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2章六经　　 莫愁湖上，小雪纷纷。　　 湖畔阁楼中，四人拥炉火而坐，姜星火开门见山道：“这些日子之所以未曾来寻孔公，乃是国朝诸事实在繁杂，今日湖畔一晤，见湖面宽广、白雪皑皑，心中亦是有几分遁脱囚笼之感，有些话说起来，倒也敞亮今日是来借孔公之名的。”　　 孔希路听后，心下倒是了然，自己既然是威孚海内之望，乃是儒林的泰山北斗，那姜星火有所图方才正常，若是一无所图，反倒说不过去。　　 毕竟对方拿来做交换的，正是他真正能用以开宗立派，乃至青史留名的东西。　　 但孔希路毕竟是南孔家主，一举一动，既要看自己心意，也同样要顾全家族，而姜星火乃是变法派的旗手，从实际角度上，是与保守的程朱理学相冲突的。　　 故此，若是姜星火有什么特别过分的要求，孔希路的内心里，还是会有所权衡的。　　 “咳咳。”　　 这时候，一直在角落里隐身的慧空走了出来，他的手向怀中伸去，摸出了一本小册子。　　 “这位乃是大天界寺的慧空禅师，一向喜欢钻研医术，对于医术有些自己独到的见解。”　　 高逊志看了看，此人已经强壮到冬天都只穿露出一条胳膊的僧袍，再看了看对方一身的腱子肉.不，是脖颈连接处都练出肉眼可见的强劲肌肉。　　 高逊志此时的脑海有一点混乱，可能是由于过度饮酒导致的，但不管怎样，他都很难把眼前的人，跟“精通医术”联系在一起。　　 高逊志人品很好，但他不是一个酒品很好的人，这时候脑子里奇怪的思绪四处飘飞，然后竟然打着嗝伸出了一只手：“嗝给我看看。”　　 姜星火看着高逊志，笑道：“高太常可是醉了？”　　 高逊志摇了摇头，只道：“人又非清心寡欲的圣贤，偶尔喝两杯，助助兴，哪里会醉呢？”　　 看着应该不会把东西掉火锅里，高逊志这番表态，姜星火也就放心许多，随即将那本慧空递过来的小册子递给高逊志。　　 慧空重新恢复了隐身状态。　　 高逊志接过小册子，翻阅了片刻，脸色逐渐涨红，然后他猛地抬头：“这你.”　　 姜星火微微一笑，自顾自地斟了杯酒，可惜这几人喝的太猛，酒杯都倒不满，酒坛子就空了，于是他仰首将酒水灌入喉咙，然后又从旁边的柜子里取了坛美酒。　　 高逊志则看着这小册子，整个人都呆住了他的双手都在颤抖，然后缓缓站起身来，双腿都有些发软。　　 ——这玩意对他来说，也太恶心了。　　 他看着角落里的慧空，一字一句的问道：“你是说，人体里面骨骼、五脏六腑是这样？”　　 “当然。”　　 慧空点了点头：“贫僧解剖了很多，都这样。”　　 高逊志嘴唇蠕动了半晌，终究没吐出一个字来，最后颓然跌坐回椅子上。　　 他看着手中的小册子，一时间觉得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还挺烫手。　　 于是，高逊志赶紧丢给了坐在另一侧的曹端和孔希路，自己又要喝起酒来。　　 姜星火又倒了一杯酒，端起来，送到高逊志面前：“来，高太常，喝一口，驱驱寒气！”　　 高逊志心中思忖：“哪有什么寒气？怕是邪气还差不多。”　　 他接过酒水，却不知为何，一想起小册子里面人体解剖的景象，顿时便趴在桌旁，对着下面的痰盂呕吐了起来，不知是卡了还是怎地，一张脸憋成酱紫色，姜星火拍了拍他后背，方才顺了过来。　　 这一幕落在其它两人眼中，却是不免有些惊诧了。　　 曹端接过来，很尊老爱幼地放在了桌子中间，给孔希路翻阅，但没翻阅两下，曹端就觉得有点受不了了。　　 原因无他，慧空这手绘实在是太栩栩如生了，还进行了上色。　　 古代有人体经络图，但这种人体解剖图，肯定是没有的，属于谁都没见过的新活，而且古人读书很少读医书，即便是读了，也是纯文字的，学习经络、草药这些，去了解五脏六腑和骨头的具体位置的人，微乎其微，更别说连血管都画出来了。　　 所以乍一眼看去，就跟把人扒了皮详详细细地放到面前似地，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还是尺度过大了。　　 事实上在姜星火的前世，华夏直到清末时期，也就是十九世纪初，才有传教士带来已经发展的相对完善的解剖学，解剖学领域的教科书也因此传入中国，基本跟后来鲁迅手绘的那种人体解剖图差不多，但中文版的解剖学书籍，则要等到1851年，由英国传教士合信与中国人陈修堂合译，出版了解剖生理学著作《全体新论》。　　 正因如此，这种东西确实很难被这个时代的人所接受，哪怕是跟普通人比，相对有医学常识的大儒。　　 “嗤。”　　 伴随着一声沉闷响声，曹端也开始趴在地上干呕，那种画面他简直不愿想起，现在一想就浑身发冷。　　 坐在外侧的姜星火起身拍了拍他肩膀道：“后面还没看呢.”　　 出乎曹端和高逊志的意料，孔老头子反而是对此忍耐力最强的。　　 其实想想也就不奇怪了，孔希路每天在显微镜下研究的东西，肯定有比这个更恶心的.应该是早就锻炼出来了。　　 孔希路耐心地翻阅完，然后放下小册子，说道：“医书有言五脏六腑位置，骨骼虽然没有说明的太详细，但想来也与这大差不差，国师是打算让我以‘体物’，不，‘体己’的名义来推广这人体的医学吗？”　　 其实孔希路从他的本心来说，对于骨骼、血管、内脏这些的构成，并不太感兴趣，因为严格地讲，这属于医学范畴，跟显微镜下的细胞、微生物这些，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　　 孔希路之所以沉迷于此，是因为这世界上所有有生命的物体，放在显微镜下都是有细胞存在的，对于孔希路来说，这是普遍存在的微观规律，只不过不同的生命体和统一生命体不同部位的细胞可能各不相同，但这东西，跟“理一分殊”的道理是一样的，不影响什么。　　 换言之，孔希路在乎的是能真正通过“体物”来参透万事万物本源的“理”的手段。　　 至于人体啥样，他不太在乎，因为儒学负责是君子求诸己心，医学才负责求诸己身，就算放大了说，他研究出了“体己”，也没啥用，不是能通用于万物的本源道理，所以他有些兴趣缺缺。　　 但如果仅仅是这个，孔希路还是愿意帮忙的，毕竟姜星火好像也没有要求自己做过什么，这虽然有些惊世骇俗，但说到底，并不是违反什么儒家原则的事情，儒家根本不管这玩意。　　 姜星火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推广人体解剖学，这种东西如果他想推广，根本用不着请动孔希路，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姜星火从袖子里拿了张纸出来，递给孔希路。　　 孔希路神色一凝，展开看来是一段话。　　 “凡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理有未穷，即知有不尽，若能穷理有据，则不论何人言之，皆当信之，盖人同此心，而心同此理，固不得异其人，而并异其理也。夫医学一道功夫，甚钜关系非轻，不知部位者，即不知病源，不知病源者，即不明治法，不明治法而用平常之药，犹属不致大害，若捕风捉影以药试病，将有不忍言者矣。经世致用，亦同此理”　　 孔希路多聪明的人，看到“经世致用”这四个字，就已经基本明白姜星火打的是什么幌子了。　　 说白了，人体解剖学虽然实用，能救人，能让人了解人体的奥秘，但对于姜星火这种位置的人来说，还真没那么重要。　　 姜星火最需要的是什么？　　 当然是让帝国在方方面面向着自己设计的方向前进。　　 而对于思想界来说，姜星火要做的，无非就是让思想界转向“探寻究理，经世致用”八个字而已。　　 那么儒家怎么实践这八个字？　　 答案也不复杂，用另外八个字来实践。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现在既然已经用复兴的心学和实学，破坏了理学一家独大的地位，那么接下来，当然是继续加大对理学优势地位的破坏。　　 什么破坏是最有威力的？　　 要知道，堡垒永远都是从内部攻破最容易。　　 所以姜星火打的主意，就是说服这些刚刚在“古今王霸义利”三辩中名扬天下的大儒，让他们帮忙破坏理学.这听起来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姜星火却早有计划。　　 姜星火笑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尚且不提，就说这读书一事，六经之中义例文句精粗微显可谓是参杂纷烦，又比真的处理国家政务，要简单多少？我看未必！而既然六经繁杂，百思未必能通，那就有通经致用的必要了。”　　 曹端的粗眉微皱，开口问道：“通经致用，又是怎么个说法？”　　 “自然是由朝廷出钱，延请大儒，修订六经之注，以为后世准则。”　　 姜星火这话说得轻巧，但这话一出，其实事情就成了三分之一了。　　 为什么？　　 钱不钱的其实不重要，就说这件事，那就是多少大儒抢破脑袋都想承担的任务？　　 这可是给国朝修六经集注！　　 这可是要流传后世成为无数读书人所学标准的！　　 站在角落里隐身的慧空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眼前的这三位大儒神色有些变化。　　 他对于儒学的理解，还处于比较粗浅的皮毛阶段，但慧空也知道朱熹能配祀孔庙，凭的就是他理学集大成者的身份，那么朱熹的思想是通过什么体现的？《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做的批注，它既是读书人的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科举答题的答案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在眼下的大明，地位很高。　　 可但凡是对儒学理论体系有些了解的人，都能明白，“六经”是高于“四书”的，更何况四书里的《论语》、《孟子》本不是经，《大学》、《中庸》一开始更仅仅只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　　 朱熹对此是怎么解释的呢？朱熹自己也说的清楚，“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朱熹把他注释的四书比作“熟饭”，也就是拿来就能果腹充饥，而六经则是“打禾为饭”，意思就是把禾苗拔下来做饭.在理学的演进中，一开始二程是将四书看做学习六经的阶梯的，朱熹承认这一点，但是他通过掌握相对更容易学习的四书的注解权，在经书学习中夺取了六经正统的教育地位。　　 《四书集注》是朱熹钻研一生构建的完整理学思想体系，因此，朱熹反复强调掌握了《四书集注》就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础事实上，朱熹的《四书集注》当然是一部相当厉害的作品，但要是说这就是儒学的唯一解释，那也是扯淡，至于他的弟子吹嘘的“故愚谓《朱子语类》与《四书》异者，当以《朱子语类》为正，而论难往复，《四书》所未及者，当以《朱子语类》为助”，更是纯纯的往朱熹脸上贴金。　　 