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全面成功，目前所有“已知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和国家已经完成了沟通，而环绕非洲的航路固然难走，但这也未尝不是大明的目的。　　 作为开拓者，大明的舰队已经在沿岸的要地进行了布置，很快，这些航线上的咽喉之地，就会被后续源源不断地船队建设成类似马尼拉、新港的海外基地。　　 而现在的欧洲人，在汉萨同盟的海军力量被摧毁后，其他欧洲国家已经没有太大规模的海军，自然也就无法进行探索，相当于大明画完跑道、定下规则后，这群选手还没起跑呢。　　 毫无疑问，这就是领先于时代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姜星火来到这个时代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本就应该成为华夏大航海时代的先驱！　　 而随着各种贸易契约的签订，大量的大明货物，也开始沿着这条新航路走向帖木儿汗国、白羊王朝、马穆鲁克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西方诸国的市场。　　 不过跟茶叶、丝绸、瓷器等货物在消费能力强大的这些中西亚及中东诸国的热销情况不同，大明的商人们发现，此时的欧洲，只有上流社会能够负担得起这些来自东方的高级奢侈品的消费，而普通民众，则更热衷于纺织品。　　 根据已经签订的贸易契约，各国从大明商人们手里获得的纺织品，会在朴茨茅斯、吕贝克等地通过汉萨同盟组织的大型拍卖会的方式进行分销。　　 而按照西天竺公司的粗略统计，这些纺织品被欧洲各地的商人大量买进以后，会在汉萨同盟的分销渠道下，逐渐向中欧、东欧和南欧进行销售，有的是直接卖布，有的则是经过裁缝购买和手工缝制后，制成当地比较流传统的衣物种类再进行二次销售，男人有布衬衫、围巾、袖口、手绢，女人有头巾、睡衣、兜帽、袖套围裙、外衣、衬裙等等。　　 虽然在东西方贸易开展的之初，欧洲的纺织品的消费量还不算高，甚至只有安南人的一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纺织品在欧洲的消费量开始逐渐走高。　　 原因都很简单，　　 是的，这是对于欧洲的普通百姓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相比于南天竺的妇女通常可以用五颜六色的衣服和纱裙来打扮自己不同，处于中世纪末期的欧洲，普通百姓是基本不能穿到这些色彩鲜艳的衣服的。　　 后世的经济学家如此记载道：“在大明的舰队抵达欧洲以前，装束及外表上的差别，通常被意味着在欧洲社会不同的社会等级，正如水晶鞋的童话中所寄托的寓意那样，许许多多的欧洲女人认为，像是贵妇们之间也在流行印布一样，印布既有丝绸的图案和视觉效果，又具备能够被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接受的价格，从而使得曾经属于精英阶层的昂贵丝绸的消费时尚，开始向整个社会传播之前靠刺绣或者精心织布才能形成的图案，现在能够通过印染无穷无尽地进行复制，而只要能穿上这种轻巧且色彩鲜艳的布衣裳，她们就不再是底层社会的普通女人，这种源自于内心需求的强大动力，让渴望从封闭与保守中解脱出来的消费者对大明的纺织品趋之若鹜。”　　 不过大明物美价廉的纺织品在欧洲的大量倾销，显然也不是没有阻力的。　　 如果说财大气粗的帖木儿汗国认为跟大明的贸易基本上是双赢，那么对于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下的欧洲，则有很多保守者认为这是对欧洲社会在道德和经济上的双重摧毁从道德上，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就公开呼吁，这些来自东方的奢侈品腐化了欧洲社会的道德，因为当欧洲社会把毛料和丝绸用以符号标记社会等级的时候，印布却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无序与混乱。　　 ——随后在郑和舰队两年后再次来到欧洲的时候，就帮罗马人重新换了一位教皇。　　 什么时候大明的事情轮到教皇来指手画脚了？　　 而这时候欧洲正好有两位教皇，分别是位于罗马的高利十二世和位于阿维尼翁的本尼迪克十三世，明军登陆亚平宁半岛，在已经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比萨斜塔下，罗马和阿维尼翁两教廷的枢机主教屈服于明军的压力，召开了包括有枢机主教、主教、修道院长、神学家以及欧洲各国君主代表共五百余人参加的“教皇换届会议”，同时废黜了格列高利十二世和本尼迪克十三世，选了亚历山大五世成为新教皇。　　 亚历山大五世在明确知道自己确实没有几个师的现实后，乖乖地给开始给信徒们重新解读圣经了。　　 而随着大明与欧洲的贸易持续进行，在贸易逆差上的加剧，迫使欧洲被布冲破产的毛料和麻料制造商和牧羊人、蓄麻人们开始了行动，声势浩大的抗议布运动开始了，许多欧洲人都认为从大明进口的布不仅让数以十万计的相关产业人员失业，而且造成了严重的财富流失在同样是引进产品的报纸上，不同意见的人相互对喷，短论、讽刺作品和报刊文章亦是如此。　　 由于法国此前一直矛盾重重，不仅奥尔良派和勃艮　　 禁令一下，数十万人涌上巴黎街头，兴高采烈地庆祝这喜悦的日子，为他们破产的生意重现生机而全体一致地向国王致谢。　　 此后　　 ——————　　 当时间线回到郑和船队　　 永乐六年，经历了六年的变法，大明的国力对比建文四年朱棣刚刚夺取皇位的时候，已经明显上了一个台阶。　　 从各项关键数据来看。　　 和平的到来与人均粮食产量的提高，促进了人口的极大增长，新的婴儿潮来临了.再加上之前战乱导致的人口隐匿情况开始消失，逃亡的人口逐渐回归故土，使得在永乐六年的人口统计中，整个大明的人口由56301026人，上升到了60608532人，增加了约7%左右的人口。　　 得益于户口累进税的执行，规模过大的宗族和士绅被迫进行分家，所以整个大明的户口从10626779户，上升到了11537928户，增加了8%左右的户口。　　 当然了，如果是正常比例，那么人口:户口，通常是4:1到5:1，之所以实现了户口和人口增速接近，主要就是因为户口累进税，这项税收为地方创造了可持续性的财源，地方征收和核实户口的行动非常积极。　　 而实际粮食税收的增长则更为明显，建文四年的统计数据是30459823石，永乐六年的统计数据是41023379石，增长了足足三分之一！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跨越式的增长，原因很多，但简单来说主要是几个方面，　　 这几个方面的因素加起来，才造就了粮食税收的跨越式增长。　　 而在其他关键数据方面，建文四年征收的布帛是56744匹、丝绵269400斤、绒14821斤，这些在永乐六年基本上都实现了正增长，绒更是直接翻了好几倍。　　 不过在常规矿藏上，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譬如建文四年征收了8354两银、2128斤铜、10753斤铅这些数据在永乐六年也没啥变化。　　 而钢铁产量不是税收指标，但依旧成为了新的统计指标。　　 洪武二十五年到洪武二十八年，在库存钢铁消耗殆尽的情况下，开炉三年全国共贮钢铁3743万余斤，每年平均1250万斤，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铁，而永乐六年大明的钢铁产量是2613万斤，换算成吨的话，是13065吨，其中钢产量大约为7000吨。　　 而在姜星火前世，英国在冶金业使用了蒸汽机后，1788年的钢产量是6830吨。　　 当然，拿大明的体量跟英国比钢产量不客观，但大明在1408年做到了英国1788年才做到的事情，同样也很说明问题。　　 毕竟要是跨时空对比的话，那现代随便一个钢铁厂的产量就吊打过去欧洲诸国不是？　　 至于其他专营商品的数据，茶在建文四年共征收了1659117斤，在永乐六年征收了3189006斤，差不多翻倍了主要是出口需求猛增，大明的茶叶在海外是热销品。　　 而盐引的发放，在建文四年是1290019引，永乐六年是2214013引，主要是因为两淮盐场从战乱状态恢复以及盐法改革的缘故。　　 