帐外那人朗声道。　　“前将军，某听闻有公仁先生急信至此？”　　淳于琼先是一惊，旋即一喜。　　他虽听不出帐外是何人在说话，但至少可部分佐证他的猜测。　　是以，淳于琼呵呵一笑。　　“贤弟，若非如此，董公仁又何必送来急信？”　　帐外那人听到淳于琼此言后，便不再出声。　　颜良心念电转，苦思如何继续忽悠淳于琼。　　如是般，一时之间，中军帐内陷入短暂的沉默之中。　　直至…　　帐外那人掀帘而入。　　淳于琼就着油灯微弱的灯光，略微打量了一下那身材敦实之人…　　通过观察那人矮小的身材、粗壮的四肢，淳于琼这才知道，那人原来是乐进。　　怪只怪进哥太过于沉默寡言，以至于淳于琼竟分辨不出其人的声音。　　颜良这时站起身来、对着乐进哈哈大笑。　　“文谦，公仁兄确有急信至此，主公今已凯旋。”　　乐进颔首抱拳。　　“可喜可贺！”　　随后，乐进又向淳于琼抱拳。　　“仲简兄，一别经年，别来无恙？”　　曹操曾给袁绍打工多年，做为曹老板分公司的重要成员，乐进怎么可能不认识袁董事长总公司的干将淳于琼？　　所以说，怪只怪进哥平素沉默寡言，是以淳于琼辨认不出进哥的声音。　　淳于琼起身还礼。　　“某一向安好，有劳挂念。文谦更显威武，想来武艺又有精进，当真可喜可贺！”　　进哥微微一笑。　　“某有幸得子龙指点耳。仲简兄自便，某尚需夜巡营盘，失陪！”　　言罢，乐进向颜良抱拳后便快步离去。　　进哥虽沉默寡言，但不代表其人情商低。　　其人俨然已看出，淳于琼有隐秘之事要与颜良商谈。　　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乐进走远，颜良已经想好，自己应该如何忽悠淳于琼。　　“仲简兄已知，某家主公今已凯旋，想来凉州、益州以及江东今皆已安！”　　淳于琼呵呵一笑。　　“非止如此，贤弟，西域都护府必已顺利重设矣！”　　颜良哑然失笑。　　“多谢兄长美言，然则，兄长有所不知，董公仁之所以急于召还俺与文谦，正是为商议定西域之事也！”　　淳于琼哪里肯信？　　“呵呵，贤弟有所不知，某今日至此，正为求从文为本初公讨诏而来，本初公既对从文毫无敌意，贤弟又何必如此遮遮掩掩？”　　颜良丝毫不为所动，继续忽悠淳于琼。　　为了赵旻的大计，越来越猥琐的颜良必须成功忽悠住淳于琼。　　惟其如此，袁绍才会对赵旻放松警惕、赵旻也才能最终具备猥琐发育的必要条件。　　“兄长若不信，俺可取出董公仁之书信。”　　说着，颜良改为语重心长道。　　“兄长，若非西域进展不顺，俺家主公又岂会如此匆匆返回汉地？　　而今西域未定，俺家主公势必不愿再与本初公为敌，如此一来，兄长何不随俺同返许都、与俺家主公细细商议讨诏之事…”　　说着，颜良语气中复又带上一丝狡黠。　　“只不知，本初公欲讨何封赏？”　　淳于琼对此避而不答。　　“贤弟何不取出董公仁之密信，借某一览？”　　颜良无奈一叹，自怀中取出董昭的密信，递给淳于琼。　　“兄长请看，弟绝无虚言！”　　以董昭之阴险狡诈，其人书信之内容不言而喻。　　当然了，信是由人送的，信中不便说明之事，难道还不方便由人代为转达？　　是以，淳于琼在看过董昭那封主题为“召还各地驻军、共商来年军策”之信后，心中便已信了七分。　　董昭在信中称，赵旻返还许都之前已定江东大局，故而召还各地驻军，共商应对河北之策。　　诚然如此，若非西域未定，董昭又何必急于召还各地驻军，共同商议来年应对河北之策？　　要知道，袁绍可始终未主动向赵旻释放出和解的信号。　　当然了，淳于琼不可能知道，赵旻已知袁绍来年很可能药丸。　　颜良察言观色之后，急匆匆抢回书信、又将其付之一炬，这才装作松了口气的样子。　　“仲简兄，事关俺家主公来年定西域之大事，此密信之内容，你万不可向外人提及！”　　至此，淳于琼已信了九分。　　但不死心的淳于琼，仍未彻底放弃努力。　　“贤弟，此事似有蹊跷！若西域未定，从文为何不急于返回许都，而是先赴江东？”　　颜良紧紧蹙起眉头，用略带鄙夷、不屑的语气道。　　