给六经做注，毫无疑问是比给四书做注，工作量更大，也更加煊赫荣耀的事情。　　 四书尚且可以一个人穷其一生来做，但六经这种体量，涉及到考据、对比、研究，就跟修《永乐大典》是一个概念，没有国家出大钱，组织大量的人力进行，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个人，或是一个书院来做这件事，想都不要想。　　 而参与这件事，哪怕是挂个名，那都是跟修《资治通鉴》在编撰组上留名是一个概念。　　 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还是由孔希路来发言。　　 “六经不是那么好注的。”孔希路言简意赅道。　　 六经当然不好注，但不好注的是六经本身吗？不好注的是统治者需要他们怎么来解释经义！　　 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他对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　　 “通经致用嘛，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是经学义法，也就是通过给六经做注，来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重整经学的整个体系，以资时下取法。”　　 “第二个方面，则是治经之法，也就是治学方法。”　　 这句话姜星火没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姜星火主张什么治学之法？自然是实践出真知那套。　　 高逊志此时已经有些醉意了，但听闻此言，还是颔首道：“研究经学最忌讳不得本原而务循支离，实际上，若是儒学是一本书，六经就是大纲，儒学若是一棵树，六经就是根本，其余诸如四书之类的支流余裔，不过是因缘而生罢了，若是正经研究经学，那就必须得确立主旨，探骊得珠，此后解经便如利刃切肉，迎刃而开也。”　　 “便是这个道理了。”姜星火趁热打铁道，“儒家伦常义理百世可知，而《六经》同出一源，其宗旨、大义、礼制，皆相同，而其体制、文字，则诸经各自不同.跟这本小册子里画的骨骼结构图，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做学问，不找主要的骨头，而去寻旁边的小骨头吗？”　　 曹端有所触动，但仅仅是这些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恐怕还不够，因为巨大的利益面前，同样存在着风险。　　 他们必须搞明白，姜星火让他们来发表的文章，到底要做什么。　　 而这里面的关键，不在于姜星火说的第二方面的治学方法，而在于第一方面说的“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　　 嗯，燕国地图铺了半天，这是终于露出匕首来了。　　 姜星火口中的“制度”，当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按朱熹的理解，也是这个时代对于制度最标准的理解，一共有两类，其中《周礼》为一类，即“礼之纲领”，而《仪礼》和《礼记》则是另一类，即“仪法度数”。　　 看起来很奇怪吗？为什么都是礼仪？　　 这并不难理解，礼部为什么是六部里名义上排名第一的部？　　 在封建王朝时期，礼仪是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制度在国家政治与社会规则的纲领与枢纽，二者互为表里，礼仪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礼仪。　　 而义理和制度之间，联系同样非常密切。　　 孔希路这时候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这种大事，并非是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若是姜星火没有一个完备的计划，就要他以南孔家主的身份来做六经新注，哪怕是他，对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也是心里没底。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年轻的脸庞，缓缓说道：“盖制度者，经史之枢纽，圣贤精理奥义之所由见，而世界盛衰治乱所从出也，六经以明制度为大例不假，毕竟就算《春秋》微言大义，可说穿了，还是以著书谨祸乱、辨存亡，六经都是如此，所有安危祸福，旧说多阙，今悉采备，无非便是用以明得失成败之数。”　　 经史子集，经在最前面，而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则地理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这些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从六经里出来的。　　 “可是，要从何处立意呢？”　　 这个疑问，同样是萦绕在曹端和高逊志心头的。　　 是啊，从何处破题立意呢？这可不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涉及到的也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给六经做注，尤其是要从六经的义理着手，反思过去的制度，给现在的制度变革背书，没有一个能无懈可击地立住脚的立意，是绝对不行的。　　 要是强行来做这件事，哪怕是就直接成了笑话，让人觉得他们是放弃了颜面，给当权者捧臭脚，这是任何大儒都不能接受的。　　 参与官方注六经是荣耀，可这荣耀背后，还蕴藏着同样沉甸甸的东西。　　 姜星火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直接给出了他和姚广孝、张宇初思考很久后的答案。　　 姜星火指着孔希路，说道。　　 “孔子，两个孔子。”　　 那么儒家怎么实践这八个字？　　 答案也不复杂，用另外八个字来实践。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现在既然已经用复兴的心学和实学，破坏了理学一家独大的地位，那么接下来，当然是继续加大对理学优势地位的破坏。　　 什么破坏是最有威力的？　　 要知道，堡垒永远都是从内部攻破最容易。　　 所以姜星火打的主意，就是说服这些刚刚在“古今王霸义利”三辩中名扬天下的大儒，让他们帮忙破坏理学.这听起来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姜星火却早有计划。　　 姜星火笑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尚且不提，就说这读书一事，六经之中义例文句精粗微显可谓是参杂纷烦，又比真的处理国家政务，要简单多少？我看未必！而既然六经繁杂，百思未必能通，那就有通经致用的必要了。”　　 曹端的粗眉微皱，开口问道：“通经致用，又是怎么个说法？”　　 “自然是由朝廷出钱，延请大儒，修订六经之注，以为后世准则。”　　 姜星火这话说得轻巧，但这话一出，其实事情就成了三分之一了。　　 为什么？　　 钱不钱的其实不重要，就说这件事，那就是多少大儒抢破脑袋都想承担的任务？　　 这可是给国朝修六经集注！　　 这可是要流传后世成为无数读书人所学标准的！　　 站在角落里隐身的慧空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眼前的这三位大儒神色有些变化。　　 他对于儒学的理解，还处于比较粗浅的皮毛阶段，但慧空也知道朱熹能配祀孔庙，凭的就是他理学集大成者的身份，那么朱熹的思想是通过什么体现的？《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做的批注，它既是读书人的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科举答题的答案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在眼下的大明，地位很高。　　 可但凡是对儒学理论体系有些了解的人，都能明白，“六经”是高于“四书”的，更何况四书里的《论语》、《孟子》本不是经，《大学》、《中庸》一开始更仅仅只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　　 朱熹对此是怎么解释的呢？朱熹自己也说的清楚，“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朱熹把他注释的四书比作“熟饭”，也就是拿来就能果腹充饥，而六经则是“打禾为饭”，意思就是把禾苗拔下来做饭.在理学的演进中，一开始二程是将四书看做学习六经的阶梯的，朱熹承认这一点，但是他通过掌握相对更容易学习的四书的注解权，在经书学习中夺取了六经正统的教育地位。　　 《四书集注》是朱熹钻研一生构建的完整理学思想体系，因此，朱熹反复强调掌握了《四书集注》就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础事实上，朱熹的《四书集注》当然是一部相当厉害的作品，但要是说这就是儒学的唯一解释，那也是扯淡，至于他的弟子吹嘘的“故愚谓《朱子语类》与《四书》异者，当以《朱子语类》为正，而论难往复，《四书》所未及者，当以《朱子语类》为助”，更是纯纯的往朱熹脸上贴金。　　 给六经做注，毫无疑问是比给四书做注，工作量更大，也更加煊赫荣耀的事情。　　 四书尚且可以一个人穷其一生来做，但六经这种体量，涉及到考据、对比、研究，就跟修《永乐大典》是一个概念，没有国家出大钱，组织大量的人力进行，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个人，或是一个书院来做这件事，想都不要想。　　 而参与这件事，哪怕是挂个名，那都是跟修《资治通鉴》在编撰组上留名是一个概念。　　 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还是由孔希路来发言。　　 “六经不是那么好注的。”孔希路言简意赅道。　　 六经当然不好注，但不好注的是六经本身吗？