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4章 荧光灯　　 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李谕顺势接管了药厂全部的产业，唐绍仪和梁启超在中间没少帮忙。　　 唐绍仪此刻没什么官职在身，纯属一身轻。　　 梁启超则是因为当了北洋政府财政部部长后才发现接手的是最烫手的一个山芋。　　 整个民国时期，财政一直一塌糊涂。在这个任上，你想做点事，门都没有，只能中饱私囊。　　 后来的宋子文和孔祥熙就是典型代表。四大家族里，宋家非常强，但宋子文这个人却并不贪，或者说他已经不需要贪。宋子文又很懂经济学，这让他和老蒋之间很难对付，因为老蒋总给他出“难题”，导致宋子文辞职好几次。　　 孔祥熙接了宋子文的班后，干了什么就不用多说了。　　 梁启超更是属于想做点事的，他上任后发现了一个契机：由于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庚子赔款自然不用还了。协约国如英法也都同意延缓五年支付，这样每年就省下一千三百多万银圆。　　 换言之，北洋政府每年相当于多了一千三百多万财政收入（欧洲银行团控制着盐税和关税，的确可以说成是收入）。　　 梁启超想趁此良机进行币制改革。不过嘛，这事压根做不成。　　 更蛋疼的是，减免赔款后，北洋政府的财政仍然吃紧，还是需要借款。　　 关于借款，梁启超倒是明白不能在日本这一棵树上绑死。况且日本对中国的市场存在这么重的依赖，要是让日本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除了对日借款，梁启超一直想找其他的借款途径。要是以前，还有英法比荷等选项，但现在他们打成一锅粥，根本没钱给北洋政府贷款。　　 只能在美国身上想办法。　　 历史上，梁启超曾赶赴美国，试图说服对中国停止贷款多年之久的美国重新加入银行团。　　 梁启超知道李谕和美国那边关系好，关键是和大企业有直接往来。就算美国的财政部不借款，大企业家愿意出钱也好使，——这时的财阀说话很有分量。　　 李谕家中，梁启超还来专门讨了几盒阿司匹林，他拿着这些小药瓶说：“最近睡眠越来越不好，精力也开始下降，真是奇了怪。”　　 “就是搞仕途导致的。”李谕说。　　 梁启超深有体会，苦涩道：“我一直以为搞财政没什么难的，真干起来才知道个中滋味。”　　 李谕问：“现在的教育总长还是范源濂？”　　 “是他。”梁启超说。　　 李谕拿出一封信：“麻烦任公代为转交。”　　 “有什么事情？”　　 李谕说：“北洋政府对德宣战，上海法租界遂以同济医工学堂是德国的产业，为防止德国人利用该校机械制造武器为由，当众宣布解散了学校，并限令师生当日离校。我认为此举过于激进，完全可以将学校改成华人董事会办学，迁到吴淞镇。”　　 梁启超说：“我知道了，作为财政总长，新学校的款项一定会帮着批复。”　　 李谕拱手道：“有劳任公。”　　 这一届内阁不少人都是研究系出身，办事还算靠谱，可惜持续时间特别短，只有几个月。　　 梁启超走后，李谕便回到自己家中的实验室，鼓捣新的专利。　　 最近李谕的视力出现了一点下降，原因很可能是白炽灯微弱又刺眼的亮光。　　 他准备花点时间把荧光灯搞出来，这东西的优点相比白炽灯不要太多。　　 荧光灯从原理上就领先白炽灯一个档次。　　 白炽灯是通过把灯丝加热到两千度左右的高温来发光。　　 荧光灯则靠低气压的汞蒸气在通电后释放紫外线，具体点说就是汞原子的电子被激发后，由激发态返回基态时会放出紫外线。人眼当然看不见紫外线，但是灯管上涂了荧光粉，紫外线照射到灯管壁上的荧光粉，就发出了可见光。　　 荧光灯能耗很低，只有白炽灯的五分之一，——白炽灯90%的能量都浪费在热量上了。　　 同时，荧光灯的寿命也很长，毕竟白炽灯灯丝要加热到两千多度，啥材料也经不住这么长时间的热辣滚烫。　　 李谕准备先把专利申请下来，其中一些元器件可能还需要通用之类的公司生产，比如启辉器之类，届时可以在国内开个分厂，反正这东西技术难度没那么大。　　 荧光灯只要造出来，绝对大赚特赚。　　 二十世纪初的电力供应紧张，很多人为了省电都不舍得开灯，要是能省那么多电费，灯管还不容易坏，消费者百分百买单。　　 