而整体财政情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建文四年，大明全国财政总收入折合粮食是3400万石，按1石米=0.2两白银的比例，这个总收入换算成白银则是680万两白银，里面有88%（约3000万石）是农业税，7%是盐课茶课，5%是商业税，商业税约为34万两，盐课茶课约为47.6万两（盐课正常应该收入250万两，当年因为产量占比过半的两淮盐场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急剧减少了）。　　 永乐六年，大明全国财政收入折合粮食是10800万石，折合白银约为2160万两，其中包含了4100万石粮食的农业税，约合白银820万两；盐课则经历了盐法改革后，由洪武朝每年实缴250万两的被贪墨常态，恢复到了应缴的600万两（此时的茶课被计入了贸易收入，所以在这里不做重复计算）；而商业税则从34万两蹿升到了740万两。　　 农业税:盐税:商税的比例，从建文四年的88:7:5，变成了永乐六年的38:28:34。　　 当初姜星火对夏原吉许下的远景，只用了六年时间，就已经实现了。　　 大明的财政收入从680万两，增长到了2160万两，并且还不是去日本挖银矿那种通货膨胀式收入增长，而且把农业税:盐税:商税的比例，基本上做到了接近1:1:1，这比之前靠天吃饭显然更加健康、稳定.因为盐税在这时候，本质上其实就是人头税，所以这个税收比例说穿了，其实就是土地:人口:贸易。　　 当这个比例接近的时候，整个农业社会就达到了相当稳定的状态，土地和人口这两项数据都很健康，同时也有不错的商业贸易。　　 而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其中任何一项占比过高其实都不是好事情。　　 譬如农业税占比过大，往往意味着国家财政主要依靠土地，典型例子就是明末，后果就不用说了，会陷入“加税-起义-再加税-更大规模起义”这种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最终盘子装不下了的情况。　　 而盐税占比过大，则说明人口过多，人口过多在不对外扩张的情况下，通常意味着人地矛盾的加剧。　　 至于商税占比过大，对于农业社会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口从事商业，用于种田的人少了。　　 不过大明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而随着工业化与大航海的进程，贸易的比重增加，商税就会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增加，到了近代工业社会，就会代替之前农业税的位置，成为最大的收入来源，而盐税也会演变成其他税种总之，这个盘子固定下的比例怪圈现象，是可以通过做大盘子来破解的。　　 ——————　　 春风和煦，天空湛蓝如洗。　　 南京城在春日暖阳的照耀下显出了一派“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状态，新修的混凝土城墙与之前的砖石城墙形成了颇为诡异的共处状态。　　 下关码头那长长的栈道，在阳光下闪烁着古朴的光泽，仿佛见证了这座城市从“石头城”到“南京”的历史与荣耀。　　 刚刚下船的郑和仰望着蓝天下的飞檐翘角，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归属感。　　 这才是自己的国家啊！　　 “三宝太监，国师已经在等您了。”　　 郑和坐着马车穿过繁华的街道，只见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商贩们叫卖声此起彼伏，明显比上次自己离开的时候繁华了很多。　　 街道两旁的店铺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从日本的手工扇子到南天竺的象牙饰品应有尽有，无不彰显着现在大明的国际地位.最让郑和瞩目的，是很多外国面孔的出现，既有剃着奇怪发型的日本人，也有皮肤黝黑的南洋人，甚至还有南天竺商人。　　 