不好注的是统治者需要他们怎么来解释经义！　　 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他对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　　 “通经致用嘛，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是经学义法，也就是通过给六经做注，来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重整经学的整个体系，以资时下取法。”　　 “第二个方面，则是治经之法，也就是治学方法。”　　 这句话姜星火没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姜星火主张什么治学之法？自然是实践出真知那套。　　 高逊志此时已经有些醉意了，但听闻此言，还是颔首道：“研究经学最忌讳不得本原而务循支离，实际上，若是儒学是一本书，六经就是大纲，儒学若是一棵树，六经就是根本，其余诸如四书之类的支流余裔，不过是因缘而生罢了，若是正经研究经学，那就必须得确立主旨，探骊得珠，此后解经便如利刃切肉，迎刃而开也。”　　 “便是这个道理了。”姜星火趁热打铁道，“儒家伦常义理百世可知，而《六经》同出一源，其宗旨、大义、礼制，皆相同，而其体制、文字，则诸经各自不同.跟这本小册子里画的骨骼结构图，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做学问，不找主要的骨头，而去寻旁边的小骨头吗？”　　 曹端有所触动，但仅仅是这些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恐怕还不够，因为巨大的利益面前，同样存在着风险。　　 他们必须搞明白，姜星火让他们来发表的文章，到底要做什么。　　 而这里面的关键，不在于姜星火说的第二方面的治学方法，而在于第一方面说的“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　　 嗯，燕国地图铺了半天，这是终于露出匕首来了。　　 姜星火口中的“制度”，当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按朱熹的理解，也是这个时代对于制度最标准的理解，一共有两类，其中《周礼》为一类，即“礼之纲领”，而《仪礼》和《礼记》则是另一类，即“仪法度数”。　　 看起来很奇怪吗？为什么都是礼仪？　　 这并不难理解，礼部为什么是六部里名义上排名第一的部？　　 在封建王朝时期，礼仪是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制度在国家政治与社会规则的纲领与枢纽，二者互为表里，礼仪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礼仪。　　 而义理和制度之间，联系同样非常密切。　　 孔希路这时候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这种大事，并非是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若是姜星火没有一个完备的计划，就要他以南孔家主的身份来做六经新注，哪怕是他，对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也是心里没底。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年轻的脸庞，缓缓说道：“盖制度者，经史之枢纽，圣贤精理奥义之所由见，而世界盛衰治乱所从出也，六经以明制度为大例不假，毕竟就算《春秋》微言大义，可说穿了，还是以著书谨祸乱、辨存亡，六经都是如此，所有安危祸福，旧说多阙，今悉采备，无非便是用以明得失成败之数。”　　 经史子集，经在最前面，而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则地理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这些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从六经里出来的。　　 “可是，要从何处立意呢？”　　 这个疑问，同样是萦绕在曹端和高逊志心头的。　　 是啊，从何处破题立意呢？这可不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涉及到的也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给六经做注，尤其是要从六经的义理着手，反思过去的制度，给现在的制度变革背书，没有一个能无懈可击地立住脚的立意，是绝对不行的。　　 要是强行来做这件事，哪怕是就直接成了笑话，让人觉得他们是放弃了颜面，给当权者捧臭脚，这是任何大儒都不能接受的。　　 参与官方注六经是荣耀，可这荣耀背后，还蕴藏着同样沉甸甸的东西。　　 姜星火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直接给出了他和姚广孝、张宇初思考很久后的答案。　　 姜星火指着孔希路，说道。　　 “孔子，两个孔子。”　　 那么儒家怎么实践这八个字？　　 答案也不复杂，用另外八个字来实践。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现在既然已经用复兴的心学和实学，破坏了理学一家独大的地位，那么接下来，当然是继续加大对理学优势地位的破坏。　　 什么破坏是最有威力的？　　 要知道，堡垒永远都是从内部攻破最容易。　　 所以姜星火打的主意，就是说服这些刚刚在“古今王霸义利”三辩中名扬天下的大儒，让他们帮忙破坏理学.这听起来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姜星火却早有计划。　　 姜星火笑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尚且不提，就说这读书一事，六经之中义例文句精粗微显可谓是参杂纷烦，又比真的处理国家政务，要简单多少？我看未必！而既然六经繁杂，百思未必能通，那就有通经致用的必要了。”　　 曹端的粗眉微皱，开口问道：“通经致用，又是怎么个说法？”　　 “自然是由朝廷出钱，延请大儒，修订六经之注，以为后世准则。”　　 姜星火这话说得轻巧，但这话一出，其实事情就成了三分之一了。　　 为什么？　　 钱不钱的其实不重要，就说这件事，那就是多少大儒抢破脑袋都想承担的任务？　　 这可是给国朝修六经集注！　　 这可是要流传后世成为无数读书人所学标准的！　　 站在角落里隐身的慧空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眼前的这三位大儒神色有些变化。　　 他对于儒学的理解，还处于比较粗浅的皮毛阶段，但慧空也知道朱熹能配祀孔庙，凭的就是他理学集大成者的身份，那么朱熹的思想是通过什么体现的？《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做的批注，它既是读书人的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科举答题的答案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在眼下的大明，地位很高。　　 可但凡是对儒学理论体系有些了解的人，都能明白，“六经”是高于“四书”的，更何况四书里的《论语》、《孟子》本不是经，《大学》、《中庸》一开始更仅仅只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　　 朱熹对此是怎么解释的呢？朱熹自己也说的清楚，“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朱熹把他注释的四书比作“熟饭”，也就是拿来就能果腹充饥，而六经则是“打禾为饭”，意思就是把禾苗拔下来做饭.在理学的演进中，一开始二程是将四书看做学习六经的阶梯的，朱熹承认这一点，但是他通过掌握相对更容易学习的四书的注解权，在经书学习中夺取了六经正统的教育地位。　　 《四书集注》是朱熹钻研一生构建的完整理学思想体系，因此，朱熹反复强调掌握了《四书集注》就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础事实上，朱熹的《四书集注》当然是一部相当厉害的作品，但要是说这就是儒学的唯一解释，那也是扯淡，至于他的弟子吹嘘的“故愚谓《朱子语类》与《四书》异者，当以《朱子语类》为正，而论难往复，《四书》所未及者，当以《朱子语类》为助”，更是纯纯的往朱熹脸上贴金。　　 给六经做注，毫无疑问是比给四书做注，工作量更大，也更加煊赫荣耀的事情。　　 四书尚且可以一个人穷其一生来做，但六经这种体量，涉及到考据、对比、研究，就跟修《永乐大典》是一个概念，没有国家出大钱，组织大量的人力进行，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个人，或是一个书院来做这件事，想都不要想。　　 而参与这件事，哪怕是挂个名，那都是跟修《资治通鉴》在编撰组上留名是一个概念。　　 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还是由孔希路来发言。　　 “六经不是那么好注的。”孔希路言简意赅道。　　 六经当然不好注，但不好注的是六经本身吗？不好注的是统治者需要他们怎么来解释经义！　　 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他对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　　 “通经致用嘛，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是经学义法，也就是通过给六经做注，来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重整经学的整个体系，以资时下取法。”　　 “第二个方面，则是治经之法，也就是治学方法。”　　 这句话姜星火没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姜星火主张什么治学之法？