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子的老爹“四类分子”王元初，57年大鸣大放后被打为“右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四类分子”，而应该属于“黑五类”的范畴。　　但老家人都喊他“老四类”，这个名头叫的人多了，他也就变成“四类分子”了。　　其实二者都一样，都是那个时代的贱民阶层。　　区别在于“右派”基本上是文化人和革命干部，思想上出了问题，是可以改造好的对象，并不属于纯粹意义上的阶J敌人。　　据王元初老先生后来自己回忆，当年响应国家大鸣大放的号召，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　　他反对新《婚姻法》废除童养媳制度，认为这会破坏原生家庭。　　因为那个时候刚刚解放没多久，很多农民家庭都是童养媳婚姻。家里娃娃都有几个了，一旦婚姻作废，原来好好的家庭也就散了。　　这个主张放到今天看，也是不合理的，更没有大局意识。　　新《婚姻法》关系到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解放，是多么伟大的立法啊！　　已经既成事实婚姻的童养媳家庭，真正闹离婚的还是极少数，只能说是个案，基本不会受到新法律的影响。　　王元初当年提出这条议案时，应该还没搞清楚新《婚姻法》的全部内容，尤其是其中关于保护婚姻家庭的相关条款。　　或者他本不想站出来提啥建议，结果被主管领导所迫，为了完成摊派的任务，才捡了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来凑数。　　就像普通人平时针砭时弊的发牢骚，尽管既不合于时也不合于势，但关心人民疾苦的公心，还是可昭日月的。　　只是那个年代说真话的代价太大了，简单的几句发言就失去了公职和五年自由，成了“老四类”，在人生中最宝贵的青壮之年，做了二十年生产队的猪倌，历史和王老先生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那个时候好像有一首文G歌曲，歌词是这样的：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时代唱什么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如果翻开成子老爹王元初的历史旧账，会发现“右派”分子的身份对他来说实至名归。　　从学生时代开始，王元初就是一个东张西望、摇摆不定的革M机会主义者。　　解放前的王家只有几亩薄田，属于贫农、中农的阶级范畴。　　王元初在族人的帮助下念完五年私塾，后来又转入新式学堂，一直是个念书的好苗子。　　十几岁的时候就考上了当地的国立师范，也算是鲤鱼跳龙门了，但政Z立场不坚定已为他这辈子的命道埋下了伏笔。　　在县城读书的时候，一腔热血的王元初稀里糊涂加入了学校的三青团，毕业前对着“三M主义”的党章宣誓，成了一名国M党员。　　48年从国立师范毕业后，王元初和几位同窗一道，来到了长江边上的省城，希望能够一展平生抱负。　　结果工作没有找到，却神使鬼差的考入了远在苏南的锡城宪兵学院。　　这是王元初人生中第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据说这所学校的所有学生兵，还没有进入战场，就全部转去台湾了，后来在那边的警界都混得风生水起。　　这所国民D的警官学校，教官打骂学员是家常便饭，学兵食堂的伙食太差，老是吃不饱肚子。　　而且还像监狱一样，三百六十五天日夜全封闭管理。　　熬了几个月后实在受不了了，王元初和几位大别山过来的同学，就冒险掰开了宿舍窗户的铁栅栏，逃出了这个高级魔窟。　　后来做了生产队的猪倌之后，王元初还经常和老社员们吹嘘：“48年的时候我就知道国M党要完蛋了！宪兵学校的伙食费都有人敢贪污，预备军官都吃不饱饭，更不要说那些抓壮丁抓来的兵夫了，谁会管他们的死活！这样的部队能打胜仗才是怪事！”　　幸亏老社员们政治觉悟不高，加之王元初在骂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人去告密。　　否则宪兵特务这顶大帽再压到老猪倌的头上，可就永世不能翻身了，被当作反革命镇压了都不一定。　　爱乱说话似乎是读书人的通病，尽管他们最明白祸从口出的道理。　　就像一位哲人说的那样，用一年的时间学会说话，却要用一生的时光去学会闭嘴。　　从苏南归来后，家乡已经解放了。　　王元初义无反顾的投入了人民政府的怀抱，完全忘记了自己国M党员的身份。　　