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这件事能办得如此之快，其实有三个原因。　　一是因为张鲸是万历皇帝亲自提拔的东厂提督，又一向敢想敢干，为了不辜负皇帝对他的信任，朱翊钧吩咐下去的一切事务他都会尽力去圆满完成。　　二则是因为，万历十五年的锦衣卫和东厂的关系还算融洽。　　与天启年间魏忠贤因“移宫案”而排斥骆思恭不同，万历十五年的锦衣卫指挥使刘守有在后世史料中一直被认为是张鲸党羽的一员，甚至因此而屡遭言官弹劾。　　锦衣卫和东厂相互勾结，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实际上刘守有对张鲸的顺从也是“倒张”运动的附加成果之一。　　刘守有原是张居正改革的支持者，张居正在位时他自然是顺风顺水，到了张居正死后，刘守有失去了最大的靠山，也跟着被弹劾。　　因此刘守有在任锦衣卫指挥使的后期，几乎一直被张鲸压制，使得锦衣卫事事只能顺着东厂行事。　　由于东厂历来被后世所诟病，所以刘守有的名声并不太好。　　但朱翊钧目前对此并无不满。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刘守有对张鲸的迁就是一种自保行为，属于生物本能，与后来天启年间田尔耕依附魏忠贤，使得锦衣卫彻底沦为东厂爪牙完全是两码事。　　更何况历史上的刘守有在当上锦衣卫指挥使后并没有甚么出格举动。　　唯一一桩历史悬案，就是王世贞曾在文章中影射刘守有在查抄冯保家产的时候，私吞了冯保所收藏的《清明上河图》，但这个说法并没有相关史料佐证，最终也没有得到证实。　　至于第三个原因，就是万历十五年的山西介休范氏还远远未达到范永斗时期的豪商水准。　　晋商在边疆经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初“开中法”政策的实施，山西商人们利用运输便利、靠近边防的优势，通过贩盐贩粮，不断逐步垄断了北方的军需贸易，而辽东马市不过是大明绵长边境线中的一环。　　何况自隆庆开关以来，当时任宣大总督的山西蒲州人王崇古广招四方商贩参与贸易，为山西商人提供了更为优惠的条件。　　去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的内地商民中有一大半是山西人，在辽东进行商屯、开设商铺的商人之中，也有一多半是山西人，后来的“八大皇商”在万历十五年的众多辽东晋商之中根本不算起眼。　　且山西介休县地处南北通行孔道，因此历来是出外经商者多，因经营对边疆贸易致富者多，范氏不过是顺应当地民风的其中一家。　　这样的人家在万历朝前期的汾州府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率先去塞上经商的范明完全是隆庆时期的政策产物，在汾州府甚至都排不上甚么名号。　　朱翊钧觉得，倘或有谁在万历十五年时告诉范明，说他的儿子和范氏家族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之一，范明肯定以为那人是在胡说八道。　　晚明的晋商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他范明不过是这个集团中的最普通的一份子，要真正地算起账来，这明朝灭亡的原因怎么算都算不到他头上呀。　　朱翊钧很清楚范明是怎么想的，他也可以肯定，去山西执行任务的张鲸和刘守有也都是这样想的。　　皇帝要真想同晋商算账，怎么会单单地去抓一个范明呢？　　再说皇帝才因为顺义王嗣封礼成而荫了王崇古的一个儿子，怎么会毫无征兆地就突然同晋商翻脸了呢？　　朱翊钧可以想象张鲸和刘守有的满腹疑惑。　　