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订阅！求票票！）　　酒精换了一种方式在丑国通行，并没有被禁酒令阻碍。　　人们也逐渐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喝酒的时候背着点人，没人会骂你小气。　　而对于造酒、运酒的人来说，他们的脑洞也在一次次危险边缘训练出来，一个比一个大。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正是禁酒令使任何东西变得更加珍贵。”　　脑洞也一样，很多在未来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东西，都是禁酒令时期发明诞生的，比如空心手杖魔术，把酒装进空心的手杖里，想喝的时候要么对着吹，要么倒出来喝。　　姿势很怪异，但架不住好用，谁能想到手掌里有酒呢。　　最常见的还是藏在大以内的酒壶，当然，用“酒壶”这个词来形容这些可能不太恰当。　　准确的说应该是藏在“大衣”下的“罐子”。　　女人还把她们的酒藏在更小、更分散的瓶子里，然后吊在长筒袜上，看上去别有一番韵味。　　而私酒贩子在禁酒令期间，则穿着“牛皮鞋”来隐藏他们的行踪，而他们的蒸馏器就藏在其中。　　种种奇葩事物的诞生，也变相推动了私酒行业的发展。　　不过黎耀阳很清楚，这种偷偷摸摸喝酒的方式要不了几年就要消失了，想要抓住这最后的辉煌，他必须做点什么，尽快让橡树伏特加在丑国流行起来。　　它不应该只被当作御寒之物，更不应该只流行于育空地区。　　在办公室里憋了半天，他将一沓稿纸交给《大西洋城日报》，既然有自己的宣传渠道没道理不用。　　至于稿纸上的内容，无非是几款鸡尾酒的小故事。　　比如莫斯科骡子，这款酒是伏特加为基础的经典酒款。　　真要说起来，『莫斯科骡子』跟“骡子”没啥直接关系。　　如果有，大概是因为斯米诺在1950年代出过一款“劲骡”伏特加，瓶身上有一只活蹦乱跳的“小毛骡”。　　署名“莫斯科”，是因为里面有北极熊特产伏特加。　　你叫它“圣彼得堡骡子”或者“海参崴骡子”，也未尝不可。　　很多人看过《合伙人》这部电影，改革开放后一代人的创业缩影。　　关于『莫斯科骡子』，则是一部“丑国合伙人”的故事。　　跟三人个人有关：　　第一，1941年，莫斯科铜业公司的继承人苏菲小姐，准备将公司生产的铜制马克杯销往丑国，从而打开北美市场。　　可惜，她不是“市场营销”专业的高材生，对于新市场一筹莫展；　　第二，同年，一家商行的老板约翰·马丁，刚拿下斯米诺伏特加在丑国的经销权，准备大赚一笔。　　只是，当时的丑国民众还不像现在这么开放，对于伏特加这个新鲜玩意接受度不高。　　加盟费交上去，成本却没收回来，你说愁人不愁人？　　第三，一家餐厅的老板杰克·摩根，刚投产了一条姜汁啤酒的生产线，准备打造一款餐厅专供的“精酿啤酒”。　　本想着“瓶盖一响，黄金万两”，结果怎么也卖不出去，急得直掉头发。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某天，三个郁闷的人儿，在命运的安排下，走进了同一家酒吧的大门。　　所谓“殊途同归”，情绪同频的人瞬间产生了共鸣。　　三个人坐在一起喝闷酒、诉衷肠，一把鼻涕一把泪。　　夜色渐深，泪快流干了、酒也喝的差不多了。　　就在三人准备起身回家的时候，马丁突然一休附体：　　咱们干脆发明一款鸡尾酒，把伏特加、啤酒都放进去，用铜杯装着喝，问题不就解决了嘛？！　　苏菲和摩根觉得有戏，他们三人急忙赶到摩根的餐厅，前后这么一鼓捣，『莫斯科骡子』就诞生了。　　第二天，他们回到之前喝酒的酒吧，让调酒师按照他们的要求调了一杯『莫斯科骡子』，并让调酒师端着铜杯合影留念，俨然一副网红打卡的场景。　　随后，他们拿着拍好的网红照片，到其他酒吧向里面的客人“炫耀”。　　40年代的人哪见过这阵仗，瞬间被铜杯和网红打卡的故事吸引，蜂拥而至要喝“网红同款”。　　看吧，人是视觉动物，哪个年代都不缺跟风随大流的“羊群”。　　不到半年时间，『莫斯科骡子』席卷丑国西海岸，产品滞销的问题迎刃而解。　　次年，也就是1942年，『莫斯科骡子』成为洛杉矶最受欢迎的鸡尾酒，随之向全世界扩散并流传开来。　　