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里，蒋百里是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材生（后来甚至拿了第一名，获得过天皇赐给的刀），李谕问他：“你觉得日俄双方会用何种战术？”　　 蒋百里说：“我并不了解前线的具体情况，不过按照我在日本军校中所学，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日本陆军会不惜一切代价进攻旅顺港的俄国守军。一旦陆军实现不了突破，海军就会被动，战事将陷入胶着。”　　 李谕问了一个关键问题：“你觉得日本海军和陆军可以实现协同作战吗？”　　 蒋百里摇了摇头：“只怕很难。”　　 日本陆军和海军积怨已久，互称“马鹿”。　　 字里行间以及语气中，李谕听得出留学生们都希望日本赢。　　 李谕转而问向鲁迅：“树人同学，你觉得哪？”　　 鲁迅不置可否：“我不是特别关心两个帝国在我们领土上的战争，而且我也压根不懂什么军事，甚至连前膛枪和后膛枪都摸不清头绪，所以这件事，我并不站队。”　　 迅哥还是比较人间清醒的。　　 今年他就会在学校中看到那场砍头纪录片。　　 日本在日俄战争期间于各大学校放了好多类似的宣传片，目的不用多说就能猜到，当然是宣传以及征兵。　　 迅哥此后在《呐喊·自序》中写过很出名的一个桥段，讲的是时值日俄战争时期，他在仙台医学院读书时看到一个纪录片，一名中国人被当作俄军间谍抓起来杀头，围观的国人却拍手叫好。　　 麻木不仁。　　 此事对迅哥弃医从文影响不小。　　 鲁迅问道：“先生，您怎么看？”　　 李谕想起了当初给俄军统帅马克洛夫提的建议，不知道他执行得如何，如果真的加强了旅顺守军，真的会给双方带来上万的更多伤亡。　　 心中不免还是有心悸动：一句话让上万人魂归西天，和平环境成长起来的人怎么可能没有一点心理波澜。　　 好在李谕对此时的日俄都没什么好感，想想因为他们死伤的中国人更多，也就实现安慰了。　　 梁启超见李谕愣了神，拍了拍他：“疏才兄弟。”　　 李谕回过神，“不好意思，有点走神。我赞同树人同学的话，不管谁赢，对我们而言，发生在自家领土上，都是一种耻辱。”　　 李谕的话让留学生们狂热的心情稍稍冷静，想想也是，输赢都是人家的事，和自己有多大关系。　　 李谕暂时把学生和华工安顿在了会馆以及旁边的宾馆。　　 由于回不了国，暂时无所事事，就来到报馆找梁启超喝茶聊天。　　 没多久，三菱集团的岩崎小弥太带着几名日本人来找到了李谕。　　 “李谕先生，正好能在东京见到你，实在是太好了！”岩崎小弥太说。　　 李谕随口道：“见到我有什么好高兴的？”　　 岩崎小弥太指着旁边的一人说：“这位有贺长雄先生，是军方的法律顾问，特来向您讨教。”　　 “军方？”李谕眼光一凛。　　 有贺长雄说：“李谕先生，我们经过使用，发现您提供的无线电设备的确优秀。现在前线战事吃紧，亟需更加迅速的联络，方便天皇与大本营指挥战斗。所以，我们迫切需要您提供更多的无线电设备。”　　 李谕心中暗骂一声，然后说：“我已经说过，生产难度不低，而且产线在美国，恐怕远水不解近渴。”　　 有贺长雄说：“没有设备，但是有您啊！或许您可以去军部为我们提供无线电作战指导。”　　 李谕断然拒绝：“很遗憾，我是一名中国人，没有义务为你们服务。”　　 有贺长雄转而说：“那么，可不可以指导无线电生产？三菱等企业已经准备自己生产无线电设备。”　　 李谕说：“我开发的产品都是公用，经过我ly公司的授权，任何公司都可以生产，只不过需要缴纳专利费，并且核心的三极管需要我们提供。”　　 有贺长雄道：“请您尽快授权！”　　 李谕好整以暇说：“不过公司在美国。”　　 有贺长雄急道：“公司是您的，您一句话不就可以授权？”　　 李谕笑道：“先生，你是军方的人，又是法律顾问，不可能不懂得事情有流程，贵国尚且有贵族院与议会。这位岩崎先生作为大公司的人，当然也明白公司有决策层，不是我随便一句话就可以。”　　 岩崎小弥太同样痴迷于获得李谕的技术，因为对军事影响太大，于是说道：“李谕先生，作为企业，您一个人能够说了算。”　　 李谕说：“以前的确可以，不过很遗憾的是，我刚好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了市，现在每一项重大决策都需要董事会投票通过。”　　 “上市？纽约交易所？”岩崎有些愣住。　　 “而且，背后大股东还有摩根先生。”李谕懒洋洋说。　　 “摩……摩根！”岩崎是搞商业的，当然听过纽交所以及摩根的大名。　　 李谕摊摊手：“所以喽，上市以后重大决策不是我一个人可以随便拍板。”　　 