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承认我的笔力不够，但写书总要有梦想，要写点自己想写的。　　因此才有了这个红楼。　　我想写的红楼，是一个五蠹之类充当主流世界的红楼；以及这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怎么才能出人头地。　　毕竟，大家都明白，没法改变世界的时候，你只能改变自己。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看看什么叫五蠹！也希望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后，依旧对生活抱有热忱。　　公元前二三四年，秦王嬴政在书案前的竹简中，看到了两篇极为特殊的文章，文中内容惊世骇俗，又言辞犀利，他越看越觉得冷汗直流。　　此后，嬴政不仅发出了若见其作者自己便死而无憾的感慨，而且还将文章中的理论作为了自己一统天下的指导思想。　　这篇文章就是韩非子五蠹。　　五蠹出自于韩非子第49篇，是战国末期法家的政论文。　　这篇文章不止为秦政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揭露了封建王朝的核心以及王权社会的本质。　　总结起来，就是上面站着伪善的强盗，下面站着愚昧的民众。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那么伪善的强盗要怎么管理，以及要怎么去蒙蔽民众让他们发挥最大的生产力，就成了统治者必须要思考的事了。　　所谓五蠹，指的就是儒家、纵横家、游侠、患御者以及不法商贩这五类人群；　　患御者也就是害怕承担的公务员。　　蠹，也就是蛀虫的意思。　　所以，我想写的就是五蠹这五类人的故事，也想告诉大家，当好人没用。　　那么具体五蠹讲得是什么呢，我大致上翻译下。　　在上古时期，人少树多，百姓总要遭到野兽的侵害。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圣人，叫人们在树上搭棚，于是百姓就拥戴他，推举其成为了天下之主。　　这个人就是有巢氏！　　当时人们吃的是生肉、野果、心脏腐臭，许多人都为此患上了重病，于是又出现了一位圣人教人们使用钻木取火，然后百姓就拥戴他做了天下之主。　　这个人就是燧人氏。　　到了中古时代，大禹排除了中原的的水患，之后近古时代，商周两王结束了桀纣的暴政。　　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部都成为了天下之主。　　但如果在今天，要是还有人提倡在树上搭棚，倡导人们用钻木取火，那一定会引起百姓的耻笑。　　同样，在提倡尧舜禹的制度效仿，商汤周王的礼节，那人们肯定觉得他脑子不太正常。　　周文王曾依靠仁政感化西戎，徐偃王却因为仁政而被楚国所灭。　　舜帝曾让人拿着盾牌和大斧在西戎的边境跳舞，他管这个叫德政，最终也确实感化了西戎。　　但现在如果拿着刀剑去人家的门口跳舞，恐怕能带来的只有战争。　　所以说，时代变了，方法自然也要改变。　　上古的人们竞争道德，中古的人竞争智谋，当今的人们诉诸武力。　　这个就是社会变化所带来的策略变化。　　因此，圣人不会照搬古法，不讲什么成规旧俗，该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治理天下，要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　　在古代，男人不用耕种，女人不必纺织，这是因为人少而资源充足，所以就很难发生混乱，百姓也就不必争夺。　　但是在今天，人多却资源有限，常常是费尽力气还不够吃用，因此就难免产生混乱，必然要出现争夺。　　尧帝治理天下时，吃住都太过简陋，君主和百姓没有太大差别，所以他才能够做到赡养。　　但如今，一个贵族奴仆的生活和百姓都是天壤之别。　　所以别说是什么帝王，就连县令也不舍得辞掉权威。　　古人轻视财物，是因为资源充足，争夺与否没有多少差别。　　现在的人重视权利，因为资源稀少，不去争抢就没有饭吃。　　所以古今的人性没有变化，有的只是利益和制度的区别。　　儒家提倡遵循古法，说，如果想治理天下，那君臣的关系就要像父子一样。　　但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天下也就不存在父子间的纠纷了。　　何况君主爱民本就不可能超过父母爱子女，这是再直白不过的道理。　　