 武将们没了大哥，在朝堂上没有了话事人，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去依附同样身为淮西人李善长了。　　 所以不管在任何时期，任何一个朝代，文武永远不可能并立。　　 在战争时期，还能以外部的矛盾从侧面缓解。　　 可是在和平时期呢？　　 要么是像唐朝一样，武将藩镇做大，割据一方。　　 要么就像宋朝一样，以文驭武，不思进取苟且偷生。　　 当没有了外部的敌人，自然也就会出现内部的“敌人”。　　 除非有一家完全胜出。　　 但他们依然不会停下争夺权力的脚步。　　 他们甚至可以自己打自己，派系党争不就是自相残杀？　　 因此张维贤的佛系参政，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皆大欢喜的局面，就算是王象乾这种领过兵打过仗的，同样感到庆幸。　　 正当他们打算松一口气的时候，朱由校的飞骑夜不收带着他那份草拟的山西官场任命书回来了。　　 几位大臣看到书信的时候，都是暗自感慨，陛下还真是闲不下来，说好的去西南打土司，怎么先去太原搞事了。　　 但他们也没有办法，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人都已经被砍完了，他们就算有意见或是想反对也没用了，只能尽快把屁股给擦干净。　　 “诸位，对于陛下在书信当中所说的，暂不定山西巡抚的人选，而增设山西总督一职，直接提领除宣大边镇等地的一省军务，以为如何？”　　 “陛下还指定了太原知府的人选，现任河南承宣布政使司、商丘知县的孙传庭，此人还从未听说过，不知有人熟悉这孙传庭否！”　　 这是书信中最重要的两件事，王象乾看完以后当即就先说了出来，听取大家的意见。　　 “这已经有了宣大总督，还要山西总督何为？”　　 “山西除了宣府大同两处军镇以外，并无其他重要边塞，境内百姓安居乐业，既无灾乱又无兵事，提督军务是何为？”　　 “况且山西临近京师，有什么事情，也可以派快马飞报入京嘛，也就几日的时间而已！”　　 程国祥虽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从言语当中不难听出，他是反对弃巡抚而设总督的。　　 原因无他，还是因为国库空虚、没钱导致的。　　 陛下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这个山西总督是要提督军务的，而且是全省的军务。　　 按照皇帝的性子，这提督军务可就不同以往了，必定是有目的才会派人去管辖全省军队的。　　 而最大的可能，就是山西的卫所和各城的营兵要进行整顿了，而整顿军备之前，最需要、最该准备的是什么？银子啊。　　 如果按照当初编练羽林军的规格来编练山西兵，那军费不知道要耗资多少，必然是个天文数字。　　 他虽然是皇帝一手提拔、破格任用的，但作为户部尚书，首先要考虑的是民生大计和朝廷财政，不能因为皇帝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在他看来，山西平安无事，边镇又有总兵官镇守，在这个朝廷财政本就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最避讳的就是去多生事端，增加己方压力。　　 更何况马上要打仗了，就更加不能两头开刀啊，这要是玩脱手了，激起了山西兵变，可是有倾覆之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