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郑氏将领　　 施琅与郑成功的渊源，是一段充满波折与忠诚抉择的历史。顺治三年，当郑芝龙选择归顺清朝之际，施琅作为郑芝龙的部将，虽心中或有不甘，却也随主降清。然而，这股忠诚的火焰并未因此熄灭，很快，在郑成功高举反清复明旗帜的感召下，施琅毅然决然地背叛清廷，投身到波澜壮阔的抗清斗争中，成为郑成功麾下的一名左先锋。　　 在郑成功的军队里，施琅的才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施展。他不仅智勇双全，精通兵法，更在战场上屡建奇功，深得郑成功的信赖与器重。郑成功视他为左膀右臂，无论是军事策略的制定，还是机密大事的决策，都少不了施琅的参与和意见。两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超越上下级的深厚情谊，共同为反清复明的大业而奋斗。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局的变化和个人利益的冲突，施琅与郑成功之间逐渐产生了裂痕。最终，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导致施琅的父亲和弟弟惨遭杀害，这一悲剧彻底改变了施琅的命运。在悲痛与愤怒中，他再次做出了选择——投靠清廷，利用自己的军事才能和对郑军的了解，成为清军进攻郑军的重要力量。　　 二、降反之间　　 1646年（顺治三年），随着郑芝龙投降清朝，其麾下的多位将领也随之归顺清廷，其中包括武毅伯施福、海澄伯郑芝豹以及包括施琅在内的十员总兵，共计兵将十一万三千名。施福带领施琅、梁立等人及五千兵马随李成栋进入广东地区作战。他们在镇压当地的抗清力量方面表现出色，甚至被誉为“岳家军”。　　 然而，李成栋对于这些来自南方的兵将持有偏见，他在奏疏中贬低了施琅等人，称他们“脆弱不堪，无资战守”，甚至有意图地想要削弱和解散他们。这种待遇让施福、施琅等人感到压抑和不公。　　 到了1648年（顺治五年），施琅随同其他闽系将领响应李成栋的号召反清复明。但在返回福建的途中，遭遇了李成栋部将郝尚久的暗算。施琅得知这一阴谋后，迅速带领部下撤离至饶平，坚守了一个月后突围而出，边战边退。在这个过程中，施琅的两位弟弟施肇琏和施肇序不幸阵亡。施琅最终带着残部逃到了粤闽交界的黄冈镇，并在那里加入了郑成功的部队。　　 成为郑成功部下的施琅，以其年轻却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出色的指挥能力，很快成为了一名得力的将领。然而，在1651年（顺治八年），施琅与郑成功在战略上的分歧开始显现。施琅反对郑成功采取“舍水就陆，以剽掠筹集军饷”的策略，他认为这样的做法不仅不利于长期战争，还会损害军队的声誉和士气。　　 郑成功对施琅的反对意见非常不满，剥夺了他的兵权，并命令他返回厦门。此时，清军将领马得功正率军偷袭厦门。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厦门的守军主将郑芝莞惊慌失措，选择弃城而逃。在这危急时刻，施琅挺身而出，仅率领身边的六十余人迎战清军。施琅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战斗技巧，不仅杀死了清军主将马得功的弟弟，还几乎活捉了马得功本人，迫使清军仓皇撤退。　　 三、再度投清　　 1651年（顺治八年），施琅在清军攻打厦门时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尽管当时郑成功回到了厦门并对他进行了奖励，但并没有恢复他的兵权。施琅曾试图提醒郑成功关于后方兵力薄弱的问题，但郑成功并未采纳他的建议，反而解除了他的兵权。施琅对此深感不满，他认为自己提出的建议已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而在厦门的战斗中他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忠诚。　　 在郑成功返回厦门后，施琅没有能够官复原职，这让他十分失望。为了试探郑成功的态度，施琅甚至表示想要出家当和尚，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然而，郑成功并未改变主意，反而让施琅另行招募士兵组建新的前锋镇。施琅见状，一气之下剃光了头发，拒绝再参与郑成功的军事活动。　　 1652年（顺治九年），曾德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施琅与郑成功之间的矛盾。曾德曾在郑成功军中服役，受到施琅的指挥。在施琅被解除兵权后，曾德寻求更好的出路，转而投靠了郑成功，成为了他的亲随。施琅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认为这是背叛行为，于是派人将曾德捉拿并处决。郑成功闻讯后下令不要杀害曾德，但施琅并没有听从命令，坚持将曾德处死。　　 郑成功认为施琅此举是公然反抗，于是密令援剿右镇黄山以商量出军机宜为名逮捕施琅之弟施显，并派遣右先锋黄廷带领士兵包围施琅的住所，将施琅及其父亲施大宣一同拘捕。不过，施琅在一些亲信和当地居民的帮助下成功逃脱，进入了清朝控制的区域。　　 郑成功得知施琅逃往清朝后非常愤怒，并在同年七月将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和弟弟施显处死。施琅得知这个消息后，对郑成功的仇恨达到了顶点，决定彻底投靠清朝，并决心与郑氏家族对抗到底。　　 四、任职清廷　　 1656年（顺治十三年），施琅在清廷中得到了第一次重要任命，被授予同安副将的职务，并随清定远大将军济度进攻福州。