尤其是国内，一个大的发电厂装机容量只有区区几万千瓦，还不如后世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镇企业，太不够看。　　 对了，多年前爱迪生也弄过荧光灯专利，但他的方向错了，一直用X射线，而非紫外线，所以没成功。　　 李谕知道爱迪生搞专利有一套，正好绕开了他的专利……　　 ——　　 几天后，李谕的大门又被敲响，打开门迎面就是胡适。　　 “院士先生，冒昧叨扰！”胡适说，接着介绍身后的一人，“这是我的老乡兼哥大同学，陶行知。”　　 李谕欣喜道：“你们好！快请进。”　　 陶行知和胡适都在哥伦比亚大学拜于杜威门下，但两人的人生轨迹大不相同。　　 胡适一直保持一种西方范，主要和社会名流打交道。　　 陶行知则不一样，他的理想是教育普及，着眼于基层及农民教育。　　 虽然二者都很重要，但李谕心里还是更敬佩陶行知先生多几分，他是真的在用心做好教育事业。　　 只是不知为何，陶行知的名气相比胡适要小了很大一截。　　 “两位从上海过来？”李谕问。　　 陶行知说：“是的，院士先生，我刚在上海待了不足一旬，适之就拉我一同北上。”　　 “出国多年，回来感觉如何？”李谕又问。　　 陶行知说：“我比适之晚回国几个月，坐的船刚到日本横滨时，就突然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所幸没几天被压了下去。然后又到上海，考察了上海周边，满目尽是目不识丁之人，便有了做教育而非仕途之心。”　　 “何止周边，就算上海，你看那死寂沉沉的文化界，能强多少？”胡适说，“中国就是不曾以科学精神经世，才产生了种种不如人之处。北大给我发来聘书，让我当个教书匠，我想改变时局，今后不再是一帮少年人跟着老师傅往故纸堆里乱钻，这是最可悲的现状！”　　 　　 在美国留学时，虽然只学了半年工科就改学文科，但胡适一向崇拜科学，只是自己并非搞科学那块料。他不止一次说过，学自然科学是“活路”，钻故纸堆是“死路”。　　 而现在北大的不少老学究，仍然在坚持不懈地钻故纸堆，这也是蔡元培极力引进新人想改变的。　　 陶行知笑道：“我记得在哥大时，适之说过要二十年不谈政治，看来要在文化上发力。”　　 胡适说：“政治革新之基础，是文化的革新，不然都是空中楼阁。”　　 李谕说：“你的信心听起来很足嘛。”　　 胡适拿出一本随身日记，指着最近的一行字说：“这是我在北上时想到的。”　　 日记上写的是英文：“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李谕认识这行字，翻译成中文是“如今我们回来，你们请看分晓”（胡适后来改译为“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但李谕不知出处。　　 陶行知却知道：“荷马史诗？”　　 “对，出自《伊利亚特》第十八章，它诠释了我的使命，”胡适说，“我在上海时，没有看到任何新气象，专门去了一场上海大舞台，也仍旧是老演员。这个大舞台就像中国的缩影，招牌是新的，房子是新的，座位和布景都是新的，但唱的还是老戏，做戏的还是那几张老脸。”　　 陶行知说：“祝适之兄在北大做个新面孔，一扫文坛浊气。”　　 胡适底气十足地说：“我一定要让那些‘桐城妖孽，文选谬种’认识到文学革命之力量。”　　 “桐城妖孽，文选谬种”是白话文运动中贬抑文言文的说法，由钱玄同首次使用。　　 白话文运动中，钱玄同一直很激进。其实他古文写得非常好，不输桐城派，却坚定支持了白话文。　　 陈仲甫、胡适、钱玄同在《新青年》中，将矛头直接对准旧文学，把桐城派的归有光等人称作“十八妖魔”，强力批判桐城和文选两派。　　 “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成了人们的共识。这两句口号由于指明了文学革命的对象，深受欢迎，所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　　 李谕笑道：“文坛真是如同斗兽场，太精彩了！我这边就没如此激烈的画面，最多孔教支持者发几句不着边际的批评科学的话，我已懒得回复。”　　 