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照耀兴威以南的一个山村，鸡鸣声中，村落被唤醒了，逐渐热闹起来。　　 一栋简陋竹楼内，开着一扇窗，一名身着解放军服的干部，正在窗下写着日记。　　 云咨揉一揉手腕，将笔记本放在凳子扶手上，继续写下心中所想。　　 今年21岁的云咨，是临沧农家子弟出身，机缘巧合下投身革命事业，这次更是主动请缨，成为南下驻村干部。　　 这是他成为茂坎村官的第七天。　　 手笔不停，云咨脑海里回忆起临行前，旅长的讲话。　　 张扬：缅族人民占据全国人口的67%，不动员、不解放缅族百姓，必不能达成解放全缅的使命。　　 无论全新的农村工作如何困难，我们都必须克服难关。　　 缅族农村工作就那么难吗？　　 其实不难，畏难不前更不是我党的作风！　　 人民害怕我们，抗拒我们，不过是当局长期妖魔化的蛊惑宣传，极尽所能的抹黑党和人民军造成的。　　 共产党害怕人民吗？抗拒接纳人民吗？　　 不，党从人民中来，就必须回到群众中去，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广大的缅族父老乡亲，被军政府压迫到穿不起衣服，农妇夏天只有一块遮羞布裹在下身，然后打个结在腰间，就当成衣服穿。　　 如此贫苦的百姓，不去争取？　　 战争前的黑市，有走私商人，更有闻声而来的农民。　　 他们一个人买不起农具，就几户人家凑钱买一把锄头、一把铁铲，然后欢天喜地地回家。　　 缅族农民知道农具、食盐等商品，是九旅出产的，但他们就因此抗拒生产工具，视之为妖魔鬼怪吗？　　 不，老百姓心里比谁都清楚。　　 农民用上崭新的农具、雪白的食盐，早就不信政府的蛊惑宣传，他们心里的一杆秤明白得很。　　 九旅商品畅销无阻，根据地工业品深入人心，那么思想一样能获得民心。　　 有海量的商品在手，有强大经济体支撑，党的宣传、政策、统治，必然能深入农村。　　 云咨想着旅长的话，心中不由得感慨，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七天的驻村经历，彻底改变他对缅甸农村的浅薄看法。　　 过去的云咨看来，缅甸农村应该大体和滇南农村差不多，土地矛盾激烈，农民沦为佃农，食不果腹。　　 可实际走访每个农户后，他发现事情完全不一样！　　 茂坎村是掸北山间平原上，典型的缅北缅族村落，一共22户农家，人口为119人。　　 茂坎村保留了缅甸农村传统的十户制，全村分为2个村组，村组头领是十户长，也称为色恩高（音译）。　　 更上一层统治架构，又和下缅甸农村不同，茂坎村没有头人，只有村长，由吴波斗担任。　　 这种类似于保甲制的农村统治模式，和滇省农村很不一样。　　 土地方面，茂坎村也与华夏不同。　　 村里土地最少的家庭是波信家，他家一共耕种5英亩的农田，约合30亩。　　 若是在华夏，拥有30亩水田，怎么都是一个小地主，要被批斗打倒的。　　 村里土地最多的是吴波斗村长，一共拥有50英亩，约合300亩土地。　　 由此可见，缅族村落土地矛盾并不激烈，做到了人人皆有田。　　 深入了解后，云咨发现事情并不简单，村民普遍只有耕种权，并没有土地所有证。　　 也就是说，你祖祖辈辈积攒的土地，又或者开荒得来的土地，并不属于你的，你只是耕田人。　　 这完全不符合云咨的一贯常识，要知道奈温政府早就宣布废除地主土地所有者，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如此匪夷所思的土地制度，还要从建国初期说起。　　 1953年9月，缅甸国会通过《1953年土地国有化法案》，该法案规定：从事耕作的农户，可保留的稻田最高限额为50英亩。对于地主，如果愿意从事耕作，可保留20英亩稻田，其余土地均收归国家。　　 奈温政府上台后，遵循这一法文，施政上更为激进，大举收回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民与无地者。　　 60年代末，奈温宣布土地改革成功，完成建国纲领之一。　　 以缅甸军政府的组织体系、组织效率，不可能将执政纲领落实到农村基层。　　 浮于表面的执政，只是吹走表层的灰尘，根本起不到打扫干净屋子、换了新天地的改革目标。　　 奈温的土改看起来成功了，不过是因为缅甸解放时，国土资源禀赋深，家底厚而已。　　 大多数自耕农种的地，并没有所有权。　　 落后、腐败的国度上，法律是保护底层人民的最后底线，土地产权证是农民的护身符。　　 按理说，政府应该为每个自耕农发放土地所有证，但事情并非如此，反而滑向最坏一端。　　 没有土地产权，也就意味着谁都可以将别人的土地，登记为自　　 己的，食肉阶层可以肆无忌惮地谋夺自耕农的土地。　　 自耕农为了保住土地，只能主动申请确权，又或者在遇到土地纠纷时，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缅甸政府继承了殖民政府的一切，也会腐败盛行。　　 农民必须从村长开始，一路向上贿赂，才有可能拿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证。　　 首先要讨好村长，在办理土地产权证时，需要村长证明某一片土地确实归某个家庭所有。　　 其次要贿赂丈量土地的公务员，不然他就会让农户的土地面积大大缩水。　　 接下来还要贿赂办理证件的政府职员，以尽快获得土地产权证。　　 据波信所说，每个审核关节都要打点，平均一英亩要花费5万缅元才能拿证。　　 