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还是没看郑贵妃，一个人处在绝对弱势或绝对强势时的话都是不能信的，　　“朕想将郑国泰封为‘海运总督’。”　　朱翊钧这回没再问郑贵妃“你道如何”，反而用上了一点稍稍强硬的口吻说道，　　“此为朝中新衔，与一般官爵不同。”　　朱翊钧想用郑国泰的名义来主持海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想给郑国泰一个在官制之外的新职。　　国本之争在万历十八年会发展到满朝文武集体要求册立太子，并杜门请辞的地步，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万历十七年郑承宪死后，万历皇帝让郑国泰承袭了他父亲的爵职。　　郑承宪一开始被授封的是锦衣卫正千户，后来因为女儿郑贵妃得宠，又被晋封为锦衣卫指挥使、都指挥使。　　都指挥使是流官，依例概不能承袭。　　但是历史上的万历皇帝由于郑贵妃的缘故，给了郑国泰殊遇，让郑贵妃的母家享受了和王皇后、李太后母家一样的袭职资格。　　当时就有科道官上疏进言道，“郑承宪既居极品，国泰又得崇阶，皇贵妃之家如此，则皇后之家又当何如？”　　科道官虽然总喜欢无事生非，但礼法上的议论几乎就没有出错的时候。　　万历一朝的外戚中，后妃母家兄弟能袭父职的王皇后和郑贵妃二人，母家得封爵位的只有王皇后一人。　　后来王恭妃母家和刘昭妃母家虽然也享此殊荣，但那已经都是天启皇帝即位之后的事了，并非出自万历皇帝本人的意愿。　　王恭妃属于苦尽甘来，天启皇帝即位时她的父亲早已去世，后来是她的侄子王天瑞被封永宁伯。　　刘昭妃是万历皇帝的初建三宫之一，既没有子嗣，也不得万历皇帝宠爱。　　但因为天启皇帝的嫡母和生母在他即位时都已去世，为避后宫纷争，才请刘昭妃掌太后印玺、享皇太后礼遇，故而刘昭妃的弟弟刘岱才和她父亲刘应元一样被授为锦衣卫指挥使。　　由此可以看出，郑国泰这一袭职，其政治意义是远大于实际意义的。　　王皇后母家既得爵又能袭封，是因为她是中宫皇后；王恭妃母家得爵，是因为她是明光宗生母，天启皇帝的亲祖母；刘昭妃母家能袭封，是因为她已位同皇太后。　　而万历十七年的郑贵妃却还只是一个皇贵妃。　　万历皇帝让郑国泰袭父职，在朝臣们眼中，就变成了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　　皇帝定然已是有意让郑贵妃正位中宫，或是想让她变成大明下一任天子的生母，或是想让她成为像李太后一样的皇太后，才给她母家和王皇后一样的待遇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朝臣们怀疑万历皇帝已下定决心废长立幼，并且在万历十八年发展到集体为朱常洛申张的地步，并非全然是无理取闹。　　朱翊钧始终觉得国本之争的责任理应在万历皇帝身上，郑国泰的袭职风波以及万历后期由国本之争而衍生出的党争原都是可以避免的。　　但他又难免对郑贵妃存了点儿疑心。　　即使万历十五年和万历十六年的郑贵妃是真心不愿朱常洵卷入国本之争，但郑国泰逾制袭父职一事，她应该也在背后起了些推波助澜的作用。　　历史上的郑国泰父子很是骄恣，在国本之争中，曾与其从子郑承恩向万历皇帝上疏主张早立太子。　　