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礼抱着香香，旁边是给他打着阳伞的小泉，前边离开几步的地头蹲着常顺正和个农民在交谈什么。　　 一会儿常顺回来说：“老爷，地是昨天浇过的，不过显然没透，只有七分吧，勉强保个墒情。”　　 “嗯。”寿礼应了声，结果和他预料的大致相同。这一带得着靠近沿岗河的便利，水量还算充沛，稍远的村子恐怕河水供给就会打些折扣了。　　 在河长制下各村签了协议，每日分时、分段开闸放水。　　 各村都有自己的蓄水塘，塘里的水凭票领取，一票两升，供给村中人畜饮用。　　 票是到村公所领的，登记人头和牲畜数量领票，若有更多需要可以多换两成，但需要拿等量的米面来换。　　 朱县长管这个叫做“供水配给制”。　　 以三河农业的名义寿礼请中桥协助买了四套打井设备，但是与县里合资成立的霍县农业合作社需求显然比四套要大，所以又向中桥追加订购了十部抽水机和六套打井设备。　　 叔仁打电话说荷兰人提供的十二台抽水机、六部拖拉机、十辆卡车和四套打井设备已经到港卸货，但要通过铁路运至蚌埠，然后用淮南公司的船送到三河原。　　 远水解不了近渴呵！寿礼心中无比焦急。他知道小五已经尽力，但还是太慢了！也许该说欧洲人的动作跟不上需要？　　 “常顺，小五说荷兰人的车和机器什么时候到？”他问。　　 常顺笑了：“老爷你别急，东西还在港口没装车哩，得找到车皮才行。　　 听三全说，蚌埠那边的火车来来回回运的都是兵和弹药，码头装得满满地，看起来政府又在下什么大棋！　　 这种情形下……能不能尽快把东西运过来，恐怕还得看五爷的运气了。”　　 “啧！”寿礼有些不满地咂嘴，停了下忽然笑着转向常顺：　　 “我说常顺你是不是该改口了？还有七、八天新媳妇进门，你就成咱的堂妹夫啦，还总是叫‘老爷’不大合适吧？”　　 “这，”常顺瞥眼看偷笑的小泉，不好意思地抓抓后脑勺：“我叫惯了呀，改口……那该怎么叫呢？”　　 “叫大哥、大兄，或者直接唤我的字让斋也可。”　　 “呃，那我还是叫你大哥好了，我可不敢像大管账那样称呼你！”常顺连连摆手，然后说：　　 “大哥，其实……李杜星长官那里可不可以给咱们使使力？我估计铁路上他应该有认识的人，或者能指条路也好。”　　 “诶，有道理！”寿礼把一根手指头给香香，小姑娘用胖乎乎的手抓住，得意地笑起来。　　 “常顺，这事你和三全（即邹全）商量着办，我只要这批车辆、机器用最快的办法运到，其余的你俩来做。　　 花钱打点还是走门路都行！这些东西本是矿山和抗旱急需的，早一天都好！　　 尤其是农业这边，我打算把荷兰人的设备先借给县农业合作社用，不能光想着自己嘛！”　　 “老爷，借不如出租。”小泉在后面忽然冒出这句。　　 “唔？”寿礼看了眼常顺，见他点头，笑着说：“瞧，小泉也会动脑筋了。嗯，不错，是个好建议。　　 多少能补贴些支出也行，就这样定！常顺你回头再把这个和小头（陈邱）说说，让他照此办理！”　　 金小泉得到他的肯定，咧开嘴笑了，心里颇为兴奋。　　 常顺和三全，还有陈青、陈景相继被外放出去，或做代表、掌柜，或做贸易公司经理。　　 收入最低的陈青每月有五十元，年底还有花红。　　 最得意的陈柒铭，当年的七猴子如今不上树了，穿着长衫、皮鞋神气活现，每月有一百二十元收入，这怎能不叫人羡慕？　　 他做梦都想能有被外放的那天，像他们一样做掌柜、做经理，然后去父亲坟上拜拜，告诉他老人家儿子多么有出息！　　 大清垮台给民国政府留下个奇怪的上海，一方面是受到统一和民族主义鼓舞的中国民众，另一方面是吃喝照旧、跑马赌球的洋人。　　 当年英美法意等国在这里分别建立租界，后来洋人们觉得管理上太麻烦，于是丢下高傲、不合群的法国人，把其它地区合并，组成了北、东、西、中四区在内的公共租界。　　 这个公共租界加上老区和新区两部分组成的法租界，就是上海最核心、最繁华的“冒险家乐园”。　　 本来，这里头并没日本人什么事。　　 由于他起步晚、力量弱、影响力太小，当初的租界里根本没有它的一席之地，还不如瑞典和西班牙呢。　　 待到日俄战争以后世界对其刮目相看，倒是最先用炮口指向东京湾的美国人很慷慨地说：　　 那好吧，你可以进来成为公共租界的一份子，我们把美租界北端一个叫虹口的小地方让给你。　　 日本人怀着激动的心情进来，他们和公共租界的管理机构工部局建议由日系资本开发这一带。　　 于是有了虹口公园，有了陆战队司令部，叫响了横滨路和横滨桥（由于俞泾浦的河流走向，和日本的横滨无关）。　　 估计习惯了在大西部跑马圈地的美国人，也不曾想到岛上来的日本人见到那么大块土地时会有多欣喜若狂。　　 他们不仅想把这里建成新横滨、新大阪，且还梦想着从这里出发占领整个长江三角洲（那时候还没想更多）！　　 所以他们真地开始认真规划城市，并在民国十三年建成了那座坚固、如陆地巡洋舰般的陆战队总部大楼。　　 然而很快，日本人开始不满了。　　 