显然，随着他率领的远洋舰队打通航道，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盯上了大明的商机。　　 按照市舶司的管理规定，外国商人是不允许进入大明的内陆和内河的，但朝贡使团除外，这个归鸿胪寺管。　　 所以，这些商人显然都是钻空子进来，走朝贡贸易这条线的。　　 大明并非不知道这是空子，只是故意为之。　　 毕竟，现在大明的整个外交策略虽然在转向，但固有的番邦朝贡体系，也不是那么好废弃的，或者说不应该彻底废弃，毕竟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这套番邦朝贡体系，能够维持住现有的世界秩序。　　 绝大多数政策都是两面的，在大明国力弱小的时候，确实是相当于穷亲戚来要饭，给完饭你也不能指望人家帮你挨打，但在大明国力强大的时候，这就是亲朋满座，你坐在主位，让人见了就心生畏惧。　　 当然了，姜星火是一向不赞成打肿脸充胖子的。　　 伱给大明送礼，国师很高兴，但你想从大明身上薅羊毛，国师不喜欢。　　 所以以前那种送一反十就免了，现在礼部基本都是等比例回赠。　　 姜星火的这个逻辑其实没问题，因为使团来朝见，大明都已经提供全程吃住了，本来就是外交任务，这差事也不是让你来挣钱的，现在你送大明什么价值的东西，大明就送你等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大明这里也就只能卖回本，但你如果愿意跑远一点，那么还是有得赚的，但那就是你的事了.反正对于大明的体量而言，每年朝贡回赠的货物，完全可以算作出口抵税。　　 在海上颠簸了许久的郑和，感受着这份久违的喧嚣。　　 终于，他来到了姜星火等他的地方。　　 这是南京城核心区新建的证券交易所，建筑气势恢宏，高大的门楼上方悬挂着一块金边黑底的匾额，上面书写着“大明证券交易所”几个大字。　　 门前宽敞的广场上人来人往，可谓是车水马龙。　　 走进交易所，只见大厅内人头攒动，人们或高声议论，或低声交谈，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兴奋的气氛。　　 巨大的木牌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股票和国债的信息，股票一栏上面的红绿数字不停被工作的小吏上下转动，仿佛是大明经济脉搏的跳动。　　 郑和驻足观看了片刻，发现他印象里有名的股份有限公司都有，比如大明西天竺股份有限公司、大明果品股份有限公司、南洋移民股份有限公司.而他不认识的就更多了，比如马尼拉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之类的，郑和问了一句才知道，这是朱高燧拿来在吕宋开金矿的公司。　　 实际上在姜星火前世，　　 股份有限公司是用来划清责权的，而股份本来是内部流通，现在很多股份有限公司都有了集资扩张的需求，自然就出现了股票交易所。　　 实际上，南京最早的股票交易，还是在秦淮河畔的茶楼.由于小道消息畅通，一群商人不仅在里面闲聊，而且还有人交易小公司的股票，一来二去，股票中介商人也出现了，其中就有人自制了股票交易手册，写了一些交易流程和防坑的注意事项，以及一些交易中的公司的业务说明和股票价格。　　 这样大家就不用多费口舌，高效又便利，大家也都照着做，由于没有法令规定，所以有的商人经常聚集的茶楼，甚至干脆干脆弄了个公布栏把所有交易信息整合在一起，也就是最原始的“股票挂牌交易”了。　　 在这种“股票挂牌交易”之初，由于买卖金额小，通常对对公司的股票价格没有太大影响，而随着规模的扩大，同一家公司的股票在不同的茶楼里进行交易，价格波动就很正常了，再加上很多机灵的市民的参与，股票价格的波动就愈发剧烈。　　 而一直在暗中观察的姜星火，见时机已经成熟，就不再放任其野蛮生长，而是与审法寺的金幼孜协商，颁布了《证券交易法》，并且由大明银行成立了这家“大明证券交易所”，目前证券交易所内，主要进行国债和股票两方面的业务。　　 