鲁君看到臣民受刑时，曾为之流下眼泪，他管这个叫做仁政。　　但实际上流泪只是流泪，该罚还是要罚。　　况且这个天下的百姓本就习惯却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所感化。　　就算是孔子这样的圣人门下，也不过才七十多人。　　在鲁国的体系中，鲁哀公是君，孔子是臣。如果要讲仁义，鲁哀公必然不如孔子，但孔子却屈服于鲁哀公。　　显然，孔子不是屈服于仁义，而是屈服于鲁哀公的权势。　　儒家的逻辑是让君主要向孔子，百姓要向孔子门徒，这肯定是办不到的。　　假如现在有一个混账儿子，他不听父母的劝告，不在乎乡邻的责备，不理睬师长的教诲。然而，当执行公务的官吏找上门时，他才觉得害怕和后悔。　　可见慈爱只能换来骄纵，只有权势才能让他屈服。　　在大街上丢个十几尺的布匹，随便一个人见了都要下手。　　但如果是刚刚融化的千度金水，即使他是盗跖，也不敢下手。　　因此，奖赏要丰厚，使人们有所贪图；同时，刑法也要严厉让人们有所畏惧。　　这样一来，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自然都能成为守法的人。　　但是现在因为他有功劳，所以赏赐官位，却又鄙视他做官。　　因为他不肯为官，所以疏远他，却又推崇其不屑名利。　　对于不劳动就有吃穿的人，夸他有本事。对于没有功劳就能获得官位的人，夸他有才能。　　这种本事和才能，只会导致国力衰落，造成土地的荒芜。　　赞赏这种人物，势必就要亏损国力。　　这就是五蠹大致上将的思想观念。　　因为这篇文章出现在2000年前，又恰逢是一个大分裂时期，所以部分观点可能存在局限性。　　如果感到难以接受，不是因为时代变化，就是因为讲讲的太透。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但却得到了君主的任由。　　游侠使用武力触犯法令，但却变成了贵族的武力。　　法令所反对的，成了君主所重用的。而那些应该被处罚的，又成了权贵所豢养的。　　面对如此矛盾的法治体系，即使出现了十个黄帝，也不可能治理好天下。　　楚国有个仁义之士，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于是他就找到令尹检举揭发了偷羊的父亲。　　结果令尹却认为他对父亲不孝，最后判了他的死罪。　　鲁国有个无名兵士，每次跟随国君去征战，每次都第一个逃跑。后来孔子问他原因，他说家有老人，自己不敢战死，结果孔子就认为他是孝子，最后推举他做了官。　　对君主的忠诚成了父亲的逆子，父亲的逆子成了君主的忠臣。　　之前令尹杀了那个品行好的人，此后，楚国之恶再也无人检举。　　自从孔子奖赏了一个逃兵，此后，鲁国之兵逢战就要逃跑。　　因此，早在仓颉造字时，就知道公与私的关系必然相悖。　　如果君主要赞成私人的利益，就必然要损伤自己的国力。　　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结果回军后，君主喊仁爱。　　攻城破敌的人本该受爵，结果归来后，你又说什么兼爱。　　如此的君臣关系必然就不稳固。　　国家富足要靠农民，却给不事劳动儒生很高的地位。　　攻城略地要用士兵，却给游侠送去财物。　　得到利益的人，不是理政要用的人，但理政要用的人，又不是得到利益的人。　　于是不再有人从事农业，从军征战；相反，各种伪善却十分盛行，这样就必然要面临衰退。　　这里没有暗示司马老师和圣母　　这些其实就是后来宋朝的问题。　　所以，统治不在于多么智慧的言语，如果百姓理解不了制定的法律，那么自然也难以遵守。　　连糟糠都吃不上的人，不会追求精美的饭菜，连粗布都穿不上的人，也不会想那些华美的服饰。　　所以不采用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反而去看那些聪明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就只能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对百姓来说，没有钱财可以利用，没有权势可以依仗，所以只能提倡诚实。　　但君主则不同，他可以利用权术赏罚分明，何必去寻求什么忠诚呢？　　再说现今本就没几个忠义之士，但治国所需的官吏却数以百计。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专行法治。　　只要法治够严，他就足够诚实。　　喜欢那些张口仁义，说话好听的人，那整个朝廷都是花言巧语；说几句空话就能讨好君主，谁还会去办一件实事呢？　　