廷臣因此又反过来怀疑郑贵妃预谋夺嫡，使得万历皇帝下旨夺了郑国泰的俸禄，又贬其从子为平民。　　且万历四十三年时，郑国泰还被怀疑指使张差刺杀朱常洛，一手替郑贵妃炮制了梃击案。　　只是后来万历皇帝欲息事宁人，并未追究郑国泰的责任，还让他顺利升到了左都督。　　虽然朱翊钧觉得梃击案另有隐情，但对于郑贵妃及其族人，他总是觉得他们并不像明朝一般外戚那样被动。　　或者换句话说，朱翊钧他本人对所有人格低下的男女都持有一种戒心，对太监如此，对阁臣如此，对妃嫔亦是如此。　　他觉得一个无人格的人远比为了尊严而甘于赴死的人要来得可怕。　　就像去年张诚用张居正来劝他减免织造、赈灾陕西，无人格的人就是这样看起来事事委婉被动，但其实甚么都别想逃脱他们的算计和掌控。　　郑贵妃比张诚还有一项优势，她是后妃，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变成一个楚楚可怜的母亲。　　这两种身份每一种都能让她的皇帝和丈夫无所适从。　　何况朱翊钧是一个如此主张人格平等的现代人。　　郑贵妃全然不知道自己在朱翊钧心里已然成了可以和努尔哈赤、张诚比肩的人物，她见朱翊钧不看自己，兀自就先笑了起来，　　“只要是利国利民之事，妾但凭皇上做主。”　　朱翊钧回过了头来，郑贵妃在他眼里不可怕了，又变回了一个女人，　　“此事或许会得罪许多主张漕运的官员，漕运一向是他们的钱袋子。”　　郑贵妃笑道，　　“妾若能帮皇上抢回钱袋子，那妾真是三生有幸。”　　朱翊钧道，　　“你也不问问朕到底想如何开展此事。”　　郑贵妃又笑道，　　“妾问了皇上又不一定愿意说，倘或皇上愿意告诉妾，妾不问皇上也一定会说。”　　朱翊钧这时终于明白了万历皇帝对郑贵妃的迷恋。　　郑贵妃不是无人格，她拥有的是女人的人格，以及比男人还要广阔的胸襟。　　朱翊钧抬起眼来，将自己的胶莱河买扑计划向郑贵妃简略地叙述了一遍，末了又着重强调道，　　“朕想来想去，此事还是由郑国泰来办最好。”　　郑贵妃安静半响，道，　　“为何？”　　朱翊钧并不介意郑贵妃的唐突问询，反倒兴致勃勃地解释道，　　“内阁三番五次说朝廷财匮民乏，朕自是要体恤他们，此番胶莱河以买扑之法寻商开凿，不用朝廷的钱，谅他们也说不出甚么切实反对的话来。”　　“闽浙粤海商本与朝廷离心离德，倘或朕此时告诉他们，海运即如漕运，除运粮之外，还可如漕帮一般装载免税私货外出贩卖，他们自然会趋之若鹜。”　　“漕运船是一万两千艘，海运大可不必这般设有限额，免税私货人人想卖，到时即使漕帮反对，海商也会替朕与他们协商。”　　“你不必怕你父兄没钱投标，朕不过是用他们一个名义，郑国泰是皇亲国戚，只要他能带头，到时自会有人送钱上门。”　　“长江出海口一定比月港受欢迎，那些‘走广’的浙商早就眼馋海贸的利润，朕不妨就成全他们。”　　“再者，南方百姓苦漕运许久，这回朕下旨撤了漕运，全改用海商替朕运粮，那些以漕粮耗费之名胡乱收取的苛捐杂税自然也能顺势一并消除。”　　“如此一来，海商得了免税的便宜，京师得了海运的粮，百姓免了漕运带来的税，山东地方得了一条不花钱的胶莱河，朕又顺利将漕运改成了海运，一举多得，岂不是利国利民之事？”　　郑贵妃听罢，低头思考了一会儿，道，　　“皇上此意甚好，只是妾有几个疑虑，不知皇上可否为妾解惑？”　　朱翊钧自觉这个主意万般周全，因此十分豪迈地道，　　“你说。”　　郑贵妃道，　　“妾以为，此事的利害矛盾，并非仅存于漕帮与海商之间。”　　