5万缅元/英亩，属实吓坏了云咨。　　 要知道，一英亩水田的一季产出，依照统销统购政策，出售粮食后大约可收入1000缅元。　　 农民要拿到一亩土地的产权证，需要这块土地25年的产出，才有可能达到目的。　　 要拿回自己的土地，要不吃不喝，花上25年才行！　　 李家城、许家印等大善人表示佩服，还是老缅会做土地买卖。　　 若土地被有权者侵吞时，农民可通过上诉，乞求法律和大老爷替自己主持公道。　　 缅甸法律体系继承自殖民者，海洋法系里，打官司就得请律师，走漫长的诉讼流程。　　 不过缅甸法律体系官僚的定力，并没有宗主国法官深，往往会采取直接手段了结案件。　　 当觉醒的极少数农民懂法了，会请律师了，军政府往往会以其他莫须有的罪名迫害农民（甚至是辩护律师）入狱。　　 这就是堂下刁民，居然敢状告本官，活腻了！　　 以管窥豹，在实际施政中，军政府出台政策，并不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相反会刻意设置政策障碍。　　 百姓要跨过重重障碍，就必须主动贿赂，不然会被各部门踢皮球，求告无门。　　 通过这些政策门槛，整个政府各环节，都从中获利，俗称收租。　　 若真有刁民试图用法律质疑实行的政策，必然遭受整个官僚体系的打击。　　 深入缅甸各个阶层的密谍，对军政府的这种腐败模式，了解得更深，因为他们就是钻制度空子的腐败分子。　　 早在半年前，古力就将这种扭曲的政治，形象地形容为寻租政治。　　 生动描述为：　　 军政府的寻租行为是其维持威权统治的燃料，各级政府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着寻租实践，整个政府变成一个从上到下的完整寻租体系。　　 云咨与同批下乡干部交流中，获得大量样本后，将村民土地贿赂总结为：　　 贿赂是保证政府能够满足村民需求的唯一有效方式。　　 总结词写下，这份缅村调查报告完结，云咨咨询同僚的意见后，将会提交给旅部。　　 天色大亮，云咨合上笔记本，洗漱一番后，向村中心走去。　　 路上，赤着脚、脸上涂抹白色特纳卡的一群小孩，跟着他后面奔跑，羞涩的笑声与推搡中，一名小孩勇敢地走上来。　　 “吴云咨先生，今天还发糖吗？”　　 云咨听言大笑，慈祥的说：　　 “没有了，不过你们可以抓蝗虫，会有供销社马车来收购。活蝗虫可以换很多不同的零食。”　　 云先生的讲诉，让孩子们眼神发亮，和手感谢后，他们前呼后拥地离去，要去抓虫子换钱。　　 他们要的糖实际是驱虫药，是九旅特意从华夏引进的，免费发放给孩子们吃。　　 甜的东西，总能让贫穷山村的孩子为之着迷。　　 至于蝗虫，则是民政部为了激活战乱后的农村经济，故意为之的惠民善政。　　 刚进驻新解放区的供销社，将敞开收购农民抓获的活蝗虫，一斤蝗虫可以换2个鸡蛋，或者等价商品。　　 缅北山林，最不缺的就是各种蝗虫，雨季大肆繁殖的虫子们，旱季时最为猖狂，有时会成为灾害。　　 抓蝗虫能保庄稼，能让村民增收，供销社收购后，拉回古凯养殖场喂鸡，鸡再生蛋。　　 一条简单的经济循环就此形成。　　 抓蝗虫效率低，大人可能拉不下面子，这活最适合小孩来干，放牛时顺手抓就有几斤。　　 云咨走到村中晒谷场时，他的搭档貌扭站在石磨上，激情澎湃的讲话。　　 貌扭是根据地少有的缅族干部，旅部特意抽调一批缅族干部下乡，他是代表之一。　　 貌扭用亲切、接地气的缅语说：“乡亲们，我们昨天填平了村路，路立马好走了许多。”　　 “波斗家老爷子不用再摔跤，也不会再骂骂咧咧了，大家耳朵清净了不少。”　　 围聚一圈的村民哄然大笑，封闭山村里，大家的笑点都比较低。　　 “昨天过去了，今天我们要借着干，争取早日恢复生产，田里庄稼可不等人。”　　 “前天大雨冲毁了　　 水渠，今天起，我们要修复溃坝点，让溪水再次灌满农田。”　　 修水渠可是一项大工程，以往坏了都是修修补补一点就应付过去，可现在吴貌扭口气很大，让村民有些犹豫。　　 云咨大声说：“上面支援了我们一批水泥和工具，大家都出一把力，一定能干成。”　　 此言一听，村民态度缓和，怀着试试的心态，答应出工修水渠。　　 农民很狡猾，新来的官员免费给水泥、工具，自己只用出力干活，活干不好也怨不得自己。　　 事情办砸了，说不定还能分点水泥，将分到手的工具拿回家自用。　　 九旅农具出了名的好用，这次说不定能占点便宜。　　 相通道理后，顽固的村民也点头同意修渠。　　 集结村里青壮年后，大家浩浩荡荡的奔赴村南山溪，展开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　　 对缅族村落的改造，旅部做了因地制宜地改变，并不照搬老根据地的成功经验。　　 缅族村落虽穷，但却没有严重的生存危机，不需要立刻靠拢九旅，来求生存，以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　　 再者，缅族人是高傲的，看不起少数民族，更看不起外来者，九旅也在此列之中。　　 所以不能一开始就施恩，这样做将会取得相反的负面效果。　　 旅部新政以村官下乡为起点，将治理机构下沉到每个自然村。　　 由村官发动人民，通过村官组织群众，动员大家为私利、为集体利益而劳作。　　 在集体劳动中，锻炼了人民，党的宣传、组织的力量等，将润物细无声地渗透下去，进而获得统治权。　　 初步确定治权后，才会推行农村新政，乃至土地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