黎耀阳把这个故事做了一定的修改，将西海岸挪到东海岸，大同小异，唯一的问题是生姜啤酒。　　这个问题倒不大，酿啤酒比酿威士忌容易多了，不需要阿尔伯特酒厂也能独立完成。　　为了卖伏特加，再推出一款生姜啤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做法也很简单，按照『莫斯科骡子』的配方，这类鸡尾酒统称为“Buck”　　所以，你叫它“VodkaBuck”也可以。　　它属于鸡尾酒的一个系列，就像“新加坡司令”属于“Sling”系列一样。　　除了姜汁啤酒平时喝的少，其他的都很熟悉。　　气泡细腻的姜汁啤酒，搭配上青柠汁，还挺清新。　　『莫斯科骡子』采用“兑和法”直调，对于大多数新手都很友好。　　有些调酒师，会对“Buck”鸡尾酒作出一些别出心裁的改良。　　比如，将柠檬汁换成柳橙汁。　　你还别说，味道还真不错。　　调制过程分为五步：　　1，铜制马克杯中加满冰块；　　2，随后加入新鲜柠檬汁15毫升；　　3，加入伏特加45毫升：　　4，加入姜汁啤酒至9分满；　　5，提拉搅拌并装饰杯口，『莫斯科骡子』就做好了。　　『莫斯科骡子』做好之后，最有视觉冲击力的，就是那绝无仅有的铜制马克杯。　　因为铜的导热性远胜玻璃，所以用铜杯调酒的时候，光滑的黄铜表面会迅速起雾。　　夏天的时候，给人十分冰爽的感觉，就像喝冰镇啤酒。　　所以，做『莫斯科骡子』的时候用纯铜杯，是一种政治正确，用镀铜杯会被嫌弃。　　不过，纯铜杯价格不菲，这也侧面衬托出顶级伏特加的难得。　　其实这个配方就是万能公式，伏特加来自北极熊，如果你想喝上一口“华夏骡子”，可以试着换上“茅台”或者“五粮液”。　　同理：用龙舌兰，就是“墨西哥骡子”；　　用波本威士忌，就是“肯塔基骡子”；　　用朗姆酒，就是“热带骡子”。　　理论上来说，生姜啤酒的重要性比伏特加更大。　　但现在的酒客哪懂，他们只觉得好喝，有可能是伏特加的功劳，这就足够了。　　莫斯科骡子只是一道开胃菜，主菜是赫赫有名的——血腥玛丽。　　这款酒的名气大到很多不喝酒的人都听说过的程度，然而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款酒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段更为血腥的故事。　　1516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迎来了他的孩子——公主玛丽，这是他与王后凯瑟琳所生的众多孩子中，唯一存活下来的一个。　　小玛丽十分早熟，作为公主，她所接受的是最良好的教育，凯瑟琳王后亲自教她学习拉丁语，她还学习希腊语、科学和音乐。　　玛丽在五岁半的时候就可以在王宫的宾客面前演奏古键琴，九岁时，亨利八世赐给她威尔士公主的称号，这在英国王室中一直是授予王储的称号。　　虽然亨利八世十分宠爱这个女儿，但他依旧为自己没有一个男性继承人而苦恼，他想尽办法、绞尽脑汁地想要个儿子。　　为了达到目的，他发动了英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　　同时，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彻底地伤透了玛丽公主的心。　　亨利八世的妻子，玛丽公主的母亲，是一位西班牙公主。　　亨利七世在位时期，为巩固国家统治，英西两国联姻。　　于是英国的亚瑟王子便与凯瑟琳订婚，但是亚瑟王子早逝，亨利八世就娶了寡嫂为妻。　　亨利八世与凯瑟琳携手走过二十年的婚姻，却仅有玛丽公主一个孩子。　　此时的凯瑟琳虽然才四十多岁，但在那个年代已是高龄，且欧洲女人一向老得比较快，风韵不再的凯瑟琳已经提不起亨利八世的兴趣了。　　于是，这位大胆的国王向罗马教皇提出与凯瑟琳离婚，与安妮·博林（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成婚。　　为了与她结婚，他发动了宗教改革，在英国废除了天主教，改信安立甘教，且成功地将凯瑟琳王后赶出皇宫。　　父母的婚姻裂痕在玛丽心中留下了创伤。　　