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民仓的设立，在皇帝心中呈现，自然而然就顺利的在御前会议中讨论。　　 微缩版御前会议只有五人。　　 皇帝居中，每个四人分列两旁。　　 此时的内阁，在绍武朝经过多年的发展，真正意义上的成为了决策部门。　　 八部九卿，成其下属，只有执行权。　　 以往那种六部都能参加会议的大御前会议，自然就削减了许多。　　 毕竟中国的规矩，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　　 如此这般，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大明特色的内阁集权制。　　 当然了，由于内阁之中人数不定，权力的划分也就没那么的死板。　　 换句话来说，除了内阁首辅惯例掌控财部外，其他各部则靠博弈和威望，自己争取。　　 当然啦，如果有皇帝的助益，自然就非常一般了。　　 如，本来吏部由冯显宗主持，但凡涉及到刑部的内容，都是由其票拟，在内阁会议中确定，再让奏皇帝批红。　　 但如果皇帝却对他的票拟三番五次的留中，甚至是驳回，自然就影响他对刑部的掌控。　　 威望，能力，皇恩，缺一不可，三者又同样重要。　　 如今，内阁首辅阎崇信负责财部、民部，礼部；次辅朱谋则是户部和工部。　　 冯显宗掌管吏部。　　 堵胤锡则掌管刑部和兵部。　　 在各自的部门，他们自然拥有着绝对的发言权，而一旦涉及到人事，尤其是五品以上的官员，自然要互相妥协才能办下。　　 内阁举荐名单，至少要三个人。　　 若是没有满意的，皇帝也可以自行添加人选，这是他的特权。　　 而对于军权，京营、边军、巡防营，则是皇帝的一言堂，内阁的建议权，都要看皇帝的眼色。　　 除此以外，作为监察部门，朱谊汐深刻吸取了前明监察失控，御史们排着队脱裤子打廷杖的事。　　 宋朝的御史制度不错。　　 所以，都察院的一应官吏，都由皇帝任免，内阁不得插手。　　 同时，对于皇帝的谏言权，全部聚拢到了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的手中。　　 他们六人，可以对内阁八部直接弹劾，同时负责对皇帝谏言。　　 剩余的监察御史等，只能对二品以下的官吏弹劾。　　 如此一来，就再也不会出现以往那样小杂鱼都敢死谏，给皇帝鸡蛋里挑骨头的烦心事了。　　 督察院监察百官，可以很好的监控内阁。　　 所以像朱元章那样疑心太重，什么都一把掐，亦或者对什么都有自己意见的事，朱谊汐是做不出来的。　　 适当的放权，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确的。　　 如今，随着八月秋收结束，大明的掌权者们聚拢一堂，讨论起了秋税。　　 虽然秋收要到来年三月前才能归拢国库，但各地秋税，却早已经记录在桉，千里迢迢送到北京。　　 阎崇信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　　 “陛下，托祖宗鸿福，今秋之税，再创新高，换算成银圆，达到了四千万之巨，若是再加上秋、冬商税，突破九千万不是难事。”　　 农业税分成夏、秋两季征收，而商税考虑到如今的难度，则自然的分成了四季，三月一缴。　　 包括盐、铁、酒、茶，四大重税群体，也是如此，省却人力。　　 “九千万——”　　 朱谊汐感慨万分。　　 这已经超过了清朝鼎盛时期的赋税，当然了这不包括清末。　　 像满清这样越到亡国，国库里越有钱的王朝，甚是少见。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英国人赫德，辛苦的为清朝建立起了近代关税体制，任劳任怨干了四十年，清廉而不贪，满清续命多靠他。　　 “其中商税几何？农税几何？”　　 