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之后，1979年的春天早早的来了。　　大成子这个萌娃，犹如长期冬眠之后骤然苏醒的小乌龟一样，忽然发现了一个五彩的世界。　　篱笆墙上的木槿花开了，在成子的眼里有了别样的美感。　　屋檐下的春燕归来了，他会冒出无数个疑问。　　它们从哪里来？还是去年的那窝燕子吗？　　午后的暖阳下，静静趴在牧羊的草坡上，翻看唐铮姐姐她们留下的小人书。　　尽管一个字也不认识，也能从连环画连续的场景和人物中，悟出别样的故事来。　　这个娃们的世界观里，不再只有吃和玩了。　　第一次有了美和远方，有了对于过往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憧憬。　　“我家的孬孩总算开窍啦！”　　妈妈卫兰正在晾晒衣裳，瞅见大儿望着远方出神的模样，满心欣慰的笑了起来。　　娃们既然混沌初开，会思考人生了，也就到了入学的年龄。　　二叔王世川交给堂姐毛丫一个艰巨的任务，教大成子数数，从一数到一百。　　那个时候农村小学的入学条件，对于娃们通常有两个要求。　　虚岁要满九岁，另一个指标就是要会数数，从一数到一百。　　毛丫刚开始还挺开心，她与刚子一样，都有好为人师的毛病。　　漫长的暑假天里，村口的老榆树下，成了毛丫授学的讲坛。　　除了大成子这个学生外，还有狗蛋和栓子两个旁听生，有时刚子也会过来作为后备的助教。　　教学的道具是一百根小木棍，或者一百个杏核。　　古木为盖黄土为坛，颇有点孔老夫子当年有教无类的架势。　　怎奈自家的小堂弟是榆木疙瘩的脑袋，几天之后狗蛋和栓子都学的差不多了，只有大成子对于数字还如天书一般。　　好不容易数到五十个杏核，忽然又连下三级或两级从三十、二十重新数起。　　有时又会犯跳跃性的毛病，从三十直接窜到八十。　　这可把毛丫老师气坏了,拽耳朵、打手掌没有效果，与学生一起坐在泥地上气急败坏的嚎哭也没有作用。　　毛丫堂姐终于无计可施，自个去二叔二婶那儿辞教不干了，让他们另请高明。　　二叔王世川讥笑侄女在学校游混，连个数数都教不好。　　二婶善解人意，上街的时候还特地给毛丫扯了一块做裙子的花布，作为教弟弟的酬劳。　　妈妈最了解自家的儿子，大成子平时就怕毛丫，堂姐两下一咋呼，他就孬掉了。　　一百以内的数数，应该是难不倒他的，让娃们自个去琢磨，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果不其然，与狗蛋、栓子这两学龄前儿童互帮互学，又有刚子这打酱油的从旁纠正，娃们对于数字的领悟进展神速。　　开学之前的半个月里，一百以内的数数，大成子已能倒背如流了。　　那年开学季，大成子虚岁还没到九周岁，才是妈妈卫兰的一块心病。　　临上学前她还不忘对儿子提耳嘱咐了一番：“成子！去学堂报名的时候报九岁知道吧！九岁！不然你就没有书念了！”　　爸爸王世川对于儿子最舍得花钱了，开学那天给大成子置办了一身的新衣。　　新汗衫、新短裤、新凉鞋、新书包，装扮的就像地主家的阔少爷一般。　　在那个阶级斗争的观念还未消除，还以破旧为光荣的年代里，这身行头差点断了儿子念书的前途。　　与大成子一起去东方红小学报名的，还有狗蛋和栓子。　　不知是爸妈不忍小儿子当一辈子小放牛，还是老师家访起的作用，刚子又重新背起书包了。　　这一次他该痛改前非了吧？就像民歌《读书郎》里唱得那样。　　小嘛小儿郎，背起那书包进学堂。　　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　　只怕先生骂我懒咯，没有学问啰，无脸见爹娘.....。　　这首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湘南民歌，大成子他们读小学的时候还在广为传唱。　　但不知从啥时开始，已经躲进历史的角落里了。　　当王家成重新想起这首歌时，满是乡土气息的童年早已远去。　　只留下一些斑驳的影子，在记忆的长河中时时泛起金色的波纹。　　那个时候督促适龄儿童上学读书，应该是各个乡村小学的一项政治任务。　　每年暑假都会有挨村家访的老师，上门登记适龄儿童的入学情况。　　也正是这样一种制度，改变了小放牛田大刚一辈子的命运，使他重新走入学堂，开启了新的人生。　　东方红小学的教师办公室里，挤满了前来报名领书的老生和新生。　　堂姐毛丫颤巍巍的拉着大成子的手，来到了一年级班主任的桌前。　　“老师，我弟弟要报名。”堂姐平时骄傲跋扈的气概没有了，怯怯看着老师说。　　