也正是因为有他二人的这种满腹疑惑，朱翊钧才能在下达指令的不到一个月后就见到了范明。　　万历十五年的范明尚且年轻，只见他身穿粗布短衣，头戴小帽网巾，安静地跪伏在文华殿的金砖地上。　　殿外的日光从文华殿三交六椀菱花槅扇门逆透进来，将他的身形投射成了一个模糊的黑影。　　朱翊钧依旧端坐在殿上，虽然这既不是日讲也不是经筵，也没有起居注官在侧记录，但他仍不敢轻动，　　“先起来罢。”　　朱翊钧毕竟是现代人，一个人再坏他见不得人跪着。　　何况范明的“坏”还没有落实，万历十五年的范明大抵还算个良民，在朱翊钧眼里，一个良民即使在将来是坏的，眼下也不该让人先跪着。　　范明伏着身子没动，　　“小民有罪，实不敢起。”　　朱翊钧一听“有罪”二字就觉得头疼，他没想到人一当上皇帝就失去了与人平等对话的权利，不平等还不算，现在他连不让人下跪的权利也一并失去了。　　不仅是郑贵妃，现在连范明都能用下跪来显示自己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好像朱翊钧天生必得残暴，不残暴就愧对于他那有权力不讲理的皇帝身份。　　但朱翊钧却还是愿意讲理的，他微微一笑，不急不忙地反问道，　　“你有甚么罪？”　　范明回道，　　“皇上要定小民甚么罪，小民就是甚么罪。”　　朱翊钧没想到自己一个不设防就成了大明的路易十四，好在他并不把“朕即国家”这句话当真，　　“你无罪。”　　朱翊钧重复道，　　“朕宣布你暂且无罪，你先起来罢。”　　范明这才慢慢动了一下，见朱翊钧没有变卦的意思，方晃晃悠悠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朱翊钧不得不承认，范明的这种作派让他心酸，八大皇商之首的亲爹在皇权面前竟也是如此卑微，这种历史和现实交错的反差让他心里直发堵。　　“朕听说，范掌柜在张家口及蒙古一带行商，生意做得很大。”　　朱翊钧刻意缓和了语调，　　“怎么还打扮得这般朴素？”　　范明刚站直了身，听到朱翊钧问话又赶忙躬身作揖，　　“这是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定下的祖制，‘农民之家许穿䌷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䌷纱’，小民身为大明子民，国朝成制岂敢违逆？”　　朱翊钧“噯”了一声，道，　　“现在早不是太祖皇帝刚开国的那时候了，京城里被蟒腰玉、衣麟带金的小官就不少，勋戚之中连四爪象龙也穿得上身。”　　“不止京城，江南豪富之地尤为如此，富商巨贾个个都造园林、起高楼，违制逾矩者数不胜数，早没有人去管了。”　　“难得我大明还有范掌柜这般惦记国朝祖制的商贾，莫说太祖皇帝地下有知，就是朕见了也不免动容。”　　朱翊钧自觉自己这番话说得十分温煦从容又体贴下情，晚明的服饰等级制早已形同虚设，有钱就能穿好衣、住华屋，像范明这种有了钱还一直恪守明朝祖制的商贾着实属于稀有动物。　　不料，范明却被朱翊钧格外温和的语气吓了一跳，闻言忙解释道，　　“小民在张家口的一点买卖不过是小本经营，养家糊口而已，哪里穿得起绫罗绸缎，住得起高楼大厦？”　　范明连连作揖，　　“山西这几年年景不好，不是旱灾就是虫灾，听闻山西仅今年年初就有饥民六十万余人，皇上牵挂民生，定是时时为此忧虑不已。”　　“小民愿为君分忧，捐出我范家全部家产供予山西灾民，以求宽慰圣心，使皇上得以开颜几许。”　　朱翊钧一怔，怎么也没想到范明会如此痛快地捐出自己的家产。　　要知道范明同努尔哈赤可不一样，他既不靠岳父，也不靠干爹，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地白手起家。　　