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可惜的是没有人会听他的，曹操说好吧，你们不打我自己去吧，自己带了一支部队西进。这个时候只有张邈表示同情，派了一支小部队也随着曹操西进。但是这个时候曹操的实力是非常的弱小，根本不是董卓那个“西北军”的对手，所以一败涂地，曹操自己本人差一点阵亡，是他的堂弟曹洪把马让给曹操，曹操才逃出来。当时最紧急的时候曹洪跟曹操说，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不能没有哥哥你，骑上我的马，走吧！曹操才逃回了他们的大本营，大本营在酸枣。　　等曹操带着一身的尘土、一身的血污回到酸枣大营的时候，看见大营里面的各路诸侯在干什么呢？“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也就是说整天都在开酒会，在泡吧！曹操实在是忍无可忍，说国家民族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你们还居然天天都在喝酒！曹操悲愤地说：“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　　我们高举义旗，却相互猜疑，太让天下人失望了，我为你们这些人感到耻辱！曹操再一次感到了报国无门。　　曹操已经看出，当时那些割据一方的诸侯都是一些自私自利、胆小怕事、无所作为的人。东汉王朝已经不可救药，天下大乱已不可逆转。腐朽的朝廷和官场也不需要什么“治世之能臣”，所以曹操不得不重新选择他的人生道路。那么，曹操选择了一条什么路呢？　　曹操的选择是自己干，曹操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实际上对于曹操人生道路的选择历来是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许劭说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另一种说法见于《世说新语》，据说是桥玄说的，说法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所以当曹操处于乱世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两个选择的：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奸雄。但是我认为至少，从公元190年到公元200年这十年当中，曹操可以称为“乱世之英雄”。因为只有曹操用自己微弱的一己之躯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如果说还有人的话，那就是孙权的父亲孙坚，但是孙坚的谋略显然不如曹操。　　那么在这十年间曹操都干了什么事。大体可分为三件事：一是略地，二是募兵，三是屯田。这三件事情都与黄巾起义有关系，那么黄巾起义我们知道是地地道道的官逼民反，但是在曹操他们看来，却是必须予以剿灭的反贼。在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候，黄巾军趁着朝廷的官僚、将领、诸侯们争权夺利的时候发展壮大起来了，于是在公元190年聚集在青州的黄巾军进入了兖州，兖州刺史刘岱不听鲍信的劝告，结果被黄巾军所杀。这个时候鲍信和陈宫就请曹操来代理兖州牧，曹操代理兖州牧以后就跟黄巾军作战，最后战败了黄巾军，黄巾军向曹操投降。这个黄巾军是个奇怪的军事组织，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部队，它还有随军的家属和农民，就是当时的青州的黄巾军战斗员是三十万，随军家属和农民加起来一共是一百万，而且还带着农具和耕牛。那么曹操接受了黄巾军投降以后，就把当中能打仗的人把他编成一队，叫做“青州兵”。代理了兖州牧，曹操就有了根据地；收编了青州军，曹操就有了战斗部队。　　但是曹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人你如何安置，如何养活？这个时候他的一个重要的谋士叫做毛玠，就向他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意见。　　毛玠说：“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民生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国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毛玠的这一段话，水平是相当高啊，我觉得不次于诸葛亮的隆中对，他是从一个很高的角度对曹操提出了一种战略性的意见。毛玠说现在国家的局势是什么样的？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国本动摇，皇帝被人劫持着走过来走过去，经济崩溃，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能安居乐业，灾难流行，又是天灾又是人祸。