自然是实践出真知那套。　　 高逊志此时已经有些醉意了，但听闻此言，还是颔首道：“研究经学最忌讳不得本原而务循支离，实际上，若是儒学是一本书，六经就是大纲，儒学若是一棵树，六经就是根本，其余诸如四书之类的支流余裔，不过是因缘而生罢了，若是正经研究经学，那就必须得确立主旨，探骊得珠，此后解经便如利刃切肉，迎刃而开也。”　　 “便是这个道理了。”姜星火趁热打铁道，“儒家伦常义理百世可知，而《六经》同出一源，其宗旨、大义、礼制，皆相同，而其体制、文字，则诸经各自不同.跟这本小册子里画的骨骼结构图，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做学问，不找主要的骨头，而去寻旁边的小骨头吗？”　　 曹端有所触动，但仅仅是这些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恐怕还不够，因为巨大的利益面前，同样存在着风险。　　 他们必须搞明白，姜星火让他们来发表的文章，到底要做什么。　　 而这里面的关键，不在于姜星火说的第二方面的治学方法，而在于第一方面说的“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　　 嗯，燕国地图铺了半天，这是终于露出匕首来了。　　 姜星火口中的“制度”，当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按朱熹的理解，也是这个时代对于制度最标准的理解，一共有两类，其中《周礼》为一类，即“礼之纲领”，而《仪礼》和《礼记》则是另一类，即“仪法度数”。　　 看起来很奇怪吗？为什么都是礼仪？　　 这并不难理解，礼部为什么是六部里名义上排名第一的部？　　 在封建王朝时期，礼仪是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制度在国家政治与社会规则的纲领与枢纽，二者互为表里，礼仪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礼仪。　　 而义理和制度之间，联系同样非常密切。　　 孔希路这时候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这种大事，并非是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若是姜星火没有一个完备的计划，就要他以南孔家主的身份来做六经新注，哪怕是他，对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也是心里没底。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年轻的脸庞，缓缓说道：“盖制度者，经史之枢纽，圣贤精理奥义之所由见，而世界盛衰治乱所从出也，六经以明制度为大例不假，毕竟就算《春秋》微言大义，可说穿了，还是以著书谨祸乱、辨存亡，六经都是如此，所有安危祸福，旧说多阙，今悉采备，无非便是用以明得失成败之数。”　　 经史子集，经在最前面，而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则地理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这些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从六经里出来的。　　 “可是，要从何处立意呢？”　　 这个疑问，同样是萦绕在曹端和高逊志心头的。　　 是啊，从何处破题立意呢？这可不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涉及到的也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给六经做注，尤其是要从六经的义理着手，反思过去的制度，给现在的制度变革背书，没有一个能无懈可击地立住脚的立意，是绝对不行的。　　 要是强行来做这件事，哪怕是就直接成了笑话，让人觉得他们是放弃了颜面，给当权者捧臭脚，这是任何大儒都不能接受的。　　 参与官方注六经是荣耀，可这荣耀背后，还蕴藏着同样沉甸甸的东西。　　 姜星火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直接给出了他和姚广孝、张宇初思考很久后的答案。　　 姜星火指着孔希路，说道。　　 “孔子，两个孔子。”　　 那么儒家怎么实践这八个字？　　 答案也不复杂，用另外八个字来实践。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现在既然已经用复兴的心学和实学，破坏了理学一家独大的地位，那么接下来，当然是继续加大对理学优势地位的破坏。　　 什么破坏是最有威力的？　　 要知道，堡垒永远都是从内部攻破最容易。　　 所以姜星火打的主意，就是说服这些刚刚在“古今王霸义利”三辩中名扬天下的大儒，让他们帮忙破坏理学.这听起来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姜星火却早有计划。　　 姜星火笑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尚且不提，就说这读书一事，六经之中义例文句精粗微显可谓是参杂纷烦，又比真的处理国家政务，要简单多少？我看未必！而既然六经繁杂，百思未必能通，那就有通经致用的必要了。”　　 曹端的粗眉微皱，开口问道：“通经致用，又是怎么个说法？”　　 “自然是由朝廷出钱，延请大儒，修订六经之注，以为后世准则。”　　 姜星火这话说得轻巧，但这话一出，其实事情就成了三分之一了。　　 为什么？　　 钱不钱的其实不重要，就说这件事，那就是多少大儒抢破脑袋都想承担的任务？　　 这可是给国朝修六经集注！　　 这可是要流传后世成为无数读书人所学标准的！　　 站在角落里隐身的慧空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眼前的这三位大儒神色有些变化。　　 他对于儒学的理解，还处于比较粗浅的皮毛阶段，但慧空也知道朱熹能配祀孔庙，凭的就是他理学集大成者的身份，那么朱熹的思想是通过什么体现的？《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做的批注，它既是读书人的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科举答题的答案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在眼下的大明，地位很高。　　 可但凡是对儒学理论体系有些了解的人，都能明白，“六经”是高于“四书”的，更何况四书里的《论语》、《孟子》本不是经，《大学》、《中庸》一开始更仅仅只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　　 朱熹对此是怎么解释的呢？朱熹自己也说的清楚，“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朱熹把他注释的四书比作“熟饭”，也就是拿来就能果腹充饥，而六经则是“打禾为饭”，意思就是把禾苗拔下来做饭.在理学的演进中，一开始二程是将四书看做学习六经的阶梯的，朱熹承认这一点，但是他通过掌握相对更容易学习的四书的注解权，在经书学习中夺取了六经正统的教育地位。　　 《四书集注》是朱熹钻研一生构建的完整理学思想体系，因此，朱熹反复强调掌握了《四书集注》就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础事实上，朱熹的《四书集注》当然是一部相当厉害的作品，但要是说这就是儒学的唯一解释，那也是扯淡，至于他的弟子吹嘘的“故愚谓《朱子语类》与《四书》异者，当以《朱子语类》为正，而论难往复，《四书》所未及者，当以《朱子语类》为助”，更是纯纯的往朱熹脸上贴金。　　 给六经做注，毫无疑问是比给四书做注，工作量更大，也更加煊赫荣耀的事情。　　 四书尚且可以一个人穷其一生来做，但六经这种体量，涉及到考据、对比、研究，就跟修《永乐大典》是一个概念，没有国家出大钱，组织大量的人力进行，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个人，或是一个书院来做这件事，想都不要想。　　 而参与这件事，哪怕是挂个名，那都是跟修《资治通鉴》在编撰组上留名是一个概念。　　 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还是由孔希路来发言。　　 “六经不是那么好注的。”孔希路言简意赅道。　　 六经当然不好注，但不好注的是六经本身吗？不好注的是统治者需要他们怎么来解释经义！　　 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他对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　　 “通经致用嘛，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是经学义法，也就是通过给六经做注，来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重整经学的整个体系，以资时下取法。”　　 “第二个方面，则是治经之法，也就是治学方法。”　　 这句话姜星火没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姜星火主张什么治学之法？自然是实践出真知那套。　　 高逊志此时已经有些醉意了，但听闻此言，还是颔首道：“研究经学最忌讳不得本原而务循支离，实际上，若是儒学是一本书，六经就是大纲，儒学若是一棵树，六经就是根本，其余诸如四书之类的支流余裔，不过是因缘而生罢了，若是正经研究经学，那就必须得确立主旨，探骊得珠，此后解经便如利刃切肉，迎刃而开也。”　　 “便是这个道理了。”姜星火趁热打铁道，“儒家伦常义理百世可知，而《六经》同出一源，其宗旨、大义、礼制，皆相同，而其体制、文字，则诸经各自不同.跟这本小册子里画的骨骼结构图，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做学问，不找主要的骨头，而去寻旁边的小骨头吗？”　　 曹端有所触动，但仅仅是这些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恐怕还不够，因为巨大的利益面前，同样存在着风险。　　 