日本此时同样有了东京和名古屋的股票交易所，岩崎小弥太多少有所了解。但日本早年由于制度的影响，股票市场并不活跃。　　 李谕隐藏了掌握绝对投票权的事，岩崎小弥太并不知情。　　 况且就算是有绝对投票权，该走的流程仍旧要走。　　 有贺长雄并不太懂股市，看向岩崎小弥太：“岩崎先生，怎么说？”　　 岩崎小弥太咬咬牙，道：“只能等了！”然后对李谕说：“李谕先生，还望您尽快提高产量，供应帝国市场。”　　 李谕心中再次暗骂，去你妹的“帝国”。　　 有贺长雄却不死心：“李谕先生，按照达尔文主义，这是一场优胜劣汰，事关我们东方人与白种人的殊死较量，您必须要快速通融一下！”　　 李谕却说：“达尔文主义？这是哪门子达尔文主义？”　　 有贺长雄说：“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不就是当今世界的法则？”　　 李谕冷笑：“这可不是达尔文先生的原意，他老人家从来没有把这套进化思想用在过社会甚至国家层面。”　　 有贺长雄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者。　　 但后世大家都明白，这完全是生搬硬套，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都可以随意照搬到社会科学上。　　 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一种很扯的学说，但受到了此时很多人追捧。　　 实际上，国内知道“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也要早于真正的进化论。　　 当初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本身是对托马斯·赫胥黎所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节选翻译。　　 但相对于忠实原著，严复还吸取了很多赫伯特·斯宾塞的观点并加以自己的理解，从而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整个群体的意志作为生存的必要条件。　　 在这里必须要说明一下：　　 托马斯·赫胥黎是达尔文的正统追随者，并且是唯物主义科学支持者。　　 而赫伯特·斯宾塞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者，就比较荒谬了。　　 社会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是有严谨的研究过程的。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真心属于过分解读。　　 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解读。　　 比如后来小胡子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就是拿着这套学说，认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应该“淘汰”。　　 达尔文本人同样非常驳斥这种观点，因为提倡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没有认真读过达尔文的进化论。　　 有贺长雄强辩道：“从历史的角度，世界自古至今就是如此，难道有错？”　　 李谕说：“历史没有错，但人却从未停止犯错。请问先生，您知道什么叫做进化，什么叫做自然选择吗？”　　 有贺长雄说：“还是那句话，优胜劣汰。”　　 李谕说：“这么说，你的理解就太肤浅了。达尔文先生所描述的进化，充满了偶然性，强调在自然环境中因为偶然的变化而在同物种中取得繁衍优势，而非依靠主观适应环境产生改变。你连前后的因果关系都没搞明白，就不要牵扯出达尔文先生了！”　　 这些人估计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名字才使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而非“社会进化论”。　　 毕竟达尔文的大名更有吸引力。　　 这套学说的危害很大，人类社会，说竞争就说竞争，没有毛病，但不能往达尔文的进化论上靠。　　 