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要把现任皇帝把他安定下来，这样国本就保住了，做什么都师出有名了，然后发展自己的实力。毛玠实际上讲出了这样两个道理，就是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你要成就一番事业，也就是他所说的霸王之业，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正义，二是实力。而实力当中首先是经济实力，战争确实拼的是武力，但是战争武力比拼的背后是经济实力的支撑，之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持，你这场战才能打得久，才能打得赢，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以你必须修耕植、蓄军资。除了经济实力的比拼以外，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还要比拼政治实力，政治实力靠什么呢？靠正义的旗帜，你必须表现自己是师出有名，是堂堂正正的正义之师，至少你必须有一面正义的旗帜。　　所以毛玠的这个建议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包括三个内容：“奉天子”，就是整治策略；“修耕植”，就是发展农业生产，这是经济策略；“蓄军资”，这是军事策略。这番话说下来以后，曹操非常地高兴，《三国志》用了四个子，叫做“敬纳其言”，马上实行。　　公元196年，曹操开始屯田，当时因为连年的战争，许多土地都已经没有业主了，也没有人耕种。曹操下令，无主田亩收归国有，统统收给他自己的政府所有。然后把这些田地拿出来一部分交给自己的军队和黄巾军投降的那些士兵去耕种，叫做军屯，还有一部分招募了那些失地的农民，那些流民来耕种叫民屯。耕牛和农具是由政府提供，然后军人和农民向政府交五成到六成的地租，这个就叫做屯田。屯的意思就是居住方式军事化，耕作方式集体化。也就是说，曹操建设了一个古代的生产建设兵团，曹操的军政府就变成了农场主。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政策，也是一笔非常合算的买卖：第一，土地是人家丢下来的，耕牛和农具是从黄巾军那里缴获的，曹操没有一点本钱的投入，叫做无本生意；第二点，收五成到六成的地租，这是高利啊，因为汉代初年定下的地租是十五分之一，后来收得最少的时候甚至到了三十分之一，你现在变成了二分之一，暴利，但是对于士兵和农民来说现在有饭吃了，总比原来饿肚子好，所以大家也愿意；第三，屯田制度是居住方式军事化、耕作方式集体化，这就等于建设了一个军民合一的新社会，和一支耕战合一的新军队，这些人平时能干，急时能战，既是兵源，又是粮库，岂不是一举两得，而且还解决了一个让人头疼的流民问题，这岂不是一举多得。　　曹操的屯田制，证明他不愧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曹操在颁布他的《屯田令》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就说怎样才能平定天下呢？第一要强兵，第二要足食，兵不强、食不足，你何以得天下？而其他的那些诸侯就没有这个战略眼光，后来《魏书》有这么一段话：“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天下大乱、诸侯并起的时候，除了曹操，没有一支军队有一个长远的打算。“饥则寇略”，肚子饿了就去抢老百姓的，“饱则弃馀”，吃饱了以后就把多余的粮食都扔了。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是不攻自破，因为你如果断了粮你就没有战斗力了。实际上就在曹操的军队丰衣足食的时候，袁绍的军队在河北吃桑椹，袁术的军队在江南吃河蚌，没有桑椹和河蚌吃的，就吃人。我们去读《三国志》可以多处发现这样的字眼，大灾人相食，蝗虫起人相食，人饥相食，人吃人啊。那样的军队怎么可能会有战斗力呢？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和曹操争雄？和这样的人相比曹操又怎么可能不是英雄？　　从“首倡义兵”到“屯田备战”，曹操在战争中已经由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将领成长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高手。其他那些和他一起起兵的那些人却没有什么长进和出息，他们或者明哲保身、畏首畏尾，或者醉生梦死、得过且过，或者心怀鬼胎、混水摸鱼，或者争权夺利、自相残杀。那边西北军还在肆虐，这边关东军已经开始自相残杀；先是兖州刺史刘岱杀死了东郡太守桥瑁，后是渤海太守袁绍干掉了冀州牧韩馥。那么这个事情闹完了以后，接下来就是袁绍和袁术兄弟两个开始窝里斗，当时袁绍在北方，袁术在南方，袁术怎么做呢？袁术联络更北方的公孙瓒来牵制袁绍；袁绍怎么办呢？袁绍联络更南方的刘表来对付袁术，兄弟两个都玩起了“远交近攻”，祸起萧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