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讲国家的为政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变化调整。　　 论语里讲“权”，孔子道“可与立，未可与权”，这是说可以共道的人，未必能够通达权变——“权”即变的意思。　　 但名可秀没有用“权”，而是用了“因时制宜”，表示不仅要变，还必须是合适的、中用的变。　　 自靖康以后，南北两个朝廷都实施了变革。为什么呢？因为靖康之祸暴.露出了大宋的弊政，这些弊政才是致使国家差点灭亡的根源，女真入侵只是外因。所以必须要变，不变就不能强军，不变就不能强政，不变就不能使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　　 所以，祖宗的法度，适合时宜的，我们继续要用，不适合时宜的，就要变。　　 比如西周的井田制，在当时，是很合适的，但现在要回到井田制，让全国土地皆王田，那肯定要乱了，这就是不合时宜。　　 再讲封建制，西周分封诸侯是适合当时的措施，但现在不合时宜了。不，也不能说完全不合时宜，如今我们南北两国就相当于是诸侯，只不过诸侯之上的共主不是哪一个“王”，是华夏文明——这也是一种变，是“以人王为共主”的进化阶级。这就是进，与时俱进，这也是因时制宜的内涵。　　 所以，没有万古不变之法，只有最中心的“道”是不变的，只有“中、庸”这个道德的标准和方法是不变的。因是，我们要与时俱进地变，但不能乱变，也不能什么都变。用什么来衡量呢？就要用“中、庸”来衡量，看是不是符合“中、庸”的道理，是不是因时而制宜了，不是，那就错了。　　 全场沉思后，掌声。　　 名可秀讲中庸精神的第五句，讲了三个字：简、温、直。　　 《中庸》说：“君子之道，简而文，温而理。”　　 “简而文”是讲君子质简却有文采，文采引申为内涵，即外在简单却有无比内涵。　　 名可秀取了个“简”字。　　 简，简练。职能不要重叠，官员不要臃肿，重叠臃肿害政。行政要简，不要冗长拖沓，冗长拖沓妨民。政令不要繁琐，繁琐扰民。税赋不要重、复，重、复伤民。　　 在靖康之前，大宋一个突出的弊端就是“冗员”，衙署臃肿，职能重置，庞大的文官集团和吏员冗余，不仅拖累财政，而且人浮于事，行政效率十分低下。一个国家承平日久，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弊端。　　 所以名可秀强调一个“简”字。　　 “简”就是要简员，简政，简办事流程。　　 而政令繁琐，一是指不要朝令夕改，二是指对同一件事，不要今天一个令，明天又补充一项条款，后来又来一个附加……同样会让百姓繁琐，让底层的执行者和普通百姓们弄不明白朝廷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或者都要观望，等等看后面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又怎么谈执行呢？　　 “简”税赋是讲税不能过重，也不能重复或叠加。靖康之前叠加的杂税就很多，看似十五税一的农税很低，实际上变着方儿附加了不少杂税在上面，底层百姓的负担就重了。　　 所以，这第五句第一个字，看似简，实则是简而文，有着无比内涵。　　 名可秀讲第二个字：温。　　 什么是温呢？　　 在君子之道中，“温”是温柔，温和，也是讲处事要温和，不要粗暴，过于激烈。　　 名可秀取了“温”字，用在为政上，是指施政要温和，不要使用太过激烈的手段，不要过猛。比如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太过激进了，不仅引起了被损害利益阶层的强烈反扑，也将中立派官员推向了对立。　　 当然，变法也不是不能猛，但要结合当时的背景，能不能猛？猛不猛得起来？猛之后的后果承不承受得住？这就是要讲“因时”了，“因时”用猛能“制宜”，那就要用猛。比如南北分立后，南北两朝在军队改革上都用了“猛”，但这是因为有靖康之祸在前，朝野上下支持军队变革，因为不变就要死，这就是“因时”。　　 但在国家承平时代，为政多数还是要用“温”，无论革弊还是新法，都不要想一步登天，一口吃个胖子是不成的，多半是在食管塞死你，所以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改革也要一步一步地来。　　 比如讲礼部改婚律，执行时就要“温”，不能一步到位，要求全国所有的州县都执行十八为婚，那就有很多贫困家庭承受不了，没钱将女儿养到十八才嫁呀，这就不是良法了，害民了。　　 又如大宋实施义务教育法，这也是良政，但在执行时也要讲“温”，分阶段、分地方地推行，不然很多州县的财政负担不起，就要想着法子把银钱分摊下去上，强制大户或上户捐钱，造成民怨，没准还成了地方官纳钱的一种手段，于是良政成了弊政。　　 作者有话要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某一直认为应该两面看待，一方面，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都存在着这种竞争，应该是鞭策自己适应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将它作为社会普遍的法则，那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就是普遍认同弱肉强食了，对于人性社会来讲很糟糕。　　 ☆、稷下盛会（十七）　　 名可秀讲第三个字：直。　　 中庸讲温,但要“温而理”，不能因为温和而失了原则,这就叫温得过度,失了分寸,不直了。　　 所以名可秀在温之后,又用直。　　 孔子说“直”，有几个意思：正直,公平，直率。　　 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治国为政，都要用到“直”。　　 直与温是相对的。　　 比如朝廷清贪,就不能温。南北两朝当初在澄清吏治时,都采用了雷霆风暴的手段,揪出一个贪官，绝不姑息。现在的政治清明，可以说是建立在当初的雷霆风暴之后，荡去了污浊，再辅之严密的监察制度，和严厉的、不宽容的惩治手段。　　 名可秀讲，对贪官，那就不能讲温，要持以公义的直道，以法律为直绳，不枉不曲。　　 名可秀在这里讲直，就是对温的补充。　　 正如宽要有辨，温也要有直。　　 《中庸》说：“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什么是明哲保身呢？名可秀讲，明哲保身不是叫你怯懦躲避。明，是明心见性，心中有道；哲，是高明的智慧处世。当处于乱世，“明哲保身”不是怕——是不愿意轻易牺牲，所以“其默足以容”，退而隐世，担负起文化的传承责任。　　 但是，很多人误解了这句话，没将“既明且哲”放在前面，只看见了“保身”。于是，当国家危难之时，因为怯懦不敢站出来，苟全己身，还美其名曰“明哲保身”。　　 靖康之变，多少士大夫做了金人的俘虏？保全己身、不轻易而死这是对的，死要有价值。但当君王遭敌酋之辱，此即国家受辱，华夏受辱，然唯有李若水挺身而出，舍生取义。何以不“保身”哉？因为已经触及君臣之义，触及了士大夫应守的“道”，故勇而直，舍生以全道。此谓之，死有重于泰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