“哪个生产队的？学名叫啥？家里啥成分？”　　班主任黄老师列行公事，很是温和的问毛丫。　　“油坊生产队的，我弟学名叫王家成，社员成分。”　　毛丫老实的回答，但答到社员成分时还是犹豫了一下。　　那个时候读书报名，好像对于成分这一栏已经不再有强制性的要求了，所以本村的田维海老师特地嘱咐毛丫，报家庭成分时，只要报社员就行了，不要报富农地主、或是“四类分子”。　　不会撒谎本是娃们的天性，毛丫尽管比大成子老练，有过报名的经历。　　但向黄老师汇报家庭成分时，还是犹犹豫豫的露出了马脚。　　那位黄老师或许是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出身，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没有随着改革的春风马上转变。　　看着毛丫头闪烁的眼神，黄老师已猜出了其中的猫腻，脸色也变得严峻了起来。　　再瞅瞅大成子这身地主羔的打扮，便不耐烦的把做记录的钢笔扔在了书桌上。　　“几岁了？你不要讲话！让王家成自己回答！”　　黄老师制止住毛丫，犀利的看着大成子，已经有点在找茬了。　　“八岁。”　　可能是受到了老师的威慑，大成子这个孬孩尽然老老实实的报出了实际年龄。　　“明年再来吧！下一位同学！”　　黄老师如释重负般的打发了毛丫姐弟，对下一个新生重新恢复了慈祥的笑容。　　“死孩子！叫你报九岁、九岁！还报八岁！你难道是孬子啊！”　　毛丫堂姐欲哭无泪，狠狠掐了大成子一下，低声的骂着堂弟，又牵着他去找田老师了。　　“四叔，我弟没报上名，你帮帮他吧！”　　田老师是高年级班主任，正在开班会，见他们姐弟俩可怜兮兮的站在门前，赶紧走出了教室。　　“小事小事，别难过了，呵呵。那个黄老师人历来有点轴！你俩在这等一会，班会开完我带大成子去报名领书！”　　姐弟俩喊四叔的田维海老师，赶紧安慰毛丫，又回头走进了教室。　　而大成子这时候脑袋已经嗡嗡的了，他从未见过这么多的小孩在一个院子里玩耍。　　在田老师的帮助下，王家大庄的四个娃们顺利报名，领来了新书。　　如果进入学堂读书是人生中一个重要起点的话，大成子和他的死党们，快乐的幼年已经过去了。　　就像远洋航行的货轮，人生之舟开始停靠在童年的港湾里。　　随着时间流逝又会慢慢的四散开去，驶向不同的红尘之海，遇见不同的过客，最终停泊在不同的彼岸。　　看似偶然，更像是早就注定的宿命一样。　　九月的田野上一片丰收繁忙的景象，五个学童欢天喜地的走过潺潺流水的灌渠长桥，穿过满是松林的红石山坡，回到了油坊生产队的这片岗上。　　队里的水田全是晚稻，还未到收获的时候。　　所以如今这秋收大忙的季节，全队的社员们却是难得的轻松。　　这会正在岗坡的旱地里，给山芋剪枝呢，也算是给各家的猪仔打猪草了。　　藤蔓长的太旺盛了，不利于地下红薯山芋的生长。　　每年八九月份，在挖芋头之前的个把月里，剪除多余的藤蔓，给芋头垄子松土通风，都是保证山芋丰收的重要流程。　　毕竟在油坊生产队，芋头的收成早就是全队老小半年的口粮了，一点也马虎不得。　　妈妈卫兰每年晾晒的芋头干，早晚熬煮稀饭，能从头年的立冬一直吃到第二年的麦收前后，吃得大成子见到芋头就犯恶心。　　娃们平时都喜欢偷瓜摸枣，但那个时候，王家大庄成子、刚子这些小鬼却从来没偷挖过队里的芋头，由此可见对于红薯的怨恨有多深了。　　每天的主食早餐水煮芋头、中餐芋头干饭，晚餐芋头稀饭。　　这样的日子不出十天，是个娃都会对芋头发怂的。　　“回来啦！新书呢？”　　见到娃们归来，忙碌的大人纷纷围上前来，打听着学堂里的事情。　　妈妈卫兰掏出大成子的课本，欣喜的摩挲了起来。　　他们这代农民大多没有进过学堂，对于知识和文化的渴望也成了他们一辈子的遗憾。　　“这些个操蛋皮！今后终于有人能治他们了！”　　生产队长老罗头和几个老社员正在垄边抽旱烟打尖，看着娃们欣慰的笑道。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学师之惰。学堂先生的本分就是管束学子，呵呵。”　　生产队喂猪的猪倌田伯生于私塾世家，解放前读了一辈子的儒书，说起话来也是一套一套的。　　这时正挑着茶水担子来到地头，听见老队长慨叹，也就接下了话茬。　　看来混沌未开的这些年里，刚子、大成子、狗蛋、栓子这一众小娃，已成油坊生产队的公害了。　　他们能进学堂接受老师的教诲和约束，也是队里的一大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