他们必须搞明白，姜星火让他们来发表的文章，到底要做什么。　　 而这里面的关键，不在于姜星火说的第二方面的治学方法，而在于第一方面说的“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　　 嗯，燕国地图铺了半天，这是终于露出匕首来了。　　 姜星火口中的“制度”，当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按朱熹的理解，也是这个时代对于制度最标准的理解，一共有两类，其中《周礼》为一类，即“礼之纲领”，而《仪礼》和《礼记》则是另一类，即“仪法度数”。　　 看起来很奇怪吗？为什么都是礼仪？　　 这并不难理解，礼部为什么是六部里名义上排名第一的部？　　 在封建王朝时期，礼仪是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制度在国家政治与社会规则的纲领与枢纽，二者互为表里，礼仪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礼仪。　　 而义理和制度之间，联系同样非常密切。　　 孔希路这时候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这种大事，并非是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若是姜星火没有一个完备的计划，就要他以南孔家主的身份来做六经新注，哪怕是他，对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也是心里没底。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年轻的脸庞，缓缓说道：“盖制度者，经史之枢纽，圣贤精理奥义之所由见，而世界盛衰治乱所从出也，六经以明制度为大例不假，毕竟就算《春秋》微言大义，可说穿了，还是以著书谨祸乱、辨存亡，六经都是如此，所有安危祸福，旧说多阙，今悉采备，无非便是用以明得失成败之数。”　　 经史子集，经在最前面，而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则地理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这些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从六经里出来的。　　 “可是，要从何处立意呢？”　　 这个疑问，同样是萦绕在曹端和高逊志心头的。　　 是啊，从何处破题立意呢？这可不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涉及到的也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给六经做注，尤其是要从六经的义理着手，反思过去的制度，给现在的制度变革背书，没有一个能无懈可击地立住脚的立意，是绝对不行的。　　 要是强行来做这件事，哪怕是就直接成了笑话，让人觉得他们是放弃了颜面，给当权者捧臭脚，这是任何大儒都不能接受的。　　 参与官方注六经是荣耀，可这荣耀背后，还蕴藏着同样沉甸甸的东西。　　 姜星火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直接给出了他和姚广孝、张宇初思考很久后的答案。　　 姜星火指着孔希路，说道。　　 “孔子，两个孔子。”　　 那么儒家怎么实践这八个字？　　 答案也不复杂，用另外八个字来实践。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现在既然已经用复兴的心学和实学，破坏了理学一家独大的地位，那么接下来，当然是继续加大对理学优势地位的破坏。　　 什么破坏是最有威力的？　　 要知道，堡垒永远都是从内部攻破最容易。　　 所以姜星火打的主意，就是说服这些刚刚在“古今王霸义利”三辩中名扬天下的大儒，让他们帮忙破坏理学.这听起来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姜星火却早有计划。　　 姜星火笑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尚且不提，就说这读书一事，六经之中义例文句精粗微显可谓是参杂纷烦，又比真的处理国家政务，要简单多少？我看未必！而既然六经繁杂，百思未必能通，那就有通经致用的必要了。”　　 曹端的粗眉微皱，开口问道：“通经致用，又是怎么个说法？”　　 “自然是由朝廷出钱，延请大儒，修订六经之注，以为后世准则。”　　 姜星火这话说得轻巧，但这话一出，其实事情就成了三分之一了。　　 为什么？　　 钱不钱的其实不重要，就说这件事，那就是多少大儒抢破脑袋都想承担的任务？　　 这可是给国朝修六经集注！　　 这可是要流传后世成为无数读书人所学标准的！　　 站在角落里隐身的慧空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眼前的这三位大儒神色有些变化。　　 他对于儒学的理解，还处于比较粗浅的皮毛阶段，但慧空也知道朱熹能配祀孔庙，凭的就是他理学集大成者的身份，那么朱熹的思想是通过什么体现的？《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做的批注，它既是读书人的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科举答题的答案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在眼下的大明，地位很高。　　 可但凡是对儒学理论体系有些了解的人，都能明白，“六经”是高于“四书”的，更何况四书里的《论语》、《孟子》本不是经，《大学》、《中庸》一开始更仅仅只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　　 朱熹对此是怎么解释的呢？朱熹自己也说的清楚，“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朱熹把他注释的四书比作“熟饭”，也就是拿来就能果腹充饥，而六经则是“打禾为饭”，意思就是把禾苗拔下来做饭.在理学的演进中，一开始二程是将四书看做学习六经的阶梯的，朱熹承认这一点，但是他通过掌握相对更容易学习的四书的注解权，在经书学习中夺取了六经正统的教育地位。　　 《四书集注》是朱熹钻研一生构建的完整理学思想体系，因此，朱熹反复强调掌握了《四书集注》就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础事实上，朱熹的《四书集注》当然是一部相当厉害的作品，但要是说这就是儒学的唯一解释，那也是扯淡，至于他的弟子吹嘘的“故愚谓《朱子语类》与《四书》异者，当以《朱子语类》为正，而论难往复，《四书》所未及者，当以《朱子语类》为助”，更是纯纯的往朱熹脸上贴金。　　 给六经做注，毫无疑问是比给四书做注，工作量更大，也更加煊赫荣耀的事情。　　 四书尚且可以一个人穷其一生来做，但六经这种体量，涉及到考据、对比、研究，就跟修《永乐大典》是一个概念，没有国家出大钱，组织大量的人力进行，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个人，或是一个书院来做这件事，想都不要想。　　 而参与这件事，哪怕是挂个名，那都是跟修《资治通鉴》在编撰组上留名是一个概念。　　 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还是由孔希路来发言。　　 “六经不是那么好注的。”孔希路言简意赅道。　　 六经当然不好注，但不好注的是六经本身吗？不好注的是统治者需要他们怎么来解释经义！　　 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他对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　　 “通经致用嘛，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是经学义法，也就是通过给六经做注，来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重整经学的整个体系，以资时下取法。”　　 “第二个方面，则是治经之法，也就是治学方法。”　　 这句话姜星火没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姜星火主张什么治学之法？自然是实践出真知那套。　　 高逊志此时已经有些醉意了，但听闻此言，还是颔首道：“研究经学最忌讳不得本原而务循支离，实际上，若是儒学是一本书，六经就是大纲，儒学若是一棵树，六经就是根本，其余诸如四书之类的支流余裔，不过是因缘而生罢了，若是正经研究经学，那就必须得确立主旨，探骊得珠，此后解经便如利刃切肉，迎刃而开也。”　　 “便是这个道理了。”姜星火趁热打铁道，“儒家伦常义理百世可知，而《六经》同出一源，其宗旨、大义、礼制，皆相同，而其体制、文字，则诸经各自不同.跟这本小册子里画的骨骼结构图，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做学问，不找主要的骨头，而去寻旁边的小骨头吗？”　　 曹端有所触动，但仅仅是这些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恐怕还不够，因为巨大的利益面前，同样存在着风险。　　 他们必须搞明白，姜星火让他们来发表的文章，到底要做什么。　　 而这里面的关键，不在于姜星火说的第二方面的治学方法，而在于第一方面说的“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　　 嗯，燕国地图铺了半天，这是终于露出匕首来了。　　 姜星火口中的“制度”，当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按朱熹的理解，也是这个时代对于制度最标准的理解，一共有两类，其中《周礼》为一类，即“礼之纲领”，而《仪礼》和《礼记》则是另一类，即“仪法度数”。　　 看起来很奇怪吗？为什么都是礼仪？　　 这并不难理解，礼部为什么是六部里名义上排名第一的部？　　 