同时父亲还将她当作政治筹码先后同法国王储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订婚，虽然后来都没有成功。　　西班牙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国家，在母亲的教育下，玛丽十分信仰天主教。　　但是由于母亲的离开，父亲公开与天主教、与罗马教廷反目，使得玛丽的处境变得愈发危险。　　她被国会宣布为私生女，还先后服侍过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伊丽莎白和弟弟爱德华，她甚至还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表面上不得不承认其父为英格兰教会的元首。　　这一系列的变故造就了青年玛丽的性格，坚韧、勇敢却不知变通。　　亨利八世死后，按照遗嘱应由爱德华六世继位，但是他16岁就死了。　　按照规定，玛丽应为下一任继承人。　　但是诺森伯兰公爵和枢密院却宣布第三顺位继承人简·格雷继承王位。　　这就是著名的“九天女王”，九天后，在群众的声讨声中，简·格雷倒台，玛丽登上了本就属于她的王位。　　作为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玛丽女王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她痛恨新教，倒行逆施，否定了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的宗教政策，企图重新恢复罗马教廷控制下的英格兰，恢复天主教，回归以教皇为首的“基督教世界”。　　1553年10月5日，玛丽召开了第一场议会，基本上废除爱德华六世时代和部分废除亨利八世时的英国宗教改革立法，为铺平通往罗马的大道奠定了基石。　　但是由于议会没有批准恢复天主教正统派的宗教仪式，玛丽女王企图复辟天主教的想法在第一次针锋相对中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在这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令议会和全国人民不满的事情：玛丽女王想要与西班牙的菲利结婚。　　菲利是查理五世之子，在帝国内拥有王位继承权，此时作为查理五世的代理人统治着西班牙。　　事实上，从玛丽都铎继位英国女王开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就开始策划让菲利与玛丽缔结婚姻。　　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查理五世视玛丽为“一位有着巨大价值的女王”：　　英吉利海峡位于西班牙通往尼德兰的交通要道上，保持这条水路的畅通需要英格兰的协助。　　而玛丽女王虽然只有一半的西班牙血统，却因为少年时期的变故而更加富有西班牙情怀。　　威尼斯驻伦敦使节曾经指出：　　玛丽蔑视自己作为英格兰人的身份，炫耀自己出身于西班牙王族。　　与生俱来的西班牙情结，促使玛丽属意出生于西班牙的菲利。　　但是，这段婚姻却引起了国人的暴动。　　在女王婚姻缔结的过程中，英国多处爆发起义，起义军深入到伦敦城的旗舰街，他们沿街高喊：　　“上帝拯救玛丽女王”，“接受我们的请求，不要接纳西班牙丈夫”。　　但是，这一切的行为并没有对女王的婚姻产生啥实质性的影响，它反而像催化剂一般，把事情朝着百姓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去发展。　　1554年4月，在平息了群众起义后的第三个月，女王召开了第二场议会。　　事实证明，第二场议会比第一场还要糟糕：　　戈迪纳试图复活异端法和6条教义的提案，在下院遭到否决，反宗教改革和对新教徒的迫害必须再等待时机。　　这让女王十分不满，另一件让女王不满的事是：　　玛丽答应不经议会同意决不结婚，但其嫁给西班牙菲利的决心并未动摇。　　()　　1秒记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