国债方面，主要是国债的售卖与公证转卖，前者就是卖各种各样国债，包括战争债券、治河债券等等，而后者则是给买家和卖家的国债转卖进行公证，毕竟国债是不允许提前兑现的（如果允许提前兑现则无法完成大明恢复宝钞币值的目标），而人总有交易和变现的需求，放任民间自由转卖，不仅对交易双方来说没有保障，还有可能催生各种各样的违规操作，因此不如收点手续费，给国债的转卖进行公证盖章和登记.伪造印章没用，因为大明银行在国债到期之前会同步证券交易所的国债转卖登记的同步记录，兑现的时候进行二次核实。　　 股票方面，那就是进行股票买卖的服务，以及规范股票交易了，姜星火在书本上见识过太多早期的野蛮生长，而眼下的大明随着贸易的不断繁荣，金融市场可以说距离理论峰值的万分之一都不到，所以出现任何财富奇迹都是很正常的.但问题在于，机遇同时伴随着风险，人心的贪欲是无限大的，姜星火不可能看着破产的市民跳秦淮河，因此，他有责任也有义务做好监管的工作。　　 姜星火就像是一个尽心尽力的游戏策划一样，在游戏进程的同时，努力地修补着各种各样的bug，并且打上各种补丁。　　 在三楼的房间里，郑和见到了姜星火。　　 在与姜星火的会面中，郑和详细叙述了他在海外的所见所闻，他描述了那些遥远的国度、奇异的风俗以及他与当地王公贵族打交道的过程。　　 姜星火听得入神，不时问几个问题，随后说道。　　 “在你回来前一个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皇帝巴耶济德就已经派全权使者前来南京，与大明正式建交了。”　　 郑和怔了下，反问道：“那他应该还不见得知道西方的事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什么态度？”　　 姜星火当然知道郑和问的是什么，他答道：“没什么态度，现在巴耶济德自顾不暇，之前他征服的很多地方都叛乱了，有几个儿子也不愿意归还手中的权力。”　　 姜星火的态度显得很淡定：“对于东西方贸易的事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固然有损失，但这些事情是避免不了的，而且贸易航线也不经过他们的地盘，除非巴耶济德把马穆鲁克王朝和白羊王朝给动了问题是，他有这个能力吗？”　　 郑和想了想，是这个道理，巴耶济德就算再不乐意东西方贸易的利益被夺走，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本来就在安卡拉战役被帖木儿所重创，如今又四分五裂，可以说内忧外患比帖木儿汗国还严重，光是整顿起来，恐怕没个十年八年都费劲，更何况就算是整顿好，他也不见得真有能力把马穆鲁克王朝和白羊王朝怎么样。　　 既然他没这个能力，又不敢对大明不敬，大明有什么好顾虑他的呢？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稳固从南天竺到欧洲的航线，加强对海外基地的补给和军备，从而彻底掌握航线的控制权。　　 毕竟，想要开通苏伊士运河，以现在的工程水平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那地方又在马穆鲁克王朝手里，对于大明来说，还是走环非洲的u型航线更好，至少沿途战略要地都被大明抢先控制在手里了。　　 “帖木儿汗国现在打的怎么样了？”　　 这个问题，反而是姜星火问郑和的，因为最新的消息肯定是返航途中在帖木儿汗国的港口停靠的郑和获知的时间最早，而后续派出去的运粮船队这时候还没回到安南国和占城国呢，自然不可能把消息送到大明让姜星火知道。　　 “沙哈鲁后院起火，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起事了，回头平乱的时候被哈里勒反推了一波，但哈里勒军队和补给都不够，战线推不了太远，所以基本稳定住了。”　　 “那就好。”　　 姜星火点点头，帖木儿的远征大军从回到汗国境内，就基本不受哈里勒控制了，属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的状态，领主们都带着自己的军队回到了封地，所以哈里勒手中的兵力并不多。　　 “接下来加大力度援助吧，哈里勒现在还很弱小，最起码要让他顶住沙哈鲁的反扑，维持住帖木儿汗国现在分裂的局面。”　　 “如果哈里勒要击败沙哈鲁了呢？”　　 