在封建王朝时期，礼仪是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制度在国家政治与社会规则的纲领与枢纽，二者互为表里，礼仪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礼仪。　　 而义理和制度之间，联系同样非常密切。　　 孔希路这时候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这种大事，并非是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若是姜星火没有一个完备的计划，就要他以南孔家主的身份来做六经新注，哪怕是他，对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也是心里没底。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年轻的脸庞，缓缓说道：“盖制度者，经史之枢纽，圣贤精理奥义之所由见，而世界盛衰治乱所从出也，六经以明制度为大例不假，毕竟就算《春秋》微言大义，可说穿了，还是以著书谨祸乱、辨存亡，六经都是如此，所有安危祸福，旧说多阙，今悉采备，无非便是用以明得失成败之数。”　　 经史子集，经在最前面，而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则地理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这些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从六经里出来的。　　 “可是，要从何处立意呢？”　　 这个疑问，同样是萦绕在曹端和高逊志心头的。　　 是啊，从何处破题立意呢？这可不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涉及到的也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给六经做注，尤其是要从六经的义理着手，反思过去的制度，给现在的制度变革背书，没有一个能无懈可击地立住脚的立意，是绝对不行的。　　 要是强行来做这件事，哪怕是就直接成了笑话，让人觉得他们是放弃了颜面，给当权者捧臭脚，这是任何大儒都不能接受的。　　 参与官方注六经是荣耀，可这荣耀背后，还蕴藏着同样沉甸甸的东西。　　 姜星火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直接给出了他和姚广孝、张宇初思考很久后的答案。　　 姜星火指着孔希路，说道。　　 “孔子，两个孔子。”　　 那么儒家怎么实践这八个字？　　 答案也不复杂，用另外八个字来实践。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现在既然已经用复兴的心学和实学，破坏了理学一家独大的地位，那么接下来，当然是继续加大对理学优势地位的破坏。　　 什么破坏是最有威力的？　　 要知道，堡垒永远都是从内部攻破最容易。　　 所以姜星火打的主意，就是说服这些刚刚在“古今王霸义利”三辩中名扬天下的大儒，让他们帮忙破坏理学.这听起来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姜星火却早有计划。　　 姜星火笑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尚且不提，就说这读书一事，六经之中义例文句精粗微显可谓是参杂纷烦，又比真的处理国家政务，要简单多少？我看未必！而既然六经繁杂，百思未必能通，那就有通经致用的必要了。”　　 曹端的粗眉微皱，开口问道：“通经致用，又是怎么个说法？”　　 “自然是由朝廷出钱，延请大儒，修订六经之注，以为后世准则。”　　 姜星火这话说得轻巧，但这话一出，其实事情就成了三分之一了。　　 为什么？　　 钱不钱的其实不重要，就说这件事，那就是多少大儒抢破脑袋都想承担的任务？　　 这可是给国朝修六经集注！　　 这可是要流传后世成为无数读书人所学标准的！　　 站在角落里隐身的慧空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眼前的这三位大儒神色有些变化。　　 他对于儒学的理解，还处于比较粗浅的皮毛阶段，但慧空也知道朱熹能配祀孔庙，凭的就是他理学集大成者的身份，那么朱熹的思想是通过什么体现的？《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做的批注，它既是读书人的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科举答题的答案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在眼下的大明，地位很高。　　 可但凡是对儒学理论体系有些了解的人，都能明白，“六经”是高于“四书”的，更何况四书里的《论语》、《孟子》本不是经，《大学》、《中庸》一开始更仅仅只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　　 朱熹对此是怎么解释的呢？朱熹自己也说的清楚，“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朱熹把他注释的四书比作“熟饭”，也就是拿来就能果腹充饥，而六经则是“打禾为饭”，意思就是把禾苗拔下来做饭.在理学的演进中，一开始二程是将四书看做学习六经的阶梯的，朱熹承认这一点，但是他通过掌握相对更容易学习的四书的注解权，在经书学习中夺取了六经正统的教育地位。　　 《四书集注》是朱熹钻研一生构建的完整理学思想体系，因此，朱熹反复强调掌握了《四书集注》就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础事实上，朱熹的《四书集注》当然是一部相当厉害的作品，但要是说这就是儒学的唯一解释，那也是扯淡，至于他的弟子吹嘘的“故愚谓《朱子语类》与《四书》异者，当以《朱子语类》为正，而论难往复，《四书》所未及者，当以《朱子语类》为助”，更是纯纯的往朱熹脸上贴金。　　 给六经做注，毫无疑问是比给四书做注，工作量更大，也更加煊赫荣耀的事情。　　 四书尚且可以一个人穷其一生来做，但六经这种体量，涉及到考据、对比、研究，就跟修《永乐大典》是一个概念，没有国家出大钱，组织大量的人力进行，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个人，或是一个书院来做这件事，想都不要想。　　 而参与这件事，哪怕是挂个名，那都是跟修《资治通鉴》在编撰组上留名是一个概念。　　 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还是由孔希路来发言。　　 “六经不是那么好注的。”孔希路言简意赅道。　　 六经当然不好注，但不好注的是六经本身吗？不好注的是统治者需要他们怎么来解释经义！　　 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他对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　　 “通经致用嘛，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是经学义法，也就是通过给六经做注，来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重整经学的整个体系，以资时下取法。”　　 “第二个方面，则是治经之法，也就是治学方法。”　　 这句话姜星火没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姜星火主张什么治学之法？自然是实践出真知那套。　　 高逊志此时已经有些醉意了，但听闻此言，还是颔首道：“研究经学最忌讳不得本原而务循支离，实际上，若是儒学是一本书，六经就是大纲，儒学若是一棵树，六经就是根本，其余诸如四书之类的支流余裔，不过是因缘而生罢了，若是正经研究经学，那就必须得确立主旨，探骊得珠，此后解经便如利刃切肉，迎刃而开也。”　　 “便是这个道理了。”姜星火趁热打铁道，“儒家伦常义理百世可知，而《六经》同出一源，其宗旨、大义、礼制，皆相同，而其体制、文字，则诸经各自不同.跟这本小册子里画的骨骼结构图，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做学问，不找主要的骨头，而去寻旁边的小骨头吗？”　　 曹端有所触动，但仅仅是这些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恐怕还不够，因为巨大的利益面前，同样存在着风险。　　 他们必须搞明白，姜星火让他们来发表的文章，到底要做什么。　　 而这里面的关键，不在于姜星火说的第二方面的治学方法，而在于第一方面说的“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　　 嗯，燕国地图铺了半天，这是终于露出匕首来了。　　 姜星火口中的“制度”，当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按朱熹的理解，也是这个时代对于制度最标准的理解，一共有两类，其中《周礼》为一类，即“礼之纲领”，而《仪礼》和《礼记》则是另一类，即“仪法度数”。　　 看起来很奇怪吗？为什么都是礼仪？　　 这并不难理解，礼部为什么是六部里名义上排名第一的部？　　 在封建王朝时期，礼仪是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制度在国家政治与社会规则的纲领与枢纽，二者互为表里，礼仪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礼仪。　　 而义理和制度之间，联系同样非常密切。　　 孔希路这时候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这种大事，并非是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若是姜星火没有一个完备的计划，就要他以南孔家主的身份来做六经新注，哪怕是他，对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也是心里没底。