但是学明白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容易，简简单单套用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却很简单，因为只需要使用那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就足够。　　 甚至达尔文的表弟，就提出来所谓“优生学”：优胜劣汰嘛，弱势的人群可以活，那就别生孩子了。政府搞什么慈善救济，这不是让本来就不该活在世上的人有机会活吗？这不是违反了大自然优胜劣汰的天理吗？　　 这套理论猛一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发展到极端，就是小胡子搞“劣等人群”灭绝的惨案。　　 此前提到过薄世宁先生那句“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滥情的；没有人文的科学，是傲慢的。”　　 而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一不是人文、二不是科学，却同时傲慢、滥情，并且煽动、无知。　　 有贺长雄没有太明白李谕说的话，但还是坚持说：“不管如何，历史已经证明了只有‘适者’可以生存。国家同样如此，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生存的，都要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　　 玛德，这家伙越来越扯，马上就提到了比此后“共荣圈”更加胡扯的“国家达尔文主义”。　　 但日本还真就迷信这两个理论，所以才做出那么多惨无人道的事情。　　 李谕冷笑道：“有贺先生，我要纠正一下，你所说的不是‘适者生存’，而是‘胜者生存’。二者相去甚远，不要偷换概念。”　　 如果他拿出老本行法律来和李谕辩论，李谕压根说不过他；但提到科学，他连给李谕提鞋都不配。　　 有贺长雄的确讲不出来什么，顿了顿强行说：“您懂自然科学，却不见得懂社会科学，本人无法赞同。”　　 李谕说：“既然说不通，那就告辞。”　　 压根不愿意再拆穿他话中巨大漏洞，毕竟所谓“社会达尔文”，不就是强行与自然科学挂钩嘛。　　 岩崎小弥太有些尴尬，临走时说：“李谕先生，还望您深刻考虑，毕竟中日两国是同种同教，同文同俗的邻居，共同对抗沙俄，理应团结起来。”　　 李谕不愿意回他这句更更更扯淡的话，只是说：“公司有公司的规矩，否则阁下还是去找纽约交易所当面说吧。”　　 岩崎小弥太见说不动李谕，只得悻悻离开。　　 一旁的梁启超感觉看了一出好戏：“疏才兄弟，难怪你能驳倒辜鸿铭与孔令贻，真有两下子。但是我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　　 今后开始激进地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口号用来反对满清统治并呼吁革命的不是别人，正是梁启超。　　 李谕说：“如果当作一种手段可以用一下，但这是把双刃剑，达到目的后要尽快摒弃，因为它不是一把好剑。”　　 在这方面，中山先生就做得很好，与时俱进，很多早期提出的思想在辛亥革命成功后迅速做了改进。　　 比如“驱除鞑虏”，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民国建立后，全都抛弃。　　 因为那时候曾经的满清也成了民国一部分，皇帝都成了民国公民，再用“驱除鞑虏”的口号显然不合适。　　 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多的是当作一种民族自觉以及革命的理论，大清没了，自然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梁启超是聪明人，听出了李谕话中意思：“疏才兄弟，虽然仅仅只言片语，但你对时局的理解却堪称透彻，莫非是在船上受到了中山先生影响？”　　 他此前看到了李谕与中山一起下船。　　 李谕笑道：“不过一点个人愚见。”　　 梁启超又说：“我还是要多提醒你一句，疏才兄弟，你千万要记得‘怀璧其罪’。如今日本国倾全国之力与俄国开战，你又握有重要技术，难免不会被某些人所惦记。”　　 李谕拱手道：“多谢卓如兄提醒。”　　 他此前在美国上市，就是有了这方面考虑。　　 算是一招借力打力，让美国人下水，日本人才会对自己有所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