听到这个问题，姜星火捏着茶杯的手悬在了半空中，笑了下：“那就让白羊王朝给沙哈鲁送援助，问就是沙漠里刨出刀枪了自己用不完。”　　 “懂了。”郑和点了点头。　　 随着跟白羊王朝和马穆鲁克王朝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派驻了天使馆，两个在东西方新航路上至关重要的国家，其对帖木儿汗国那复杂的态度，也被大明察觉了出来。　　 无论是大明，还是马穆鲁克王朝和白羊王朝，一个半死不活始终处于内战状态的帖木儿汗国，才是好邻居。　　 除了肉眼可见的经济情况变化，姜星火还向郑和介绍了大明在其他方面的新变化。　　 包括　　 不过解决了“有无”，后面的事情就都好说了。　　 再有就是随着点对点商道网络的逐渐铺开，现在南北直隶都形成了巨大的商贸网络，而且是直接通往港口的那种，对于内陆贸易的提升，不可谓不重大，而随着这些商贸网络的建立，成体系的付费邮局也建立了起来，人们输送物品和信息，变得更加便捷。　　 除此以外，还有随着商业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思潮，也逐渐在市井间产生，而经济地基的改变，也致使理学卫道士们不再拥有站在道德高地指指点点的地位，而是被拉下来一起辩论新的事物和风气是否符合合理。　　 年轻一辈的学者也逐渐开始掌握更多的话语权，譬如曹端，他提出的哲学逻辑学，就非常受到士林的追捧新心学的发展速度如燎原野火一般，实学也在浙江和江南、江西，渐渐成为蔚然显学。　　 姜星火还特别提到了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对于大明经济的重要性，它不仅为商人提供了一个公平交易的平台，还促进了资金的流动和公司的发展，当然，也蕴含了相当的风险。　　 郑和静静地听着姜星火的讲述，心里还是很自豪的，因为他的航海事业不仅为大明带来了财富，更重要的是通过探索和维系航路，给大明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开创性的作用，是别人比不了的。　　 “现在朝中的局势怎么样？”　　 郑和很清楚地观察到了姜星火眉宇间的隐忧，但姜星火却回答的很淡然：“有些小波折，总体还是好的。”　　 其实正如朱高炽所预想的那样，朱高煦被立为储君，对于朱高煦和姜星火来说，其实眼下并不是什么利好。　　 朱高炽被封为齐王，却并没有离开南京前往山东就藩，而被封为宋王的朱高燧，反而去就藩了，只不过就藩的目的地却是另一个宋地——吕宋。　　 吕宋群岛上的形式很复杂，但不管怎么说都是个好地方，粮食产量高还有金矿，朱高燧带着他的三护卫以马尼拉为基地，开始逐渐开疆扩土。　　 而为了配合对外扩张，现在也有在大明待不下去的人，通过南洋移民股份有限公司移民到南洋各地，这些目的地中以吕宋为主.这里面也包含了朱高燧开的马尼拉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能够一夜暴富的淘金潮谁不动心呢？　　 这还真不是编出来用来宣传的，而是真的有不止一个人捡到了狗头金。　　 当然了，捡到不等于最后拥有，最后拥有也不等于就能一夜暴富就是了，在蛮荒之地，基本遵循的就是丛林法则。　　 不过不管怎么说，朱棣还是很疼爱这个默默给他皇位拼了好多年命的儿子的，不仅给了朱高燧满编的三护卫，而且还提供了相当多的火器和弹药，以及一大笔去吕宋的“安家费”，至于后勤补给之类的，这些都是通过马尼拉商人可以解决的问题。　　 但对朱高煦，就不是这样了。　　 从朱高煦监国开始，皇帝和太子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随着一件件琐碎的小事叠加起来，朱棣对他的要求就越来越高，而且非常严苛。　　 而徐皇后病逝以后，朱棣更像是变了个人似的.朱棣的转变，就像是失去了马皇后的朱元璋一样，变得冷漠且残忍，充满了猜忌。　　 客观的来说，朱棣人到中年，而且已经登上了皇位，子女都开始与他疏远，唯一的伴侣也失去了，这位马上天子人生的目标似乎已经不多了。　　 建立能够超越所有帝王的伟大功业，以及牢牢地把持住皇权平衡好各个势力，成为了朱棣要做的事情。　　 