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年轻的脸庞，缓缓说道：“盖制度者，经史之枢纽，圣贤精理奥义之所由见，而世界盛衰治乱所从出也，六经以明制度为大例不假，毕竟就算《春秋》微言大义，可说穿了，还是以著书谨祸乱、辨存亡，六经都是如此，所有安危祸福，旧说多阙，今悉采备，无非便是用以明得失成败之数。”　　 经史子集，经在最前面，而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则地理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这些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从六经里出来的。　　 “可是，要从何处立意呢？”　　 这个疑问，同样是萦绕在曹端和高逊志心头的。　　 是啊，从何处破题立意呢？这可不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涉及到的也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给六经做注，尤其是要从六经的义理着手，反思过去的制度，给现在的制度变革背书，没有一个能无懈可击地立住脚的立意，是绝对不行的。　　 要是强行来做这件事，哪怕是就直接成了笑话，让人觉得他们是放弃了颜面，给当权者捧臭脚，这是任何大儒都不能接受的。　　 参与官方注六经是荣耀，可这荣耀背后，还蕴藏着同样沉甸甸的东西。　　 姜星火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直接给出了他和姚广孝、张宇初思考很久后的答案。　　 姜星火指着孔希路，说道。　　 “孔子，两个孔子。”　　 那么儒家怎么实践这八个字？　　 答案也不复杂，用另外八个字来实践。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现在既然已经用复兴的心学和实学，破坏了理学一家独大的地位，那么接下来，当然是继续加大对理学优势地位的破坏。　　 什么破坏是最有威力的？　　 要知道，堡垒永远都是从内部攻破最容易。　　 所以姜星火打的主意，就是说服这些刚刚在“古今王霸义利”三辩中名扬天下的大儒，让他们帮忙破坏理学.这听起来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姜星火却早有计划。　　 姜星火笑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尚且不提，就说这读书一事，六经之中义例文句精粗微显可谓是参杂纷烦，又比真的处理国家政务，要简单多少？我看未必！而既然六经繁杂，百思未必能通，那就有通经致用的必要了。”　　 曹端的粗眉微皱，开口问道：“通经致用，又是怎么个说法？”　　 “自然是由朝廷出钱，延请大儒，修订六经之注，以为后世准则。”　　 姜星火这话说得轻巧，但这话一出，其实事情就成了三分之一了。　　 为什么？　　 钱不钱的其实不重要，就说这件事，那就是多少大儒抢破脑袋都想承担的任务？　　 这可是给国朝修六经集注！　　 这可是要流传后世成为无数读书人所学标准的！　　 站在角落里隐身的慧空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眼前的这三位大儒神色有些变化。　　 他对于儒学的理解，还处于比较粗浅的皮毛阶段，但慧空也知道朱熹能配祀孔庙，凭的就是他理学集大成者的身份，那么朱熹的思想是通过什么体现的？《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做的批注，它既是读书人的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科举答题的答案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在眼下的大明，地位很高。　　 可但凡是对儒学理论体系有些了解的人，都能明白，“六经”是高于“四书”的，更何况四书里的《论语》、《孟子》本不是经，《大学》、《中庸》一开始更仅仅只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　　 朱熹对此是怎么解释的呢？朱熹自己也说的清楚，“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朱熹把他注释的四书比作“熟饭”，也就是拿来就能果腹充饥，而六经则是“打禾为饭”，意思就是把禾苗拔下来做饭.在理学的演进中，一开始二程是将四书看做学习六经的阶梯的，朱熹承认这一点，但是他通过掌握相对更容易学习的四书的注解权，在经书学习中夺取了六经正统的教育地位。　　 《四书集注》是朱熹钻研一生构建的完整理学思想体系，因此，朱熹反复强调掌握了《四书集注》就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础事实上，朱熹的《四书集注》当然是一部相当厉害的作品，但要是说这就是儒学的唯一解释，那也是扯淡，至于他的弟子吹嘘的“故愚谓《朱子语类》与《四书》异者，当以《朱子语类》为正，而论难往复，《四书》所未及者，当以《朱子语类》为助”，更是纯纯的往朱熹脸上贴金。　　 给六经做注，毫无疑问是比给四书做注，工作量更大，也更加煊赫荣耀的事情。　　 四书尚且可以一个人穷其一生来做，但六经这种体量，涉及到考据、对比、研究，就跟修《永乐大典》是一个概念，没有国家出大钱，组织大量的人力进行，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个人，或是一个书院来做这件事，想都不要想。　　 而参与这件事，哪怕是挂个名，那都是跟修《资治通鉴》在编撰组上留名是一个概念。　　 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还是由孔希路来发言。　　 “六经不是那么好注的。”孔希路言简意赅道。　　 六经当然不好注，但不好注的是六经本身吗？不好注的是统治者需要他们怎么来解释经义！　　 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他对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　　 “通经致用嘛，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是经学义法，也就是通过给六经做注，来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重整经学的整个体系，以资时下取法。”　　 “第二个方面，则是治经之法，也就是治学方法。”　　 这句话姜星火没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姜星火主张什么治学之法？自然是实践出真知那套。　　 高逊志此时已经有些醉意了，但听闻此言，还是颔首道：“研究经学最忌讳不得本原而务循支离，实际上，若是儒学是一本书，六经就是大纲，儒学若是一棵树，六经就是根本，其余诸如四书之类的支流余裔，不过是因缘而生罢了，若是正经研究经学，那就必须得确立主旨，探骊得珠，此后解经便如利刃切肉，迎刃而开也。”　　 “便是这个道理了。”姜星火趁热打铁道，“儒家伦常义理百世可知，而《六经》同出一源，其宗旨、大义、礼制，皆相同，而其体制、文字，则诸经各自不同.跟这本小册子里画的骨骼结构图，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做学问，不找主要的骨头，而去寻旁边的小骨头吗？”　　 曹端有所触动，但仅仅是这些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恐怕还不够，因为巨大的利益面前，同样存在着风险。　　 他们必须搞明白，姜星火让他们来发表的文章，到底要做什么。　　 而这里面的关键，不在于姜星火说的第二方面的治学方法，而在于第一方面说的“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　　 嗯，燕国地图铺了半天，这是终于露出匕首来了。　　 姜星火口中的“制度”，当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按朱熹的理解，也是这个时代对于制度最标准的理解，一共有两类，其中《周礼》为一类，即“礼之纲领”，而《仪礼》和《礼记》则是另一类，即“仪法度数”。　　 看起来很奇怪吗？为什么都是礼仪？　　 这并不难理解，礼部为什么是六部里名义上排名第一的部？　　 在封建王朝时期，礼仪是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制度在国家政治与社会规则的纲领与枢纽，二者互为表里，礼仪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礼仪。　　 而义理和制度之间，联系同样非常密切。　　 孔希路这时候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这种大事，并非是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若是姜星火没有一个完备的计划，就要他以南孔家主的身份来做六经新注，哪怕是他，对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也是心里没底。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年轻的脸庞，缓缓说道：“盖制度者，经史之枢纽，圣贤精理奥义之所由见，而世界盛衰治乱所从出也，六经以明制度为大例不假，毕竟就算《春秋》微言大义，可说穿了，还是以著书谨祸乱、辨存亡，六经都是如此，所有安危祸福，旧说多阙，今悉采备，无非便是用以明得失成败之数。”　　 经史子集，经在最前面，而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则地理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这些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从六经里出来的。　　 “可是，要从何处立意呢？”　　 这个疑问，同样是萦绕在曹端和高逊志心头的。　　 是啊，从何处破题立意呢？