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与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的外交义务。　　 可问题是，法国人并不愿意卷进去，已经知道历史的达拉第、雷纳等人本来是想将开战推迟到至少是历史那样的明年年中，眼下却告诉他，“白色方案”没有了，德国人直接跳过一系列包括在北欧的行动，与貌似强大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法国干上，这不是扯蛋么？　　 再来一个“曼施坦因”计划？再来一个“发电机”行动？再来一个巴黎不设防？　　 既然都是这样，法国人为什么还要重演一遍历史，屈辱的历史？　　 达拉第没有答应也没有一口拒绝，只是借口内阁还要开会商议，议会也要时间商讨，丘吉尔对此毫无办法，因为不同于波兰，法国对比利时没有外交义务。　　 这是很奇怪的现状，明明比利时对于法国更重要，而波兰远在天边，偏偏当波兰受到侵略时，英法两国步调一致地与德国宣战，而近在咫尺的比利时却反而没有这个待遇呢？　　 原因很简单，法国没有与比利时签订这样的同盟或是军事互助协定。　　 法比两国的关系很微妙，比利时曾经是一个永久中立国，其中立国地位由当时的几大主要工业国英法德意奥等国共同担保，但是一战德国人撕毁了这个保障协定，悍然入侵比利时，导致战后比利时不再坚持中立国地位（实际上也没啥卵用，荷兰同样宣布永久中立，但逃过了一战却没逃过二战），转而寻求国际间的合作，想要以与英法结盟的方式保障自身安全，但英国没同意，法国反而比较热衷，双方于1920年正式签订《法比同盟条约》，规定了任何一方遭受侵略，他方应该给予军事上的援助，注意是受到侵略，主动进攻不在此列。　　 这一期间，法国人为了限制德国的崛起，先后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利亚和南斯拉夫，甚至是苏联都签订了类似的同盟或是互助条约，想要建立一个欧洲对德包围网，然而随着英法两国在苏台德乃至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被吞并事件中的无所作为，各国先后看清了英法的嘴脸，这些条约都到了名存实亡的边缘（从这一点讲，波兰战争是英法挽救自己日益破产的国家信誉的最后一博）。　　 法国人坐视准工业国家，拥有相当实力的捷克斯洛伐克灭亡，相较而言，更为弱小的比利时有了“唇亡齿寒”的担忧，法国人靠不住，他们只能另僻犀境，这个时候，德国爆发了“鲁尔危机”，为了保障莱茵兰的非武装地位，法比两国出兵占领了这一地区，引发了英国人的关注，为了解决这一危机，英德意法比五国共同泡制了一个《莱茵兰互相保障公约》，又称为《洛迦诺公约》，得到各国共同担保的比利时自以为安全了，不再需要与法国捆绑在一起，于是渐渐废除了《法比同盟条约》。　　 谁知道，1936年德国人以法苏签订《法苏互助条约》为由，悍然出兵莱茵兰，迈出了破坏《凡尔赛条约》，重新武装的第一步，连带着也撕毁了《洛迦诺公约》，从这一点讲，比利时实际上也成为了与捷克斯洛伐克一样，绥靖政策的受害者，比他时间上更早。　　 再加上两国的一些其他矛盾，比如马奇诺防线扩展到法比边境一线被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断然拒绝，在德国人对波兰发出战争威胁时，又拒绝了英法联军提前进入比利时境内驻防等等一系列骚操作，结果就变成了，当战争真正来临之时，比利时既不是一个中立国，又没有一个真正可靠的盟友，变成了孤军奋战。　　 没有人认为他能挡住德国人的钢铁洪流，因为与准备充分的德国人相比，比利时只有8个师，一个装甲师都没有，大炮和飞机的数量也很少，甚至来不及全国总动员。1　　 因此，达拉第犹豫了，他不想刚刚与德国人宣战，三国就先后投降（只剩两国了），那样或许比历史还要不堪。　　 作为前任国防部长和现任总理，一直致力于加强国防建设（坑爹的马奇诺防线每个财年要吃掉一半的军费，前后持续十年！），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法国陆军的真实状况，否则也不会搞什么绥靖政策，实际上，出卖捷克这类勾当，都是建立在法国陆军实力不足，还达不到开战的要求前提下，并不是他真得想这么干。　　 于是，达拉第将决定权交给了议会和军方，决定以未能阻止德国人的战争行为为由，自行辞职。　　 法国人的这个决定让英国人一下子乱了阵脚，如果不能拉上法国人，英国人是绝不会单独对德宣战的，即使丘吉尔有着战斗的意志，也要考虑政治问题。　　 欧战开始了，然而发展过程，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1历史上，到1940年5月，也就是“黄色方案”实施的当天，比利时动员了22个师，65万人，撑了18天，。　　 第五百零二章 经济工作的思考　　 奇怪的战争、静坐战争、法国无战事......　　 诸如此类的形容词让这场万众企盼的战争变成了西方媒体口中的“怪胎”，也让延安窑洞里的人们研究不止。　　 当战争开始的消息传来时，中央正在听取关于边区经济工作的汇报。　　 “从7月1日正式兑换开始，边区已经基本完成了内部法币结束流通的任务，由于物资充足，边防措施得力，群众对于新版人民币由迟疑到拥护只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从延长石化兵团的战士薪资发放开始，目前在全边区范围内，新版人民币的流通趋于平稳，说明我们事先的估算是准确的，备币也是充足的，物价包括粮食的单价都没有大的波动，果党特务想尽办法也没有造成实质性的破坏，如今啊，我们的新版人民币已经在三边、榆林、晋西北甚至是靠近西安一带流通，敌人本想用法币套购我们的物资，没想到，反过来被我们套购了，印刷精美又难以仿制的人民币，越来越为群众所喜爱，这还要得益于我党多年来建立的说一不二，有诺必偿的良好信誉啊。”　　 