“兄长当真不明是理？若江东不安，俺家主公来年如何可放心远征西域？”　　淳于琼彻底信了…　　换言之，他终于被颜良忽悠瘸了。　　因为道理确实是这个道理。　　赵旻若不提前完成布局、将后顾之忧一一解除，其人又怎么可能放心出征？　　于是乎，淳于琼心中长长松了口气。　　赵旻固然不愿与袁绍为敌，可袁绍又何尝愿与赵旻为敌？　　得知西域未定，淳于琼放下心来之余，便向颜良说明了实情。　　“实不相瞒，贤弟，兄欲为本初公三位公子讨封而来！”　　颜良瞪大虎目、继续装笔。　　“兄长且慢！本初公三位公子今已各为一州刺史，兄长莫非欲为三位公子讨封王爵？”　　淳于琼连连摆手。　　“非也非也！贤弟有所不知，此皆为本初公私下所任之职，非天子钦命也！”　　颜良故作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本初公莫非欲为其人子讨封朝廷钦命？”　　淳于琼颔首。　　 “正是如此！”　　颜良嘿嘿一乐。　　“兄长，此正当时也！俺家主公正欲与本初公和解，必不会拂本初公之意，兄长随俺同赴许都即可！”　　颜良心中偷笑：　　只要你袁绍愿意求和就好！　　淳于琼闻言，彻底松了口气。　　“依贤弟之见，从文定会促成此事？”　　颜良再次嘿嘿一乐。　　“兄长既已知俺家主公来年须远征西域，莫非以为俺家主公仍不愿与本初公求和乎？”　　道理确实是这个道理。　　淳于琼微微一笑。　　“甚善！既如此，则明日某与贤弟同赴许都！”　　淳于琼心中美滋滋，他自认为，自己这一趟可谓收获颇丰。　　颜良见淳于琼彻底上钩，心中更是偷笑不已。　　嘿嘿！淳于仲简啊淳于仲简，老子玩不死你！　　如此“皆大欢喜”之下，颜良便搬出一坛美酒。　　“兄长，长夜漫漫，你我又经年未见，不如一同把盏言欢？”　　“甚善！”　　于是乎，这对互相算计的“老朋友”，在今夜，便言笑晏晏地叙旧、把臂言欢。　　时光荏苒。　　就在赵旻在许都四处登门拜访亲友、陪妻妾逛街、晚上在光禄勋府“悉心教导皇子”这数日之间…　　董昭的密信已送抵各地。　　仍坐镇琅琊国开阳县的臧霸接到密信、听到卫府信使的转告之言后，二话不说便遣心腹赶赴城阳郡、济北国、平原国等地，匆匆召还自己麾下一众兄弟；　　陈登更加无需赘言；　　这“湖海之士”在将军务交给薛州打理、并向九江太守梁习修书请其人代自己看顾广陵郡之后，便踏上了返回许都之途。/　　而当董昭的密信传至壶关、黑山之后…　　镇守这两地的庞德、张燕却有些懵逼。　　后者还好，其人早就与袁绍不共戴天，是以在听闻此“天大的好消息”之后，与被赵旻撵到并州、河内的张既略作商议后，二人便欣然赶赴许都。　　值得一提的是：张燕的夫人，同样是蔡琰、赵晨、张凝、大乔小乔等贵妇朋友圈中的一名贵妇。　　至于庞德…　　此时犹显稚嫩的其人，一时间有些反应不及。　　毫无头绪之下，庞德突然想到了一人。　　【作者题外话】：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　　昏君时代的凤凰，往往被后世学者视作“羽虫之孽”。　　凤凰是传说中的灵兽，雄者为凤，雌者为凰。司马相如所谓“凤求凰”是也。　　三国时代，吴国末代国君孙皓，便曾使用过“凤凰”年号。　　事实上孙皓对巫蛊、谶纬等异端邪说极为迷信，其年号基本都围绕着“祥瑞降世、神人授书”的主题。　　在其短暂的统治生涯中，年号屡易，有“凤凰”、“宝鼎”、“甘露”、“天玺”、“天册”、“天纪”等等，迷信程度可见一斑。　　凤凰的年号，来源于建衡三年（271）“神鸟云集西苑”。于是明年改元。　　西苑言凤凰集，改明年元。--《吴书三孙皓传》　　可笑之处，是孙皓改元时，吴国朝野并无异议。　　但吴国灭亡后，后世史家却极力污蔑，称“孙皓看见的不是凤凰、而是羽孽”。　　（孙皓）政道衰缺，无以致凤，乃羽虫孽耳。孙亮未有德政，孙峻骄暴方甚，此与桓帝同事也。--《晋书五行志》　　羽孽，即“长着翅膀的妖兽”。　　