后世史料中的范明是个气性很大的人，他十岁的时候母亲去世，父亲续弦之后便对他日渐冷落。　　有一次范明在自家院中摘了几枚没有熟的青枣吃，就被他父亲打骂了一场，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一个人远走长城独石口，和塞外胡虏做生意，渐渐攒下了一份家业。　　十二年后他衣锦还乡，为报当年因捡吃青枣而被打之辱，特地在他介休老家的张原村里，用自己赚来的钱买了六十亩枣园，且终生都没有与他的父亲和解。　　朱翊钧想不通了，那个当年挨了一顿打就能与他父亲彻底决裂的范明，怎么会舍得这么轻易地就捐出自己辛苦打拼来的家产呢？　　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抬起眼来仔细打量了范明几眼。　　只见后者立在原地瑟瑟缩缩，后脖子到肩项那一块像是被一只大手无形地拎着，使得他的背部上方平白地弓起来一块，仿佛他直立着也随时准备作揖。　　范明这唯唯诺诺的姿势立时让朱翊钧难受了起来。　　朱翊钧是个共情能力很强的人，他在现代安逸优渥的生活让他不自觉地学会了共情。　　共情是文明的一种能力，再野蛮的极权也侵蚀不了它。　　因此朱翊钧一见范明这般怯缩，心里马上就替范明把捐家产的方案给否定了。　　范明的那一份家业攒到今天有多么不容易，那可真是一辆辆小车一步步推出来的买卖。　　十几岁的少年孤身一人在旷野荒郊的独石口不知忍下了多少个饥寒，才换得他在十几年后在自己父亲面前那扬眉吐气的一刻。　　他朱翊钧又如何忍心不让范明享受那一刻的扬眉吐气？　　再说范明是典型的那种能力和脾气成正比的倔犟人，这一点同努尔哈赤有点像，但又有点不像。　　比如李成梁就不怕努尔哈齐跟他犟头犟脑，因为小鞑子再犟终究是有限度的，努尔哈齐的脾气从来不会超过他的能力。　　但朱翊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却是有些怕范明的。　　历史上的范明从独石口的一辆小轮车，推着推着就让儿孙成了后金贝勒们的座上宾。　　当年皇太极决意征服漠南蒙古，一边与蒙古科尔沁部联姻，一边大举进攻察哈尔部，以此意图打通从西北进入中原的道路，那时的皇太极背后就是脾气很大的范明。　　一个商人能把一辆小车，推成后金征服蒙古与中原的百万后勤大军——说百万也不是百万，但范氏家族对后金的后勤贡献能力就有这么大。　　一个离家出走闯荡天下的少年能用一辆小车推出一个崭新的王朝，这教朱翊钧怎么不怕他？　　范明没了家产也还是范明，大不了他回独石口从头来过。　　只要他那了不得的气性还在，再让他一无所有一万遍，他也还是能让子孙后代享尽新王朝的荣华富贵。　　“不必了，朕富有四海，如何能受一小民之馈？”　　朱翊钧心情复杂地回绝道，他觉得范明的那六十亩枣园还是留给他自己得好，那六十亩枣园代表了成就于今日范明的过往，纵使皇权在握也不应去剥夺它，　　“且朕素知，范掌柜才干过人，即便今日身无分文地出了这文华殿，明日照旧能东山再起。”　　范明连道“不敢”，　　“小民的一点家财，多承仰仗于皇上和先帝爷启开边市，若无皇上的赫赫之威，外夷胡虏凶恶如此，如何能甘愿与小民通商？恐怕小民还未入马市，便已身首异处了！”　　朱翊钧笑了一笑，道，　　“保护大明百姓，是朕应尽的责任，你不必为此道谢。”　　范明闻言有些诧异，他从来不知道皇帝会说这样的话，还说得如此平静而自然。　　朱翊钧继续道，　　“朕听闻，去岁七月时，建州奴酋报尼堪外兰的杀父之仇，在鹅尔浑城杀死了十九名汉人，又让六名受伤被俘的汉人插着箭镞去向边吏传信，以此索要尼堪外兰。”　　“如今尼堪外兰已死，却不知辽东马市的情形如何？听闻建州奴酋深恨我大明，不知是否确有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