这可不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涉及到的也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给六经做注，尤其是要从六经的义理着手，反思过去的制度，给现在的制度变革背书，没有一个能无懈可击地立住脚的立意，是绝对不行的。　　 要是强行来做这件事，哪怕是就直接成了笑话，让人觉得他们是放弃了颜面，给当权者捧臭脚，这是任何大儒都不能接受的。　　 参与官方注六经是荣耀，可这荣耀背后，还蕴藏着同样沉甸甸的东西。　　 姜星火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直接给出了他和姚广孝、张宇初思考很久后的答案。　　 姜星火指着孔希路，说道。　　 “孔子，两个孔子。”　　 那么儒家怎么实践这八个字？　　 答案也不复杂，用另外八个字来实践。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现在既然已经用复兴的心学和实学，破坏了理学一家独大的地位，那么接下来，当然是继续加大对理学优势地位的破坏。　　 什么破坏是最有威力的？　　 要知道，堡垒永远都是从内部攻破最容易。　　 所以姜星火打的主意，就是说服这些刚刚在“古今王霸义利”三辩中名扬天下的大儒，让他们帮忙破坏理学.这听起来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姜星火却早有计划。　　 姜星火笑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尚且不提，就说这读书一事，六经之中义例文句精粗微显可谓是参杂纷烦，又比真的处理国家政务，要简单多少？我看未必！而既然六经繁杂，百思未必能通，那就有通经致用的必要了。”　　 曹端的粗眉微皱，开口问道：“通经致用，又是怎么个说法？”　　 “自然是由朝廷出钱，延请大儒，修订六经之注，以为后世准则。”　　 姜星火这话说得轻巧，但这话一出，其实事情就成了三分之一了。　　 为什么？　　 钱不钱的其实不重要，就说这件事，那就是多少大儒抢破脑袋都想承担的任务？　　 这可是给国朝修六经集注！　　 这可是要流传后世成为无数读书人所学标准的！　　 站在角落里隐身的慧空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眼前的这三位大儒神色有些变化。　　 他对于儒学的理解，还处于比较粗浅的皮毛阶段，但慧空也知道朱熹能配祀孔庙，凭的就是他理学集大成者的身份，那么朱熹的思想是通过什么体现的？《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做的批注，它既是读书人的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科举答题的答案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在眼下的大明，地位很高。　　 可但凡是对儒学理论体系有些了解的人，都能明白，“六经”是高于“四书”的，更何况四书里的《论语》、《孟子》本不是经，《大学》、《中庸》一开始更仅仅只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　　 朱熹对此是怎么解释的呢？朱熹自己也说的清楚，“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朱熹把他注释的四书比作“熟饭”，也就是拿来就能果腹充饥，而六经则是“打禾为饭”，意思就是把禾苗拔下来做饭.在理学的演进中，一开始二程是将四书看做学习六经的阶梯的，朱熹承认这一点，但是他通过掌握相对更容易学习的四书的注解权，在经书学习中夺取了六经正统的教育地位。　　 《四书集注》是朱熹钻研一生构建的完整理学思想体系，因此，朱熹反复强调掌握了《四书集注》就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础事实上，朱熹的《四书集注》当然是一部相当厉害的作品，但要是说这就是儒学的唯一解释，那也是扯淡，至于他的弟子吹嘘的“故愚谓《朱子语类》与《四书》异者，当以《朱子语类》为正，而论难往复，《四书》所未及者，当以《朱子语类》为助”，更是纯纯的往朱熹脸上贴金。　　 给六经做注，毫无疑问是比给四书做注，工作量更大，也更加煊赫荣耀的事情。　　 四书尚且可以一个人穷其一生来做，但六经这种体量，涉及到考据、对比、研究，就跟修《永乐大典》是一个概念，没有国家出大钱，组织大量的人力进行，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个人，或是一个书院来做这件事，想都不要想。　　 而参与这件事，哪怕是挂个名，那都是跟修《资治通鉴》在编撰组上留名是一个概念。　　 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还是由孔希路来发言。　　 “六经不是那么好注的。”孔希路言简意赅道。　　 六经当然不好注，但不好注的是六经本身吗？不好注的是统治者需要他们怎么来解释经义！　　 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他对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　　 “通经致用嘛，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是经学义法，也就是通过给六经做注，来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重整经学的整个体系，以资时下取法。”　　 “第二个方面，则是治经之法，也就是治学方法。”　　 这句话姜星火没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姜星火主张什么治学之法？自然是实践出真知那套。　　 高逊志此时已经有些醉意了，但听闻此言，还是颔首道：“研究经学最忌讳不得本原而务循支离，实际上，若是儒学是一本书，六经就是大纲，儒学若是一棵树，六经就是根本，其余诸如四书之类的支流余裔，不过是因缘而生罢了，若是正经研究经学，那就必须得确立主旨，探骊得珠，此后解经便如利刃切肉，迎刃而开也。”　　 “便是这个道理了。”姜星火趁热打铁道，“儒家伦常义理百世可知，而《六经》同出一源，其宗旨、大义、礼制，皆相同，而其体制、文字，则诸经各自不同.跟这本小册子里画的骨骼结构图，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做学问，不找主要的骨头，而去寻旁边的小骨头吗？”　　 曹端有所触动，但仅仅是这些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恐怕还不够，因为巨大的利益面前，同样存在着风险。　　 他们必须搞明白，姜星火让他们来发表的文章，到底要做什么。　　 而这里面的关键，不在于姜星火说的第二方面的治学方法，而在于第一方面说的“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　　 嗯，燕国地图铺了半天，这是终于露出匕首来了。　　 姜星火口中的“制度”，当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按朱熹的理解，也是这个时代对于制度最标准的理解，一共有两类，其中《周礼》为一类，即“礼之纲领”，而《仪礼》和《礼记》则是另一类，即“仪法度数”。　　 看起来很奇怪吗？为什么都是礼仪？　　 这并不难理解，礼部为什么是六部里名义上排名第一的部？　　 在封建王朝时期，礼仪是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制度在国家政治与社会规则的纲领与枢纽，二者互为表里，礼仪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礼仪。　　 而义理和制度之间，联系同样非常密切。　　 孔希路这时候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这种大事，并非是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若是姜星火没有一个完备的计划，就要他以南孔家主的身份来做六经新注，哪怕是他，对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也是心里没底。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年轻的脸庞，缓缓说道：“盖制度者，经史之枢纽，圣贤精理奥义之所由见，而世界盛衰治乱所从出也，六经以明制度为大例不假，毕竟就算《春秋》微言大义，可说穿了，还是以著书谨祸乱、辨存亡，六经都是如此，所有安危祸福，旧说多阙，今悉采备，无非便是用以明得失成败之数。”　　 经史子集，经在最前面，而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则地理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这些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从六经里出来的。　　 “可是，要从何处立意呢？”　　 这个疑问，同样是萦绕在曹端和高逊志心头的。　　 是啊，从何处破题立意呢？这可不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涉及到的也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给六经做注，尤其是要从六经的义理着手，反思过去的制度，给现在的制度变革背书，没有一个能无懈可击地立住脚的立意，是绝对不行的。　　 要是强行来做这件事，哪怕是就直接成了笑话，让人觉得他们是放弃了颜面，给当权者捧臭脚，这是任何大儒都不能接受的。　　 参与官方注六经是荣耀，可这荣耀背后，还蕴藏着同样沉甸甸的东西。　　 姜星火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直接给出了他和姚广孝、张宇初思考很久后的答案。　　 姜星火指着孔希路，说道。　　 “孔子，两个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