陈云现在主抓经济工作，组织工作反而不怎么碰了，在人民币发行的事情上，他做为总负责人与边区银行、各大分销社、光华商店以及边区各级民主联合政府、警备区部队战士一起，做了大量细致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两个月过去了，工作成绩有目共睹，边区经济活力十足，主席也很高兴。　　 “好啊，好得很，以前我们不怎么了解经济工作，把一切弁利的行为都归结于剥削，后来慢慢意识到了，这是片面的，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都需要赢余，不然是没有去做的，只有把经济搞起来，我们才会有多余的钱去买粮食、买武器弹药、买伤药，甚至是笔墨纸砚啊，不赚钱，怎么养活边区十几万脱产的干部战士、热血青年啊，所以，我们不但要赚钱，还要要把生意做到国统区去，将来要走出国门，做到全世界去呀。”　　 一直在边区担任经济工作顾问的吴明远也笑道：“主席，别人从马列专著里看出来的经济问题有问题，你不应该哪。”　　 “喔，怎么说呢，吴明远同志。”　　 “你做过帐房先生，收过洋货，干过杂货铺子，怎么会不了解经济工作呢？”　　 主席一愣，哈哈大笑起来：“哎哟，被明远同志揭了短啊，我都搞忘记这回事了，不错，在长沙上学堂之前，我的确干过帐房先生，后来搞农运，搞武装暴动，通通都忘喽。”　　 洛甫等人也相视而笑，吴明远是个特殊的存在，经过补选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也算是高层领导，有资格参加政治局会议，具体的分工却没有定论，目前担任经济工作委员会顾问，顾问顾问那就是什么都可以问，有点中央特派员的意思。　　 主席很喜欢找他聊天，有时候一聊就是一整夜，直接在窑洞里抵足而眠，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这也得益于吴明远本人的努力，大半年的时间，他的足迹遍及边区每一个角落，调研工作扎实细致，写出来的报告数据翔实，论据充份，往往一针见血，本身又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得出的结论与主席不谋而合，特别是土改工作，看了他的报告，中央领导们才会发现，情况之复杂远远出乎意料。　　 “80年来，我们的农村经历了土改、公社集体化、包产到户、机械化农业大生产等一个有反复、有起落、有成功、也有失利的过程，这些过程就是我党关于农村的一个摸索的过程，要评价的话并不能单纯地以成败得失来论正确与否，应该说每一步变化都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的，比如说现在，把土地从地主剥削阶级手里夺回来，分给广大的贫雇农，得到占华夏人口大部分的这部分人群的衷心拥护，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次才是一个经济问题，无疑它是正确的，没有彻底的土改过程，我党就不能真正地打破地主乡绅对于农村的统治，就无法改变政权不下乡的封建顽疾，农民依旧无地无产受苦受穷，华夏就谈不上真正的解放，在这个过程中，的确要牺牲一小部分中小地主、良绅善人的利益，他们可能与人为善，支持民主联合政府，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人出力支持抗战，但也改变不了他们身上的阶级属性，后世我们不讲阶级斗争了，但并不代表已经从根本上消灭了阶级本身，所谓“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又成为了新既得利益阶层，开始泡制所谓的“豪门”“上层”圈子，造成新的社会分化，他们掌握了财富，必然就会谋求在政治上的话语权，他们取得了话语权，会代表谁？这是由他们身上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即使贴上所谓的“人民资本家”“红色资本家”的标签，也改变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他们首先是个“资本家”其次才是“人民”，把这样的人树为标杆，指望人人以他们为榜样，这是不懂经济规律，又不懂政治的表现，人人都有钱，钱从哪里来？那么，我党提出的全民共同富裕，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要怎么做呢？这是我入党以来一直在寻求的答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大力鼓吹私营经济，靠各种资本家的良心来带动社会进步，在我看来也是行不通的，资本家有“良心”吗？我所见到的听闻的，恰恰相反，这个阶层整体依然腐朽堕落，毫无先进可言，就算他们的第一代还有那么一点良心，后代大都向往西方，绝大多数都是西方教育体制下的产品，赚着华夏的钱，挖着华夏的墙脚，一心想逃离华夏，这样的人会对社会主义华夏有丝毫好感吗？可怕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共识。”　　 吴明远的话，引起了在座中央领导的深思，他们都是看过建国以来历史进程纪录片的，成就鼓舞人心，但并不说一切就完美无缺，新的利益阶层的产生就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哪怕在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也无法掩盖日益突出的贫富差距和阶级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