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朱元璋背信弃义，抛弃了千千万万的穷苦农民，但是地主在他心里也不是什么好货色。一手萝卜，一手大棒，地主就像泥人一般被朱元璋拿捏在手中。　　朱元璋和他的大部分臣僚都是出身于农民家庭，过去基本上都亲身经历过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就拿朱元璋来说，他父母因瘟疫病死后，要不是同村刘继祖施舍，恐怕连埋骨的地方都没有。　　但在革命的过程中，朱元璋自身力量并不强大，并没有掀翻地主阶级的实力。哪怕“小明王”的东系红巾军就是被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这两支地主军队打垮的，但是为了成就一番事业，朱元璋不得不低头争取地主们的支持和拥护。　　所以，朱元璋对地主们又恨又怕，痛恨他们的冷酷无情，害怕他们不支持自己。长久下来，这种矛盾的心理使得朱元璋产生了对旧地主的萝卜与大棒政策。　　对于支持和拥护自己的旧地主，朱元璋十分慷慨地给块萝卜，给到他们特权和官职，借助他们的力量统治大明；对于远离和反对自己的旧地主，朱元璋毫不留情地高举大棒进行敲打，恨不得把这些人的脑浆敲出来。　　具体来说，朱元璋是利用那些有学识、有声望的旧地主，任命他们为朝廷的各级官吏，派遣他们从老百姓那里征收钱粮和赋税，构建听命于他的官僚机构和中央政权，从而流畅地运转国家机器。　　之所以给到这些旧地主官职，是因为经过元末多年的战争，学校停办，人才匮乏，而朱元璋手下的将领们基本都是一帮只会上马打仗的大老粗，根本不会舞文弄墨、处理朝政。　　尽管朱元璋暂时放下了心中的怨气和手中的屠刀，但是仍然有些读书人百般逃避，不肯出来做官。即使朱元璋立下了“不为君用，人头落地”的条款，但是仍然没有搜集够可用的人才。　　最后没有办法，为了政权的运转，朱元璋只好招纳了一批旧地主作为税收人才，任命他们为地方的知县、知州、知府，乃至中央政府里的九卿。　　另外，因为这些旧地主熟悉地方的民情，所以他们收粮和运粮要比其他官吏更有效率一些。而且，由于省去了地方官吏向地主收粮这一步，使得收粮环节少了很多中饱私囊，所以收到的粮食还更多了。　　于是，朱元璋规定每收粮一万石的地方，任命纳粮最多的四个地主做粮长，管理本地区的收粮运粮。　　如此，做粮长、做官吏的旧地主和新贵族、新官僚的新地主，构成了新王朝的统治集团。　　而对于那些不肯合作的顽固旧地主，朱元璋则是想尽各种办法削弱他们的势力，送他们下地狱，陪伴已经覆灭的元朝。　　一种惯用的方法是利用朝廷权威强迫这些地主迁徙，让他们离开原有的土地，集中到濠州、京师、山东、山西等地，釜底抽薪，从根本上消除他们对原有地方的影响力。　　另一种则是更为狠辣，假借种种政治案件进行株连，将这些盘踞在地方的旧地主一网打尽，抄家灭族。　　洪武朝的几桩大案，比如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整整屠杀了几万户、十几万人，这其中就有被大案牵连的旧地主。　　单说一个小案，就因为地方上一个皂吏逃亡，朱元璋就挥舞屠刀灭了几百家，杀了几千人。　　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在公布这个案子时说：“民之顽者，莫甚于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七户。且如潘富系溧阳县皂隶，教唆官长贪赃枉法，自己挟势持权，科民荆杖。　　朕遣人按治，潘富在逃，自溧阳节次递送至崇德豪民赵真胜奴家。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　　这些不听从朱元璋诏令的旧地主基本上都被诛杀了，他们的财产和土地被官府没收，然后再由朱元璋赏赐给新贵族、新官僚、新地主。　　如此，借用屠杀的手段改变了土地的持有，推动了社会财富从旧政权向新政权进行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