按《天地祥瑞志》，东西南北中，共有五种珍禽异兽。　　南方的是“焦明”，代表水灾。　　北方的是“幽昌”，代表旱灾。　　东方的是“发明”，代表兵灾。　　西方的是“鹔鹴”，与北方的幽昌类似，也代表旱灾。　　以上四种，被称作“羽孽”。即“羽虫之孽”。　　唯有居于中央的凤凰，代表祥瑞。　　问题在于，这五种神鸟，在外貌描述上，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差异仅仅为某只脖子长一些、某只脑袋大一些，仅此而已。　　可见“神鸟降世”时，到底是凤凰还是羽孽，解释权不在学者，而在统治者。　　孙皓在位时，那神鸟就是当之无愧的“凤凰”；　　孙皓倒台后，凤凰便沦为野鸡，跟着亡国之君一道、永世不得翻身。　　宋代学者对五神鸟“一祥四孽”的说法，便嗤之以鼻。　　他们直呼“腐儒夸大其词、夸而无验，便胡说八道以遮其丑”，可谓一语中的。　　四凤首背翼膺腹皆合五常，岂应为孽！盖汉儒既夸大其辞，推凤为希世之瑞。夸而无验，极而必反，则又推之以为孽。--南宋罗愿《尔雅翼》　　思想的开化，与彼时（唐宋）的学风也有关。　　在中唐之后，谶纬、阴阳、五行一类的学说，便被扫入异端，不再被学者重视了。　　龙、凤是中古神话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龙与彩凤，虽然在不同时代的具体作用有所差异，但基本被历代视作“天下大治、人间太平”的象征。　　可笑之处，却是龙与凤究竟代表了祥瑞还是灾异，解释权却从来不在编纂经典的学者手中。　　曹叡将魏国灾异、代表着“木德”的青龙视作“国家大瑞”，甚至以此改元，实在可笑。但考虑到曹魏群臣噤声不语、乃至曲意附和，便显得意味深长。　　曹髦的情况则反之。代表着“土德”的黄龙确是魏国祥瑞，却被曹髦解释为灾异，还作诗揶揄。毫无疑问，其意在影射权臣司马昭。　　至于神鸟降世，令孙皓改元的“凤凰”，在魏晋史家笔下，被贬低为“羽孽妖兽”，无疑是因人废事。　　其实更早的东汉桓灵时代，也经常出现甘露、嘉禾一类的“祥瑞”。　　问题是桓灵无道、天下怨愤；被刘备“叹息痛恨”，被董卓骂作“每念灵帝、令人愤毒”甚至高呼“刘氏种不足遗”。　　（董）卓欲废帝，谓（袁）绍曰：“卿不见灵帝乎？念此令人愤毒！”--《献帝春秋》　　可见“祥瑞”的出现与否，无关乎统治者的功业，而是对异象的随意捏造。毕竟，最终解释权在统治阶级手中。　　立场决定思维，位置决定想法，仅此而已。　　随着谶纬、术数的没落，学者逐渐将注意力由“天”回归到“人”，也便少了许多迷信神怪的糟粕理论。　　水旱之灾，在中唐之前属于“天父发怒，警示人君”的象征。皇帝需要斋戒、沐浴、祭祀，还得下罪己诏，摆出一副“虔诚至深”的感人模样。但人所共知，“政治表演”并不能解决旱涝等“实际问题”。　　到乾隆时代，便可以公开说出“水旱之灾，虽尧汤不能免”。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实际的行动上，而不再一味追求“天人感应”、“下诏罪己”之类的花活儿了。　　然水旱之灾，虽尧汤不能免。惟有勤恤民隐，竭力补救，可以化灾沴而成太和。--《乾隆实录卷四》　　灾异与祥瑞，封禅与祭祀，无非是统治者的功绩装点；万千的人间百姓，才是历史的组成者与推动者。　　与其孜孜不倦“求得天心”，不如兢兢业业“求得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大概也是谶纬、五行、阴阳等学说在主流领域逐渐式微的反映吧！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谶纬术数的没落，也不啻为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