所以你看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商君的法典，可秦国却越来越穷，原因就是都在空谈耕作，不再去从事辛苦的农务。　　家家户户都有孙吴兵书，可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是都在空谈兵法，不再去参加搏命的征战。　　所以，明君善于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那些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　　这样一来，民众才会为国君出力。　　如果耕种能带来富足，那就算再辛苦，也有人去干。　　如果从军能带来显贵，那就算再危险，也不缺少兵士。　　可现在却有100人空谈，只有一人在田地耕种；100人当官，指导着一人作战。　　再往下，‘故民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这个就是焚书坑儒的源头。　　说起来残暴，但其实在每个朝代都接连发生。　　什么帝王之术，无非就是愚民，御民的办法。　　所谓连横，就是依附强国去攻打弱国。　　所谓合纵，就是联合弱国去对抗强国。　　可一旦连横，就必须献上土地或者利益，呈上国君的玺印，以此来获得强国的信任。　　但这样国家的疆域就会缩小，君主的声望也不断降低，还没来得及得到好处，就已经走进了混乱之中。　　同样，一旦合纵去援助小国，就等于是走上了独木。　　胜利不一定能得到好处，失败就要面临亡国。　　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本人表示这都是韩非说的，我本人对优待尼个这事不发表任何看法）。　　因此，合纵连横没看到作用，但是搞合纵连横的人却因此赚够了名望。　　君主的地位在不断下降，纵横家们却扶摇直上。　　想要统一天下，前提是能打败他国；想要获得安全，就要保证本国不受侵犯；　　国力强盛就能打败他国，朝廷安定就能不被侵犯。　　所以纵横家不过是在挑唆争斗，就如同执棋者一样从中获利。　　（我对外交皮条家们，也没意见。）　　这个天下从来都是东西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资源越多越容易获得成功。　　所以国家强盛，计策很容易就能成功，国力越衰落，计策就越容易出现失误。　　因此不是秦国的臣子聪明，也不是燕国的大臣笨拙，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条件不同。　　人们习惯性的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自己的私利，而刻意逃避危险和贫穷。　　如果强迫他们走向战场；前进，可能被杀死，后退，又面临军法。如此，放弃了个人的家业，承受着作战的劳苦。面对如此险恶的境地，他们又怎么能不想办法逃避呢？　　所以他们才会投靠贵族，希望免除兵役，用钱财贿赂当权者，以此来杜绝险境。　　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越来越少，而依附贵族的势力愈加庞大，最终百姓和贵族全部都变成了君主的敌人，　　这样又怎么能富国强兵呢？　　那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要制定合适的政策，使得商贩的人数尽量减少，重农抑商，让他们去参加到农业之中。　　如果这些人没有办法搜刮百姓的财富，自然也就不能投机取巧。　　因此，列国混乱的原因是因为那些著书立说的人，假借道德来宣扬先王之法，讲究礼节，掩盖伪善的真相。扰乱盛行的法令，动摇君主的决心。　　再就是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一国之势力来完成自己私人的目的。　　以及那些游侠刺客标榜义气，为的就是图一个美名，触犯了列国的禁礼，　　和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的衣服权势贵族肆意行贿，损伤列国的战力。　　还有那些不法商贩制造粗略的器具积累庞大的财富，他们同期居奇待机出售，从劳苦的农民身上牟取暴利。　　这个就是五蠹的由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