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帅气的白宝山，1981年23岁时，与同厂女工结婚，并于次年妻子生下一对龙凤胎，如果一切照这个轨道发展，白宝山也会像那个时代普通人一样，平静地走完一生。”　　“但幼年养成的坏习惯、少年没有接受正常的教育，因而精神生活的空虚还是将其的命运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想到后面发生的事情，闵建雄叹了一口气，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说后面发生的事情，只能对于最后的结果抱着悲惨的态度。　　“白宝山将一副并不差的牌打成稀烂始于1983年，他小偷小摸的习惯终于害了他，而那个时候，也是国内开始“严打”的阶段，严厉的打击违法犯罪将其人生最重要的青年时期耗在了监狱中。”　　“1983年，全国到处在严打，手脚不干净的白宝山在那个时代同样也受到了“严格的对待”。”　　“1982年12月，白宝山与张牛在居民区盗窃晾晒衣服2件，价值10元。”　　“1982年12月16日，入室盗窃凤凰牌自行车1辆，价值110元。”　　“1983年1月21日，白宝山与张牛连续撬锁3起，盗窃天鹅牌手表1块，旧皮夹克1件，真丝被面2块，尼龙双人蚊帐1顶，尼龙自动伞1把，女式高跟鞋等共70余件，价值500元。”　　“1983年3月8日被逮捕。”　　“1983年9月9日，因抢劫、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这些都是闵建雄在白宝山有嫌疑之后他们局里的警员调查发现的，当时的案子闵建雄一直负责，所以对于白宝山了解的十分透彻。　　并且在事情最后发生之后并且结束，闵建雄一直对于案子的结束觉得差点什么，将白宝山的所有事情都查了一遍，捋了一遍，相当于把白宝山的一生都过了一遍。　　顾池听着闵建雄的讲述，心里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但是此时此刻她的心情和闵建雄一样，特别的惆怅，他看着空荡荡的酒杯，又招了招手继续叫了一箱啤酒，加了一些热菜，时间已经接近半夜，可是他们却没有丝毫的困意。　　反倒是因为讲述案件，两个人都喝了酒，有些饿了，看着热腾腾的饭菜，闵建雄赶紧端起米饭扒拉了两口，热乎乎的饭菜下肚子，他觉得心里有一块地方暖暖的，特别舒服。　　顾池本来不怎么饿，不过看到闵建雄扒饭菜的样子以及菜的香味，他的味蕾也被激活，也夹了好几口饭塞到嘴里，不断的平常着，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就不停的吃饭，好像刚才在讲述故事的不是他们。　　直到两个人都吃饱了，不冷也不饿，更加精神的时候，闵建雄将酒给两个人倒了满满一杯，轻轻的抿了一口，然后继续讲述还没讲完的故事。　　“25岁那年，白宝山双胞胎孩子才1岁时就因抢劫盗窃罪被判四年，27岁在狱中被揭发出犯有余罪,又加判了11年，出狱时，快到40岁了。”　　“白宝山等于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都必须在牢里渡过了。”　　“1983年全国第一次严打，25岁的白宝山因为盗窃罪被石景山法院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同年被送往北京市第一监狱服刑。”　　“两年后在监号里每天屈指细算还有多少天便可刑满出狱的白宝山，突然被告知，他的案子要重新审理，因为1983年与他同案的一个狱友，检举与白宝山曾经有过拦路抢劫的合谋。”　　“揭发他的人立功受奖，很快便获准减刑，而他却又被加刑10年，漫长的刑期使他心灰意冷，新婚妻子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离他而去。”　　“那些日子，他常常对着高高的狱墙暗自流泪，待他感到一切于事无补之后，他开始怨恨，怨恨狱友的无义，怨恨妻子的无情，怨恨法庭对他的不公....”　　这些都是在白宝山最后被判刑之后闵建雄去和他谈话的时候他告诉闵建雄的，提起从前的日子，他心里最多的就是怨恨。　　“幼年丧父，没机会接受教育、思想教育空白、丰华正茂的十余年都在监狱中度过，仅有几年的正常生活被中断，或许是白宝山仇视社会的根本原因。”　　“这次加判，白宝山整个人生观就开始崩塌，“这一辈子真没意思，不想活了”。一个对自己的生命都不在意的人，还会在意别人的生命吗？从这一刻起,白宝山杀人的种子就深深埋在了心底。”　　这些是闵建雄根据白宝山的话以及他所有的经历得出的结论。　　“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此时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这些话是白宝山告诉闵建雄的，他那时候心里已经被仇恨的种子填满。　　“监狱期间，白宝山开始有意识地囤积子弹，1991年，白宝山被注销北京户口，33岁的白宝山被遣送到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成为一名“零星犯”，分配在监狱的草场内放牧。”　　“有一天一群迷路的羊跑到农场来，他把羊圈起来，后来当地的牧民找上门来索要，他曾听说这些牧民手里都有子弹，便提出拿子弹赎回，就这样一百二十多发子弹便到手了。”　　“他把子弹擦拭干净包好，藏在牛棚顶棚上，后来，他又先后向农场留场就业的劳改犯要了一百多发步枪、并把手枪子弹私藏起来。”　　“1993年，白宝山35岁，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即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一年。”　　“据事后统计，“严打”的确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但犯罪案件却并没有明显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