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内地还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据说，有国家领导人指示，对逃港者放宽不究，并且禁止边防部队向逃港者开枪。与此同时，内地开始通过香港购买粮食，饥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这样的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依然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逃港浪潮，各级政府对此似乎也束手无策。　　 1978年，南粤省委书记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　　 随后，南粤省委书记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中央领导来了，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　　 不仅如此，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当地居民，在听说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政策放宽后，又都回来了。　　 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　　 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在深圳的工地里，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的遗骨。　　 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还是这位记者，他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原南粤省委书记。当聊起那段历史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发展，要千方百计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搞上去。”　　 江寒提高声音说道：“人往好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人性，这是自然规律！”　　 这时，党校副校长贺鸣急了，站起身吼道：“江寒，给我闭嘴！”　　 江寒停了下来，轻蔑地看了一眼贺鸣：“这堂课，我在主持，与你何干？！”　　 的确，江寒的拗劲儿又上来了。　　 如果在课堂上不能自由表达观点，那么，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自由表达？　　 “你？！”贺鸣没想到江寒如此嚣张。　　 “贺校长，是我的话错了吗？”江寒问道。　　 这话问得！更嚣张。　　 因为江寒知道此人的身份是副校长，还这么问，完全不把党校副校长放在眼里！　　 “当然错了，错得离谱！你怎么能说政府无能？”贺鸣气得声音都是抖的。　　 哈哈哈，江寒大笑几声：“我是说，人民往哪里去是人民的自由，给不了人民好的生活，却想拦住人民的脚步，这叫无能！你承认了吗？”　　 “你让我闭嘴，凭什么？周总理曾说过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正是这五子登科，让人民群众者不敢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