陶行知叹道：“这帮孔教分子，完全是在败坏孔老夫子的名声。”　　 “一并击破就是！”胡适说，“我早就料到会有不明是非之徒，和他们斗争，必须坚决。”　　 胡适决心真的不小，专门写过一首《沁园春·誓诗》：“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　　 胡适想拉上陶行知一起：“行知，你也来北大吧。在哥大时，杜威教授对你的评价甚至超过我。”　　 “不能所有人都扎堆吧？我还是返回南方，”陶行知婉拒道，“这次来京城，我还有一件事，要和蔡校长聊一聊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具体细节。”　　 陶行知和蔡元培搞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主要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相当有先见之明。除了李谕这种穿越者，能看到这一点的人屈指可数。　　 他们既不像一些人那样闭门造车、排斥外来文化；也没有丧失自我、只唯西方文明马首是瞻。　　 李谕留两人吃了顿饭，他们便一起前往了北大。　　 ——　　 最近的《新青年》杂志越发鲜明地主张“科学与民主”两杆大旗，不时提到李谕大名。　　 看了最近几期后，李谕总感觉差点意思，终于忍不住来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旁的补树书屋。　　 这里是周氏兄弟的住处。　　 院内原有一棵大楝树，被风刮倒，又补种了槐树，故名“补种书屋”。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说：“相传是往昔在院子里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　　 “周老弟，”李谕进门道，“我给你带了两条好烟。”　　 鲁迅讶道：“李谕先生，您怎么来了？”　　 “我来不行吗？”李谕说，然后向屋里看了看，“你弟弟不在？”　　 鲁迅说：“他被北大招为了欧洲文学史与罗马文学史的教授，今天正好有课。”　　 周作人每周去北大上三学时课，月薪二百四十大洋。　　 李谕把《新青年》放在桌上：“你应该看过了，他们虽然倡导白话文，但还没有几篇像样的白话文学能拿出来。”　　 “确实，”鲁迅说，“大部分还不如院士先生的星战和异形。”　　 “那不是严肃文学，纯粹是娱乐性小说，”李谕说，接着问道，“你还在抄古经？”　　 鲁迅点点头：“是的。”　　 李谕问：“抄那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鲁迅说。　　 “那你抄它还有啥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鲁迅的回答非常鲁迅。　　 李谕立即说：“所以说嘛，你自己可以写点文章。”　　 鲁迅点燃了一支李谕拿来的中华牌香烟，深深品了一口，张口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不久都要闷死，然而从昏睡进入死灭，却也并不感到死的悲哀。现在若大嚷起来，惊醒了少数几个人，让他们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苦楚，这样对得起他们吗？”　　 李谕说：“可以想得积极一点，既然有几个人起来，就不能说一定没有毁坏铁屋的希望。现在缺少的，是呐喊之音。”　　 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已经当差了五六年，多少有点混日子的嫌疑。他再次用力抽了口烟，“好吧，我试着呐喊两声，就是不知道写出来的东西如何，千万不要投稿无门。”　　 他不是第一次提笔作文，但写白话文确实头一遭，不知道效果会怎样。　　 李谕又拿出一个盒子，“里面是上等的派克钢笔和墨水，送给鲁……树人兄弟用。”　　 鲁迅看了眼手里的烟卷：“我觉得还是这个最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