这种选择是无比正确的，也算是弃暗投明吧。　　对于当时的王元初来说，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找到一份可以糊口又不失体面的工作。　　据说他是当地人民政权建立后，第一位主动上门找工作的知识青年，又正值地方上紧缺干部，幸运的王元初被委以重任。　　作为本县最年轻的土改工作组组长，成为那个时代的光荣见证者。　　这是王元初人生中的第二个机遇，事关一生的荣辱、全家的福祉，他似乎已经抓住了。　　后来就是百万雄师过大江了，王元初因工作能力突出，被提拔为全县支前大队的大队长，率领一千多解放区支前民工跟随大军一起南下。　　等把对口支援的英雄部队送过长江，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然后有两条开满鲜花的阳关大道摆在王元初的面前：进入南下大军的军官教导团学习，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军人。或者持部队开的介绍信返回原籍，至少会是县里的中层干部。　　书呆子王元初尽然两条路都没有选，肯定是哪根筋搭错了。　　听说老家在筹建小学，他放弃了原本大好的仕途前程回到乡里，做了村里小学的第一任校长。用王元初老先生自己的话讲，回乡当老师并不是啥高尚的觉悟，只是觉得外边的世道很乱，还是做教书先生安全。　　大成子听奶奶说过，老爹当年回乡教书是受了两个人的影响。　　一位是他在师范学堂时的先生，告诉他过两年国军就会回到大陆，在人民政府做官任事有很大风险。　　另一位就是大成子的曾祖、王元初的父亲了，他列举了一大批在民国十八年“闹红军”的年代里死去的长辈和亲朋们。　　有被返乡团用开水灌死的、有被铡刀铡死的，有家破人亡、妻儿老小被卖到外乡去的。　　总之G产D的官不能当，做的都是杀头的买卖。　　那个时候全国解放已经指日可待了，但凡有点文化有点头脑的人都在拼命的挤进革命队伍。　　王老先生却受他人蛊惑看不清形势，这政治上的敏感性也太差了。　　王元初年轻时候稀里糊涂看来不假，但说他是G命投机分子那是在抬举他了，没有这么做投机的。　　作为僻远山区的教育启蒙者，就算在今天看来，也是个很高尚、受人尊敬的职业，也正是师范科班出身的王元初本来就应该去做的事情。　　他一生中的好运气，虽然因为57年“反右”暂时逆转，但幸运之神并没有完全抛弃他，还为他留下了一道缝隙。　　1963年的时候有过一次“拨乱反正”，对于王元初这样中农家庭出身，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仅仅说了几句错话的“右派”分子，国家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当年县里的文教工作组来村里找王元初，让他写一篇对于“三面红旗”看法的检讨书。　　如果书面检讨通过，他就可以恢复公职、补发工资了。　　那个时候王元初才32岁，成子爸爸、三叔他们正是上小学的年龄，一切都还可以从头再来。　　但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成子老爹没能把握住，他被大鸣大放搞怕了。　　当年不也是政府让他们畅所欲言的吗？结果却是一顶“大帽”落到了头上。　　如今这关于“三面红旗”的检讨再写错了，又不知是何样的处罚。　　反正已经回乡当农民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1979年的春节前夕，王元初坐在行署办公室的走廊里，当得知自己16年前就可以被平反的时候，不禁嚎啕大哭了起来。　　一时胆怯一念之差，不仅让自己蹉跎半生，娃们本该美好的人生也一道被他毁了。　　如此肝肠寸断的悔恨，一场恸哭又如何能够排解啊！　　还有当年与他下乡搞土改的工作组老同事，如今已是行署组织部门的领导同志了。　　王元初能够这么快落实政策，这位昔日的同仁帮了大忙。　　同为热血青年、同一年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后却是天壤之别，命运的造化就是这么的残酷而又神奇。　　诗人柳青曾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的往往只有几步。　　“老四类”王元初的一生，完全验证了诗人的逻辑。　　本该充满辉煌的激情岁月，被他几次错误的选择变成了一地鸡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