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章 绘制了一个大饼
朝廷的风波丝毫未影响朱厚照纳妃的进程。 礼部在损失三名重要官员后,不敢在太子纳妃之事上找茬,只能竭尽全力筹备太子的婚礼。 并非礼部胆怯,关键在于太子不按常理出牌,根本不接招。 朱厚照也无视弹劾,直接打击提出弹劾的官员。 官员背景不清白,就直接弹劾。 官员清白,就表面提拔实则贬谪。 哪个官员能承受得了这样的待遇。 况且,官员中还有一个叛徒。 焦芳这老家伙与宦官一心,与太子一心,就是与文官不同心。 真是个老走狗。 官员们察觉到太子斤斤计较的个性,悟出了一个道理。 除非必要,否则不要招惹太子。 民间结婚还需遵循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的程序。 皇家的婚礼更为繁琐。 然而皇家联姻在地位上占据绝对优势,与普通百姓娶妻有所不同。 民间娶亲也称为提亲, 皇家娶亲能称作“求”吗? 皇家娶亲称为恩赐。 民间需要媒人上门提亲,征询女方的同意。 皇家则直接下诏,告知要娶其家女儿,女方根本无权拒绝。 在婚礼筹备期间,女子必须举行庄严的祖先祭祀,通知祖先家中即将诞生一位皇后,并感谢祖先的庇护。女子穿着燕居冠服,在自家祠堂,在父亲的指导下向祖先行礼并祭祀。礼毕,她会饮尽酒杯中的酒,品尝盘中的食物。接着,她向父亲下跪,父亲则告诫女儿:“你入宫后,日夜谨慎,不可违背君王的旨意。”这一切都需要宫廷专门的礼仪教师指导进行。 接下来是问名和纳吉,男方询问女方的出生日期和时辰,以对比双方是否相合。民间通常会找算命先生来预测,而皇室则由钦天监负责此事。钦天监经过计算,证实太子和太子妃是天生一对,是美好的婚配。如果得出不吉利的结果,钦天监的主管第二天就会被替换。然后将这个好消息告知女方,让她心安。 紧接着是纳征,即现今所说的送彩礼。这取决于男方的经济状况。即使弘治帝的国库再拮据,也不能亏待钱家。因此,金银珠宝、古董玉器应有尽有。聘礼的数量和名称都取吉祥寓意,且多为双数,避免单数。有趣的是,由于朱厚照提前将镜子带入明朝,镜子成为了民间聘礼的必备品。除非家庭极其贫困,一般人家至少会送一面小镜子,富有的家庭则会送落地镜。因为镜子能映射人和物,象征成双成对,所以镜子是唯一不必成对赠送的聘礼。 随后是请期,民间客气的说法是询问对方何时嫁女,实际上是由双方协商确定迎娶的日期。在皇室中称为告期,即告知对方迎娶女儿的具体日期。告期同时也是册封的日子,按照规定,既然彩礼已给,女方已是男方的人。此时,皇家会颁布诏书,正式册封钱梦竹为太子妃,赋予她正式的太子妃身份。钱进来按照礼制需要向钱梦竹行礼,但同时他也将被封爵。 明朝的爵位制度分为两套体系。朱元璋的后代被封为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八级爵位。功臣和外戚在开国时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后来去掉子、男,仅保留公、侯、伯三级,细分为七个等级。礼部会讨论决定给予钱进来的爵位。爵位有世袭和非世袭之分,世袭的爵位更具价值。 然而,外戚继承爵位的规定极为严格,只有正妻的长子才有资格,且还需得到皇帝的批准。 尽管知道钱进来只有一个女儿,无子嗣,礼部仍为他安排了一个可世袭的爵位。 由于是可以世袭的,他们故意将爵位设定为最低的第七级,试图让钱家难堪,同时也算是为礼部出了一口气。 钱进来的封号被定为清源伯,此事随后被呈递给弘治,请求他的御准。 弘治看穿了礼部的意图,但他们的做法并无不当之处。 恰好那天朱厚照也在乾清宫,弘治便将奏章交给他看。 朱厚照认为礼部在小事上斤斤计较的行为显得格局太小。 等他将来登上皇位,提升钱进来的爵位只是一句话的事。 就像他的外公张栾,最初被封为寿宁伯,弘治登基后便将其晋升为寿宁侯。 由于弘治深爱张氏,张栾去世后,他并未让张鹤龄降级承袭爵位,而是直接让他继承了寿宁侯的位子。 不过朱厚照思考过后,觉得爵位高低并不关键,封地的位置才是重点。 他向弘治提议封钱进来为天津伯。 弘治不解,清源伯听起来不是更好吗? 朱厚照坚决主张封为天津伯,并向弘治描绘了一幅诱人的前景。 弘治听后,觉得这个前景既诱人又宏大。 幸亏弘治是一位开明的君主, 也幸亏他只有朱厚照这一个儿子。 否则朱厚照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朱厚照计划将天津打造成一个特别行政区, 退一步说,成为经济特区也是好的。 无论目标如何,都需要弘治的支持。 