皇帝发问，阎崇信自然迅速回答，这一切已经在他牢记闹脑中：　　 “禀陛下，由于天下农税三等，最高不过三分（三十文），可谓是轻徭薄赋，百姓爱戴，人人称颂圣君降世呢……”　　 所谓的三等农税，实际上就是绍武初年的事了。　　 不像以前的那些封建王朝，将所有的土地定格为上，中、下三等田，不同的等级收不同的税。　　 这对于官少民多的封建王朝来说，根本就不是个人能干成的活。　　 所以许多士绅就会贿赂衙役，把自家的上田变为下田，少缴赋税。　　 但在绍武朝，则根据省份划分，每省的土地全部归为同一等。　　 如，江苏、安徽、江西等富庶的南方，就是一等地，每亩纳钱三十文。　　 顺天府、河北省，则是二等，每亩纳钱二十文。　　 像是甘肃，陕西，云南这种贫瘠省份，一律算三等，每亩纳税十文。　　 看上去这样的赋税很低，但实际上来说，却是中等了，至少达不到明初那种三十税一的地步，　　 许多人言语，十税一合适，但却忽略了实际。　　 100斤的稻谷，按照如今的脱壳率，最好的不过是七层，也就是说能拿到70斤的大米。　　 而最差的，只能有五成。　　 还要算上石磨的费用。　　 故而，普通百姓来说，亩产300斤的粮食，真正能到手的，最多一百五十来斤。　　 三十文，市价能买三斗，也就是三十斤。　　 而粮商们的收购价，却跌了不止一筹，卖四十斤才能得到三十文。　　 四十比一百五。　　 换算过来，就是三税一到四税一之间。　　 已经算是重税了。　　 对于甘肃、陕西这种，一亩地一两百斤，十文钱虽然不多，但也要他们卖出至少二三十来斤粮食换取，其甚至达到脱壳后的一半净重。　　 交完赋税之后，剩余的粮食虽然不够吃，所以许多人会用精粮来换粗粮。　　 许多农民忙活了一整年，到过年都吃不到一回大米饭。　　 也考虑到如此重税，皇帝免去了丁税，也就是人口税，从而促进了人口大爆发。　　 所谓的摊丁入亩，就是把丁税摊入土地中，换句话说，有田的多缴税，没田的不缴丁税。　　 如今朱谊汐一步就位，直接免除丁税。　　 而这所谓的丁税，其实早就不应该征收了。　　 因为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就是将所有的正税杂税，归为田税，其中就包括丁税。　　 后来丁税自然就又征了，被提高的田税也不降低分毫。　　 “好了，别拍马屁了，说正事。”　　 阎崇信这才意犹未尽地止住，开口道：“秋税多在南方，故而能征收的只有十五省，有近两千万块。”　　 “而商税则益高，达八百万，杂税四百万（酒、盐、茶、铁），关税（运河）三百万……”　　 “余者五百来万，则是黑龙江、吉林、吕宋三总督府上缴，以及其他。”　　 商税都是三月一缴，今秋一千五百万，但秋季严寒，故而商税一年之前能收五千万。　　 这部分的其他，主要三大部分：　　 工部铸银圆、铜圆收入。　　 藩国朝贡。　　 开矿征税。　　 尤其是矿税，随着煤、铁、石灰等大规模应用，开矿业不断发展，征税也自然利索。　　 作为皇帝，锦衣卫、东厂为耳目，密匣为暗线，朱谊汐对此了然于心胸。　　 “臣愚见，绍武十八年较之去年，增加近五百万，总计可达九千四百万。　　 而三总督府贡献在其一，其二就是盐税等杂税。”　　 “商税也在日益增长。”　　 阎崇信脸上堆满了笑容。　　 内阁几人同样如此。　　 因为这样的财政，实在是太宽裕了。　　 京营、边军、巡防营，合计六七十万军队，一年所耗至多不过三千万块。　　 养官两千万块。　　 加上一些杂七八拉的支出，如修河堤，官道撑死一千来万。　　 每年的盈余可达三千万。　　 随着人口和商税的增加，赋税也不断的在增长，这样的盈余也在不断增长。　　 十多年来，即使皇帝年年用兵，但得益于预算制度的存在，让收入一直大于支出。　　 故而，户部的存银，已经超过两亿块银圆，存粮两千万石。　　 足以让朝廷支用三年多。　　 富得流油，莫不是如此。　　 海关作为皇帝的内帑收入，每年收入超过两千万块。　　 如果这个世界有财富排名，朱谊汐可以傲然的说，他是世界首富了。　　 内帑中躺着近亿银圆，还有大量的古董首饰。　　 “依我看，你们忽略了一个因素，藩国。”　　 朱谊汐摇摇头，直接了当的断了他们的陶醉。　　 阁老们不解，但他们并不敢质疑，而是认真地看着皇帝。　　 “秦国民众超过五百万，其所需甚多，几仰仗于大明，而其国最多的就是粮食，一年三熟。”　　 “秦王上疏，秦国每年至少可输粮五百万石入京。”　　 “到时候，即使天下动乱，一如崇祯年间，朝廷何有粮患？”　　 “陛下英明。”朱谋忙不迭堆起笑容，做出恍然大悟状：“两国往来亲密，两广必受其利，到时候商税必然大增。”　　 “其利可期。”　　 阎崇信恼怒地看了一眼朱谋，这拍马屁应该是自己来说，次辅怎么敢越位？　　 他则满脸赞叹道：“若是在安南设省，朝廷镇压年年用兵，如今不费吹灰之力即可坐收其利，可见陛下力主封藩就国，是何等的远见啊！”　　 “只有上古时期的尧舜圣贤，才可堪比。”　　 堵胤锡也感慨：“如今齐国也发觉金矿，其钱币沿用我国，到时候以金换钱，朝廷也是大赚啊！”　　 内阁突然沦为了马屁圣地，皇帝倒是颇有自得，一应收下。　　 当了那么多年的皇帝，他已经适应了。　　 故而，片刻后，他就朗声道：“藩国之利，或粮，或钱，虽然一开始付出较多，但对于朝廷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这般道理，我宣讲万遍，也不如利入囊中。”　　 “陛下，既然秦国有粮，何不如让河北、辽东等地收用银钱？征粮未免太过于麻烦。”　　 冯显宗双目一亮，轻声道：“毕竟，征粮太过于折腾百姓了。”　　 粮食要最上等，还得自己运到县城，最后朝廷还要派人运送京城，岂能用一个麻烦来形容。　　 简直是太麻烦。　　 “秦国之粮？”　　 朱谊汐轻笑道：“若是年年巴望着秦国，那咱们岂不是求着他们？”　　 “粮食这东西，主要还得靠自己，秦国只是补充罢了。”　　 到了最后，又说到了对于安西将士的赏赐。　　 每次打仗后，赏赐跟后勤是最大的成本。　　 而把布哈拉汗国拿下，朝廷收获不大，给辽王占地方，自然是纯赔本的买卖。　　 一番计算，哪怕把功勋不算，朝廷净亏损八十万块银圆。　　 哪怕再财大气粗，朱谊汐也忍不住皱眉。　　 “为了儿子，为了儿子，亲生的，亲生的……”　　 平缓了气息后，皇帝开口道：“辽国多骏马，尤其是传说中的汗血宝马，大宛马，颇为神俊。”　　 “故而用其改良马种，对我国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这场仗，值了。”　　 内阁四人也满脸赞同，实际上的心思都埋在心中。　　 ……　　 开封府的洪灾平定后，百姓们已被开仓放粮，缓和下来就开始为未来做准备。　　 这时候，京城的越王府、齐王府、辽王府，分派得力干将，前去招募移民。　　 灾民对朝廷来说是个累赘，但对于三国来说，却是最好的东西。　　 三王就国，怎么说也是武装殖民。　　 而这些灾民，就是西周时期的国人，是赖以信任的根基。　　 三王在京中争得乱七八糟，但早已经心知肚明，胜利必然属于齐王和越王，而辽王根本就是陪衬。　　 没有办法，齐国已经建成，土地和房屋都是现成，就缺百姓入住了。　　 而越国在虾夷岛，虽然只有一座小城，但距离近，可以直接分配土地。　　 辽国，刚刚平定下来，指不定多乱了，数千里的陆地迁徙，谁愿意？　　 况且，辽国尚未安宁的情况下，朝廷也是不允许他征募百姓都。　　 齐国在开封，直接开出了土地百亩，房屋一座的好处，更是诱惑道：　　 “齐国就像是江南一样，一年两熟，日子不要太快活，根本就饿不着肚子。”　　 这般，齐国一次性招募了万人，大有收获。　　 越国只纳了三千人。　　 辽王只招募了三五百个青壮，纳为王府侍卫，准备让他们在京营训练，以为臂膀。　　 “当家的，这是真的吗？”　　 “这还有假？大老爷亲口说的，去了就能过快活日子。”　　 残破草席上，姜大奎并婆姨，以及三个儿女，喝着碗里的粥，讨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