在清廷的军旅生涯中，施琅逐渐崭露头角，显示出了他的军事才能和对海战的深刻理解。不久之后，他被调往北京，担任内大臣的职务。然而，这段时间里施琅的生活颇为贫苦，他的妻子不得不在北京从事女红裁缝的工作来补贴家用。　　 1659年（顺治十六年），施琅的职业生涯迎来了新的转折点，他被清廷提升为同安总兵。在这一职务上，施琅继续展现出了他的军事领导能力。1662年（康熙元年），施琅的仕途再次攀升，他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负责管理福建沿海的水师部队。这一年，施琅派遣军队击败了郑经进攻海澄的军队，并且上书清廷，建议将台湾纳入清朝的版图。　　 1664年（康熙三年），施琅提出了详细的攻台计划。他认为，台湾是清朝版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应该尽快将其收复，以确保国家的安全和统一。施琅的建议得到了康熙帝的支持。同年，施琅率领军队收复了金门和厦门，并准备进一步进攻澎湖，进而直捣台湾。这一时期，郑成功已经去世，其子郑经继位，但郑经死后，台湾内部发生了权力斗争，冯锡范毒杀了郑经的长子郑克臧，拥立年幼的郑克塽为延平王，并开始专权，这为施琅的攻台计划创造了有利条件。　　 1667年（康熙七年），施琅上呈了《边患宜靖疏》，并在次年提交了《尽陈所见疏》，在这两份奏疏中，他强调了收复台湾的重要性。施琅指出，郑经等人的顽抗不仅威胁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还导致东南地区赋税减少，人民生活贫困。他分析了双方的实力对比，认为台湾军队人数不足两万，船只数量有限，主要是依赖海洋屏障得以立足。相比之下，福建水师官兵数量众多，只要从中精选两万人的精锐部队，完全有能力平定台湾。　　 然而，施琅的建议遭到了以鳌拜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认为海洋环境复杂多变，出兵风险极大，因此建议维持现状。施琅的提议被搁置，甚至被解除了福建水师提督的职务，留在北京担任宿卫工作长达13年之久。尽管如此，施琅始终没有放弃收复台湾的决心。他密切关注着福建沿海的动态，并深入研究海洋气候和潮汐规律，时刻准备着重新被启用。　　 五、再度启用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在平定了“三藩”之乱后，施琅终于在李光地等大臣的推荐下，被重新启用，并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同时还被加封太子少保的衔位。这一时期的施琅已经是经验丰富的老将，他具备了攻台所需的诸多条件。　　 从施琅自身的条件来看，他是攻台的最佳人选之一。首先，他出生在海边，自幼随父从事海上贸易活动，对航海和海疆的气候、地理等方面的情况有着深刻的理解。加入军伍后，他在东南沿海多次作战，积累了丰富的海战经验。其次，施琅通晓兵法和战阵，一直主张以武力统一台湾，并为此精心规划了一系列的战略方针和实施方案，这些计划既周密又切实可行。第三，施琅是从郑氏阵营中反叛出来的，他对台湾郑氏集团的内部情况非常熟悉，这为他争取内应和支持提供了便利。此外，他在郑氏集团中的故旧颇多，这也为他收集情报提供了有利条件。最后，施琅不仅是武力统一的坚决拥护者，而且对统一充满信心。　　 回到厦门后，施琅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他日以继夜地忙碌，几乎忘记了休息，一方面着手整顿船只，另一方面加强训练士兵。他还亲自监督武器和器械的制造，确保每一样装备都能达到最佳状态。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原本杂乱无章的水师变得船坚兵练，一切准备就绪。　　 施琅深知准备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在筹备过程中，他不仅关注战船的修理和改进，还特别注重士兵的训练。他亲自指导士兵们进行战术演练，提高他们的战斗技能和团队协作能力。此外，他还精心挑选工匠和技术人员，确保武器和舰船的质量，力求在未来的战斗中发挥最大的效能。　　 在这一时期，施琅还积极搜集情报，了解郑氏集团的动态和防御部署。他利用自己在台湾的人脉网络，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为即将到来的战役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六、领军攻台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领清军水师从铜山（今福建东山岛）出发，开始了收复台湾的征程。在策划进攻路线时，施琅充分考虑了当时的风向、潮汐以及敌方的防御情况。他决定乘着六月的西南季风，率领船队穿越台湾海峡，首先攻占位于澎湖主岛以南、郑军防守较为薄弱的八罩岛。这样做不仅可以获得一个安全的锚泊地和进攻出发地，还可以占据上风上流的优势位置，以便更好地向澎湖发起攻击。　　 六月十六日，施琅指挥的清军舰队首次向澎湖郑军发动进攻，但初战并未取得预期成果。面对这一情况，施琅迅速调整策略，对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和部署。他将清军分为四个部分：　　 主攻部队：由施琅亲自率领，拥有56艘大型战船，负责正面进攻郑军的主要阵地娘妈宫。　　 东线攻击部队：由总兵陈蟒等人率领，共有50艘战船，从澎湖港口东侧突入鸡笼屿，作为奇兵配合主攻部队夹击娘妈宫。　　 西线攻击部队：由总兵董义等人统领，同样拥有50艘战船，从港口西侧进入牛心湾，进行佯动登陆，以牵制郑军的西翼。　　 