朱厚照甚至向弘治提出了通过天津开展海上贸易的设想, 并详细描绘了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 弘治心想,太子这是要解除海禁啊。 还好弘治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保守者。 当前朝廷的财政状况不佳, 若能充实国库,解除海禁也未尝不可。 正如太子所说,即使有禁海的先例,走私依然存在,不然土豆和玉米从何而来。 但祖宗之法在前,解除海禁的阻力实在太大。 这不是太子想解就能解的。 现在他在皇位上,太子想做什么就让他尝试,自己还能为他承担后果。 如果现在阻止太子,不让他尝试, 等到太子继位后再胡来,那时就没人能为他收拾残局了。 而且太子敛财的本事确实不错,当初只给了他十万两,现在他已经向朝廷捐献了十几倍的钱。 不过弘治提出反对意见,明代勋贵的封地仅提供俸禄,并无实权。 给钱进封为天津伯并没有太大意义,对开放海禁的帮助微乎其微。 朱厚照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父皇,您应该知道什么是投献吧。” 弘治听了皱起眉头,投献就是农民将自己的土地名义上赠予有功名或贵族,自愿成为别人的奴仆。 这是一种规避明朝税收法律的行为。 弘治对此深感厌恶。 举例来说,农民如果收获了一百斤粮食,原本应向国家缴纳二十斤税粮。 但若将土地投献出去,他们就能免于向国家缴税,只需向士绅地主交十五斤粮食。 这样一来,国家就无法收取那二十斤的税粮, 并且农民变为奴仆后,还能逃避徭役。 因此,国家减少的税收转而压在了老实耕作的农民身上,他们要承受更重的税赋和更多的徭役。 这些农民不堪重负,最终也会被迫参与“投献”。 如此一来,恶性循环形成,地主士绅越发富裕,朝廷却愈发贫穷。 有人或许会问,朱元璋制定国策时为何会出现这种失误? 实际上,朱元璋最初的政策是合理的,只是执行得不好。 朱元璋规定,正一品文官最多可拥有1000亩免税田,这是个人免税田的上限。 正一品官员仅1000亩,级别越低的官员依次减少,全国加起来免税田又能有多少呢? 然而,所有官员都会隐瞒实际的土地数量,明朝后期这种隐瞒现象更为严重。 谁要是敢于核查土地数量,就等于与全国的官员士绅为敌, 连皇帝都不敢去查。 明朝万历年间,出现了一位勇者,名叫张居正,他敢于查清土地。 张居正是个杰出人物,官至首辅,权倾一时。 张居正在世时,他的土地核查政策执行得很顺利,但他去世不久即遭开棺鞭尸,家人也被流放。 据说,他的家人中有数十口饿死,尸体被野狗吞噬。 朱厚照多么希望能有张居正这样的人物在身边,那样朝堂上的大臣们都将被治理得服服帖帖。 可惜的是,张居正的出生还早二十年。 弘治不明白为何太子会问他是否了解投献。 朱厚照揭示了他的计划。 他打算扶持钱进来成为天津最大的地主,替换天津的官员为亲信。 这样可以减少朝廷上的反对声音,朱厚照便能在天津自由行事。 弘治对朱厚照的创意感到惊讶,这些奇思妙想从何而来。 然而,钱进来日后名声必定会很差,成为众人的攻击目标。 朱厚照毫不在意,认为未来的岳父大概不会介意。 况且有寿宁侯张鹤龄这样的外戚分散注意力,问题应该不大。 弘治无言以对,太子总是利用外戚来施展计谋。 但目前大婚的程序还在进行中,钱进的天津伯封号必须等到大婚后才能正式授予。 朱厚照提议,如果弘治皇帝担心花费,可以增加免税田的赏赐额度。 弘治顿时语塞,这分明是在明目张胆地为岳父谋取利益。 然而,免税田的数量是有法定限制的,如何能随意增加呢? 朱厚照建议,可以借在天津试验土豆和玉米田的机会,多赏赐一些。 由于土豆和玉米种子有限,不能立即全国推广,而且新作物可能会遭遇百姓的抵触,天津的大规模种植便于管理和宣传。 弘治认为这个主意可行,但需要与朝臣商量。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怎么开始和太子一起寻找朝廷制度的漏洞了。 弘治催促朱厚照去忙自己的事,不要打扰他批阅奏章。 萧敬似乎也被太子影响,而他自己也有被影响的趋势。 朱厚照解释,近期他很清闲,按太子大婚的规矩,他现在不能见钱梦竹。 实际上并非不能见,通常太子在大婚当天才会见到太子妃。 朱厚照是个特例,他的太子妃是他自己挑选的。 规矩甚至限制了他的行动,否则他现在可能已经在筹备皇太孙的事宜了。 弘治建议,如果太子真的无事可做,就回西山去看看新种的土豆,别在眼前碍眼。 朱厚照感到不解,刚才还聊得好好的,为何突然被父亲嫌弃了。 不过,他确实有一段时间没去西山检查玉米大棚了。 玉米应该快要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