他们不满于租界管理当局的各种限制，不满于英美把持工部局的席位（英国六人、美国两人、其它欧洲国家一人），不满于西洋人占据了最繁华的部分把这偏远的虹口丢给自己，不满于中国政府的亲英美欧倾向和对自己的背叛（日人认为自己是最早支持同盟会的）……。　　 总之，他们不满意！　　 但是这时候的日本政府可没有足够勇气向整个西方开战，即便它曾打败过俄国，但它认为那不过是帝国主义者们中间最弱的一个。　　 日本还没头晕、也还没膨胀，它小心翼翼地试探洋人们，狠狠欺负它们的奴才——民国政府。　　 当发现这些主子似乎并不在意奴才挨揍时，日本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现在他开始摩拳擦掌了。　　 然而国内的大通缩不期而至，失业率高腾，来自中国和欧美的产品倾销导致商品价格不断下降，工厂开工率持续下滑，家庭普遍减少消费应对危机。　　 近来有种呼声在上海的日籍人士中流行：既然中国是块它主子都不稀罕的肥肉，作为近邻的日本为什么不抢过来呢？　　 是呵，这里是中国半个首都，金融的中心，如果干它一票的话，不仅所有问题可以解决，而且还打断了法币和美元挂钩的进程，阻断了欧美从中国获取贵金属的重要渠道！　　 黄浦江上的军舰越来越多，抵达虹口的日本军人也不断增加，傻子都看得出日本人蠢蠢欲动。　　 但上面好像还没下定决心，只是在不断威吓，弄得好战分子们不耐烦，它们在各种场合大骂军部和内阁的蠢货：“你们这些混蛋，都愣着干嘛呢？”　　 法律意义上来说，过了横滨桥就不属于租界的范畴；严格意义上讲，横滨河以北应该属于国民政府收税、征兵的辖区。　　 然而，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敢于对此事提出质疑，任由日本人扩大居住地、建厂房、仓库，役使中国男女老少并且不受法律的约束。　　 而横滨桥以南是所谓传统意义上的“美租界”，大咧咧的美国人只对利润和成本上心，才没功夫去搞什么城市规划与管理，尤其是距离本土几千英里之外这么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　　 所以，只要过了横滨桥，道路狭窄、拥挤，各种嘈杂、法外事情令人目瞪口呆。只有在靠近工部局医院周边的地方，情况才稍微好些。　　 嘉兴路离着横滨桥只有五百多米，人力车夫脚下用些力很快就到了。叔仁付过钱笑着问那车夫：“怎么样大龙，上海不好混吧？”　　 “还凑合，”舒龙抹着汗水回答，两眼注意地观察下周围：　　 “洋人们一般都好说话，人家讲个绅士风度，你说声谢谢或者帮忙拎个行李他就多给小费。　　 对日本人，你教的那几句日语非常管用，他认准你就不会找其他车夫。　　 麻烦的是那些装大个的穷洋人，又摆谱又吝啬，你还不能说什么！”　　 叔仁哈哈大笑：“瞧，你才来这么短时间，看上去已经蛮老到了嘛！不过别骄傲，和其他工友要搞好关系。”　　 “放心，我时常请客的，谁叫我挣得比别人多哩？咱懂！”舒龙咧嘴笑，他送走洪升以后因怕受到报复，素质上让他先别回县里，干脆到上海来给叔仁打掩护。　　 叔仁便托了“朋友”将他塞进车行里，继续做他的老本行。　　 叔仁转身走进咖啡店，看到个高个子、带着几分白人面相的西装、戴金丝眼镜的男人正在读报纸，便走过去，笑着说：“不会您凑巧等的就是我吧？”　　 那人将目光从报纸上移开：“我听说和我见面的人有副白手套。”　　 叔仁从兜里掏出来：“喏，天气热我没戴上，在这里。”　　 “你差点迟到。”　　 “是吗？”叔仁拉开椅子坐下看看手表：“这家伙该上弦了？明明还差一分十七秒。”　　 对方笑了起来，伸过手：“李大伟，你可以叫我大卫。”　　 “陈叔仁。恕我冒昧，你是外国籍还是……？”　　 “我是个混血，爷爷是美国人，奶奶是法国犹太人，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　　 不过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病死了，没能带我们回德国。　　 现在可好，德国不喜欢犹太人，我只好继续留在中国，断了回去的念想。”　　 “原来如此。”叔仁点点头观察下左右，低声说：“他们告诉我你是可以信赖的，我需要知道能够信赖你到什么程度？”　　 “就像你信赖自己的同志一样。”大卫回答：“我虽然有个洋人的面孔，却从小和中国人一起生活、长大。除了语言以外，我和大家没任何区别。”　　 他把两肘放在桌面托着两颊朝叔仁笑笑：“而且我是民国十四年开始参加学运、工运的，比你可早得多哦！　　 只可惜大家觉得需要我这张脸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作用，所以一直没有加入组织，不然的话我的党龄也是超过你的！”　　 “你不会……年龄也比我大？”叔仁试探地问。　　 “猜对了。”大卫叹口气：“我没想到他们给我派的领导居然是个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