预备队：其余80艘战船作为预备队，跟随主攻部队随时待命。　　 六月十八日，施琅派出战船攻取澎湖港外的虎井、桶盘二岛，扫清了外围障碍。经过充分的休整和准备，六月二十二日早上七时，清军向澎湖郑军发起了总攻。经过九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清军取得了全面胜利，共击毙和伤及郑军官兵约1.2万人，俘虏了5000余人，摧毁和缴获郑军战船190余艘。郑军主将刘国轩则乘坐小船从北面的吼门逃往台湾。　　 此次战役中，清军阵亡329人，受伤1800余人。这场胜利不仅标志着施琅多年以来的愿望得以实现，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随着澎湖海战的胜利，台湾的防御力量大大削弱，郑克塽被迫发令，率领其臣下向清朝投降。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版图。　　 七、招抚郑氏　　 在澎湖海战取得胜利后，施琅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加紧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对占据台湾的郑氏集团进行招抚。在施琅大军的威压之下，郑克塽意识到抵抗已无意义，他对刘国轩说道：“人心风鹤，守则有变；士卒疮痍，战则难料。还是应当请降，以免今后追悔莫及。”在刘国轩的劝说下，郑克塽最终决定向清朝投降。　　 八月十三日，施琅率领的清军舰队抵达台湾。刘国轩和其他文武官员前往迎接施琅。施琅抵达台湾后，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和人文关怀。他主动前往郑成功庙宇进行祭拜，对郑成功及其子孙为台湾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施琅在祭文中提到，郑氏父子收复台湾是对国家和人民尽忠的表现，他本人对郑成功并无怨恨之情。祭拜过程中，施琅情绪激动，热泪盈眶，这一举动深深打动了郑氏官兵和台湾民众的心。　　 施琅的这些举动显示了他宽广的胸襟和对大局的把握，与古代的伍子胥形成了鲜明对比。伍子胥曾因个人恩怨而复仇，而施琅则能够超越个人恩怨，以国家利益为重，赢得了台湾民众的尊敬和称赞。　　 与此同时，关于台湾的地位和未来管理方式，在清廷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有些官员认为台湾地理位置偏远，维护成本高昂，不如放弃。但施琅坚持认为台湾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不容忽视。他上书力主在台湾设立行政机构，派遣军队驻守，以确保台湾的安全和稳定。　　 在这一过程中，施琅得到了清朝东阁大学士黄锡衮的支持。黄锡衮不仅是兵部的分管大臣，而且还是施琅的亲戚。施琅的观点和建议最终打动了康熙帝和其他朝中大臣。经过讨论，清廷决定在台湾设置府县，派遣军队驻守，从而确保台湾成为清朝版图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八、晚年　　 在收复台湾之后，施琅担任台湾的管理者，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台湾的局势。然而，这些措施中的一些在后世看来颇具争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规定赴台湾的人不许携带家眷，这一政策旨在防止人口大规模迁移至台湾，但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后果。施琅认为惠州、潮州地区的人口容易与海外势力勾结，因此他禁止这些地区与台湾的往来，特别是禁止广东客家籍人渡台，理由是这些地区出的“海盗”较多，且当地人可能与郑氏集团有联系。此外，对于其他地区人民渡台，施琅也实行严格的限制，规定渡台人员不得携带家眷，这意味着不允许百姓在台湾长期定居。这一政策导致台湾妇女短缺，影响了台湾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发展。　　 除了这些严格的移民政策外，施琅还在台湾实行了土地政策。他大量占有台湾的土地，这些土地被称为“施侯租田园”，几乎占据了南台湾已开垦土地的一半。这些土地产生的租金被称为“施侯大租”，由清朝在台衙门代为收取，并将收入上交至北京转交给施琅及其后代。不仅如此，施琅还对澎湖的渔民征收额外的费用，称为“规礼”，这些费用直接进入他的私人财库。　　 施琅的这些行为在当时虽然可能被认为是合理的管理手段，但在后世看来，它们无疑给台湾带来了负面影响。特别是禁止携带家眷的规定，不仅阻碍了台湾的人口增长，也对当地社会结构造成了长期的影响。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施琅逝世。清朝给予他很高的荣誉，赐予他“襄庄”的谥号，并追赠他为太子少傅。施琅去世后，与他的妻子王氏、黄氏合葬在一起。　　 结语　　 施琅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从早期的反清到最终成为清朝的重要将领，再到台湾的成功收复，他的经历反映了明末清初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和个人命运的波折。施琅的故事不仅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更是中华民族追求统一和和平发展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