朱翊钧一怔，道，　　“那还有谁？”　　郑贵妃道，　　“还有福建与广东两地的市舶提举司，这两地官员原本可以坐收海贸之利，倘或皇上暗中开了长江出海口，又给了海运运粮之船免税贩货的特权，他们一定会群起反对。”　　朱翊钧想了想，道，　　“海上商路众多，也不是所有的船都要往长江出海口走。”　　郑贵妃加了一句道，　　“那濠镜呢？妾听闻皇上近来特意从濠镜接了个倭国使团来，又下旨重新恢复四夷馆旧制，可见是看重濠镜的地理之宜，倘或濠镜受了影响……”　　朱翊钧笑了一声，打断了郑贵妃的话头道，　　“你是怕漕帮和海商互相攻讦，最后却伤了郑国泰，对罢？”　　郑贵妃敛目道，　　“既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皇上便不应把功劳全送给郑国泰一人。”　　朱翊钧闻言不禁失笑，　　“那还能有谁啊？王朝寀吗？”　　王朝寀是王恭妃的父亲，现已授封锦衣卫百户。　　郑贵妃嗫嚅片刻，道，　　“永年伯和武清侯也颇有声望。”　　郑贵妃说完这句话又低下了头，她有点儿怕皇帝怪她不识抬举，虽然她知道朱翊钧不是原来的万历皇帝，但皇帝总还是皇帝。　　朱翊钧心下却松了一口气，为自己，也为郑贵妃，他料想得没有错，郑贵妃并不是一个雇一个疯子就冒冒失失闯进东宫刺杀太子的狠毒女人。　　她甚至并不骄横，连想为自家避祸都要把惹祸的源头说成皇帝的恩典。　　“武清侯就算了罢。”　　朱翊钧想起李太后反对外国人进入内陆的言论，　　“做个棉袄都能冻死人，有其父必有其子，老娘娘虽不偏袒，朕却不敢用他。”　　李太后的父亲李伟在万历十一年便已去世，现在的武清侯是李伟的长子、李太后的长兄李文奎。　　当年朝廷要给蓟镇二十万将士做棉袄御寒，李伟见这是一桩肥差，便把这个差事承揽了下来。　　朝廷一共拨款二十万两白银，李伟却只花了五万两在棉袄上，其余款项全部私吞，做出来的自然是一批残次品。　　结果蓟镇士兵因此被冻死十九人，最后还是戚继光不忍将士们如此受冻，上奏朝廷，引起朝堂一片哗然。　　但由于李伟身份特殊，也只是被罚了半年俸禄，又被李太后宣进宫去申饬了一番。　　其实李太后对自己母家倒是不怎么偏袒，《明史》上说她“不以父故骫祖宗法”，也不算名不副实。　　郑贵妃见皇帝似有动摇，忙又道，　　“永年伯却是可靠。”　　朱翊钧笑了一下，没立刻允准，只是不置可否地道，　　“那朕再考虑考虑。”　　郑贵妃见朱翊钧没有回绝，便知他听进了自己的话，赶忙笑道，　　“中宫娘娘母仪天下，倘或此事能成，也是永年伯的功劳最大。”　　朱翊钧点了点头，道，　　“你既不反对，那朕一会儿就去告知皇后此事，让她妥善安排。”　　郑贵妃笑了笑，道，　　“中宫娘娘是慈善人，皇上可要以礼待之才是。”　　她对着朱翊钧那么一笑，整个紫禁城的春风都像是吹到了她的眼睛里，潋滟一闪，便绽放出数不尽的锦簇花朵来。　　朱翊钧也冲着她笑，他听出郑贵妃是在提醒他要在王皇后面前自矜身份，装出皇帝威严的样子来，　　“这是自然。”　　朱翊钧发现郑贵妃这种女人就是有本事让男人顺其自然地温柔起来。　　即使是朱翊钧这种原本就十分温和的男人，同她一交往，竟然还能变得更温柔些，甚至温柔得超出了男人应该温柔的范围，　　“皇后若知道你这般为她着想，一定会很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