除了朱能和丘福，朱棣不再如以往那样信任他的老兄弟们，因为朱棣很清楚，自己在老兄弟们的眼里，或许已经不是唯一可以披上黄袍的人了.　　 而朱棣唯一的温情，转移到了皇长孙朱瞻基身上。　　 朱棣现在看老大烦，看老二也烦，乖巧懂事的朱瞻基，给朱棣提供了别人无可替代的情绪价值，而随着年岁渐长和父亲的嘱托，朱瞻基不再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帮助父亲重新夺得太子之位，而是专心于跟皇爷爷变得更加形影不离。　　 朱瞻基已经很清楚，自己在皇爷爷心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清楚只要自己存在在皇爷爷的身边，那么其实他们一家就是绝对安全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子的废立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　　 事实也是如此，姜星火是国师，也是太子师，东宫既然册立，那么他被理所应当地在一连串头衔里，加上了“太子太师”这个头衔。　　 嗯，姜星火的贯口现在更难读了。　　 特进光禄大夫、奉天辅运推诚效义文臣、上柱国、太子太师、国师姜星火。　　 不过不管是太子太师，还是从特进荣禄大夫变成了特进光禄大夫，这些头衔的实际作用其实都不大，最有影响的，是朱高炽的势力在逐渐增长，而姜星火几乎没什么进展。　　 这些年，除了重新出山的袁珙出任了太常寺卿，而宋礼因为治理黄河有功，被升任为工部尚书代替黄福以外，基本上中高层晋升的都是朱高炽一系的官员。　　 在朝廷的逐渐新老交替进行的换血里，受益最大的反而是没有得到太子之位的朱高炽，这显然是皇帝的某种“补偿”，甚至齐王朱高炽，现在还在领导着内阁。　　 如果换到朱棣的视角，这显然是在所难免的事情，毕竟姜星火一系，已经有了礼部尚书卓敬、户部尚书夏原吉、工部尚书宋礼、太常寺卿袁珙、鸿胪寺卿解缙、光禄寺卿黄子威，再加上总裁变法事务衙门的两位国公，不可谓不实力强大，因此强大到了这个阶段，被限制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而为了庙堂不起太大的波澜，朱棣并没有动这些高级官员，而是在侍郎及以下的官员任用中进行了干预，在持续削弱保守派的同时，加强变法派中朱高炽的力量用以制衡。　　 朱棣并不害怕朱高炽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威胁他的皇位，因为在朱棣的认知里，想要改朝换代，只有捏着刀把子的人才能做到，而朱高炽在庙堂中的力量无论如何强大，都无法做到这一点.真正能做到的，是太子朱高煦。　　 故此，限制和敲打朱高煦，也就成了必然之事。　　 洪武初期老朱颁布了《皇太子仪制》，明确规定了东宫的地位和职责，除詹事府外，还有左、右春坊，司经局等部门辅佐太子，而这些部门的官员，说是“动辄得咎”都是轻的，时不时就得进诏狱几个，里里外外打的不都是太子的脸？　　 再加上朱棣一如既往的脾性，时不时对朱高煦劈头盖脸的臭骂，这才多久的时间，朱高煦有的时候就忍不了了。　　 而最气人的是，在朱高煦告诉自己要冷静的时候，朱棣就会以己度人，阴阳怪气的问他“你现在这么能忍，是不是想着当年你爹我是怎么忍下来好起兵的？”，然后通常都是不欢而散。　　 太子和皇帝作为博弈的双方，只要不是朱标和老朱那种，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倒也不奇怪，但朱高煦被敲打的多了，难免也会烦躁，他又不是好脾气的人，能忍三次四次都是看在太子之位的面子上了。　　 所以，朱高煦没少跟姜星火抱怨。　　 姜星火当然清楚，经常受气就是朱高炽寿命偏短的一部分原因，但这时候有什么办法？大吵一架还是来一次玄武门之变？　　 前者除了让父子关系愈加出现裂痕外，没有任何意义，而后者，至少以朱高煦目前对军队的掌控力度，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过倒也不是无解，姜星火给出的办法，就是让朱高煦出去打仗，自己继续养望。　　 庙堂看的是一时的势力强弱，也看谁能掌握未来的文脉。　　 如今的儒学，理学、心学、实学，已经出现了三足鼎立的状况，即便没有南宋时期那般争鸣，也不遑多让，所以作为事功之学的代表性人物，姜星火门徒并不少，这些人会不断通过科举、国子监、大明行政学校等门路进入到仕途之中，而姜星火本身也可以称得上“时可我待”，哪怕一时被打压，时间也是站在他这边的。　　 更何况，除了儒学，现在从国子监到地方，科学的风潮也在流行，年轻的学子们充满了革新与探索精神，这同样是姜星火的基本盘。　　 所以，哪怕是现在朱棣作为裁判下场干预侍郎以下中高层官员的晋升，也不可能干预如过江之鲤一般底层官员的入仕，只要耐得下性子，作为在学术界地位已经快追平北宋五子，进入“诸子”境的姜星火来说，这庙堂早晚是其徒子徒孙的。　　 而让朱高煦出去打仗，那就更好理解了。　　 ——眼不见心不烦。　　 就像是那些孩子放假回来头两天热络，再过几天就该嫌弃的父母一样，如果孩子离开久了，自然而然就会忽视那些曾经觉得非常膈应的鸡毛蒜皮的矛盾，期盼着孩子回来。　　 朱棣也是人，是人就会有这种情绪，更何况是空巢老人呢？朱瞻基就算是再乖巧懂事，也不能完全代替儿子的作用，毕竟朱高煦在朱棣眼里，其实就是“世界上另一个我”。　　 当然了，如果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出现在生活里，绝大多数人都会讨厌这个自己就是了。　　 尤其是朱棣和朱高煦都是标准的武人，暴躁、骄横和残忍的性格因子都是一个dna模子里刻出来的。　　 事实上，在永乐五年年末，大明开始进一步在更深程度推行变法的同时，也开始了为推迟的跨海征日作战进行了全面的战争准备。　　 跨海征日的主力是在山东已经训练了两栖登陆等科目足有四五年之久的十万备倭军，这些备倭军基本上都是由南军整编而来的，普遍水性娴熟且惯于丘陵平原作战。　　 过去蒙古人的经验有不好的一方面，譬如在秋天渡海但也有好的一方面，面对日本人，虽然日本贵族很热爱骑射，但其实骑兵不是好的选择，相反，火器与步兵的结合反而更能在日本列岛的地形中大展拳脚。　　 而登陆的物资更是做好了充足的储备，像是蒙古人那样把人送上去没有后续支援和补给，让日本人从滩头阵地赶下海的事情，是绝不会发生的。　　 再加上，随着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及各公司的商业发展，宝钞的需求数量也急剧攀升。　　 这就导致了姜星火之前通过发行国债和纳钞中盐和减少新增铜钱等办法，实际币值已经开始回归纸面币值的宝钞，再次升值了。　　 如此一来，宝钞的实际流通币值，已经达到了纸面币值的将近一半，货币改革的基础，也就具备了。　　 【换钞】这个在模拟元朝游戏里极为危险且诱人的操作，放到现在的大明，一个不慎，同样充满了玩脱的风险。　　 但偏偏大明如今已经初步打通了东西方航路，无论是接下来注定会飙升的贸易量，还是以后探索新大陆发现南美银矿乃至最终完成全球航行，都注定了大明必须要尽快建立起一套以白银为核心的双轨货币制度，尽快完成对没有任何锚定物的旧有宝钞制度的改革。　　 只有大明自己先建立能够玩得转的货币体系，才能结合全球贸易，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整合进来，从而建立货币霸权。　　 而想要给宝钞找锚定物，就需要大量的白银，大明又恰好是白银匮乏的国家，日本又恰好有大量未开采的白银。　　 你说巧了嘛这不是？　　 因此，历史的进程已经走到了这里，如今的永乐六年，对日本动手已经是迫在眉睫之事了。　　 毕竟为了跨海征日，大明已经做了太多的准备工作。　　 不仅专门编练了十万人规模的备倭军，而且储备了足够长期消耗的粮食弹药，并且通过过去几年与日本贸易，基本摸清楚了日本国内各种情况与势力分布，再加上各种情报人员的努力，地形、水文等情况，也算是八九不离十。　　 而对于风暴的观察，在济州岛、对马岛等岛屿上的钦天监官员，也基本上摸清楚了规律，只要避开风暴高发的秋季，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差池。　　 庙算准备充足到了这个地步，不打这一仗，都实在是说不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