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成子爸发火，向来夫唱妇随的成子妈妈也就不再撒泼了。　　抽泣着回到里屋，取出了一个头巾包扎的包裹。　　打开之后，里面全是五元、十元、五毛、两毛之类的零钞。　　大成子惊讶的瞪大了双眼，他从未想到家里有这么多的钞票。　　平时货郎挑子到庄上，问妈妈要一分钱买个糖豆，都要嚎哭上老半天才能得逞。　　如今全让小叔拿走了，大成子一下嫉妒了起来。　　“他小叔，你也知道，前几年都苦死了。你们老王家欠外边的陈年烂账，一半都是你二哥还上的。这两年我们累死累活，日子才稍微好过了些。这点钱将来你就是摔锅卖铁也要还给我们，都是留着给你侄子们娶媳妇上学用的。”　　妈妈把零钞一张一张点数后重新包好，郑重的交到小叔手里。　　“放心吧二嫂！一定还一定还！要不我给你立个字据！”　　小叔欣喜万分的接过包裹，一个劲的给成子妈道谢。　　“立字据就不需要了！我们都是睁眼瞎子，也看不懂！你们王家老的小的都在场，将来还不还钱就看你王世忠的良心了！”　　妈妈卫兰又恢复了常态，在婆家叔伯面前，她给足了成子爸爸面子。　　大成子还记得，那天夜晚爸爸和妈妈整整争吵了一夜。　　这也是从他记事以来，父母争吵最厉害的一次。　　爸爸一早就出门了，妈妈红肿着双眼挺着大肚子，起来给全家人准备早饭。　　那天妈妈看大成子，也是一百个不顺眼。　　一点小事都能惹她勃然大怒，死孩子、孬孩子的骂他。　　晚上大爷大娘过来，大娘声泪俱下的劝慰妈妈，声讨了老王家一百个不是。　　妈妈卫兰的这口恶气，才算暂时消停了下来。　　十天以后，爸爸满面风尘的从外边归来了，交给了妈妈一沓子纸币。　　这沓沾满汗水的钞票，终于扫去了妈妈满脸的阴霾。　　她原谅了爸爸，恢复了往日的勤劳和笑容，全家人又能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了。　　后来毛丫告诉大成子，爸爸王世川那段日子不在家，是和军子堂哥他们到内山扛树去了。　　别人两天一趟，每次扛一棵杉树，成子爸爸却是一天一趟不分昼夜，而且每次扛两棵杺条。　　如此不要命的苦干，半个月的回报是五十元的血汗钱。　　把借给小叔的那笔积蓄，补回了一小半。　　也许让妻儿吃苦受累，舍小家为大家，成子爸爸自己也不好受吧。　　所以他要用这种舍命挣快钱的方式，把损失补回来，也算是对妈妈卫兰的一种赎罪了。　　那时候山区的木材、毛竹交易都是有计划的，一般人很难搞到指标。　　社员私自进大别山腹地扛树、扛毛竹，属于投机倒把，是一种不能公开的违法行为。　　扛树人所走的路线，都是没有人烟的山间小路，乘着夜间悄悄的出山。　　而木材的买家也会事先联系好，到了约定的地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自留地、家庭副业半放开的那几年，农家的生活日渐宽裕，对于内山优质木材的需求也越发多了起来。　　谁家儿子结婚、姑娘出嫁，需要盖房子做家具，都会联系本地的老木匠。　　价钱谈好之后，木匠才会找可靠的熟人进山扛树。　　这样的交易，不管是卖树的山民，扛树人，还是山外的买家，都是各取所需。　　已经形成了一条不能见光的产业链，很早的时候就在计划经济的外围悄悄进行了。　　有点像后来边境贸易中的走私，“价格双轨制”时代的倒买倒卖，又像严格外汇管制时期的“黑市交易”。　　在那个时候，不出工劳动，一门心思做副业，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们才干的事情。　　像成子爸爸王世川这样出身不好的本分农民，一个家庭的主心骨，没有被逼到绝路上，一般都不敢从事这样的营生。　　尽管扛树很挣钱，只要肯吃苦，一个月的收入就能超过在生产队全年的工分。　　所以回家的第二天，王世川就老老实实的出工去了。　　而妈妈卫兰，则回了趟姥姥家，买回了两头黑猪崽。　　她现在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接济成子小叔的损失，全部的再挣回来。　　妈妈每次上工，都会带上一个大竹篮子。　　傍晚收工的途中一路打着猪草，等走到家，三头崽猪一天所需的草食就全都准备好了。　　妈妈年轻时候的那种勤劳，就像虔诚的清教徒一样，勇敢、无私、而又执着。　　简直就是一位不屈的女斗士，为了家的信仰。　　那是一个娃娃亲盛行的年代，刚子和狗蛋都有摇篮亲的对象。　　那时候的农村男多女少，讨不到老婆的老寡汉小寡汉成堆。　　如果不在男娃们小时候就把亲事订好，等长到十七八岁，本就不多的资源早已分配殆尽。　　这个时候再想讨一房中意的媳妇，可就比登天还难了。　　所以指腹为婚、枕头亲、摇篮亲、娃娃亲这类乡村文化，不能一概以落后封建的乡俗下定论。　　它们既是时代的产物，又具有时代的合理性。　　大成子的娃娃亲，妈妈卫兰也一直在筹划当中。　　她已请了本地的媒婆，连成子的生辰八字都给了人家。　　卫兰夫妻的勤劳和厚道名声在外，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所以大成子的娃娃亲，很快就有了眉目。　　“儿子，李妈家的小妮将来给你做媳妇，你中意吧？”　　“成子，大舅家的邻居，那个小花长的好看，讲给你做媳妇你可喜欢？”　　“槽坊队的六姨捎口信来了，她家小丫头愿意和我们结亲。”　　每次有妈妈相中的小女娃，她总会开心的逗儿子，或者和爸爸王世川商量。　　那个时候，农村人的社交圈子很窄。　　这些愿意联姻的对象，不是本队、姥姥、奶奶家的邻居，就是隔壁生产队的远亲，很少有超出公社范围的。　　所以妈妈所说的这些小女娃，大成子都认识，都在一起玩耍过。　　听妈妈说这些丫头将来要做自己的媳妇，大成子每次都会嚎啕哭闹一番。　　“嗷嗷嗷！小花咬我！还推我！”　　“呜呜呜！小丫抓我！小妮打我了！我不要她们做媳妇！”　　竟是些被小女娃们欺负的可怕经历，就像堂姐毛丫那样。　　大成子小时候不知道是长得丑，还是呆萌腌臜、弱不禁风，和他一起游戏的毛丫们都会欺负他。　　也使他从小就对女人有恐惧感，甚至影响到长大以后与女性们的正常交往。　　“哭！就知道哭！再哭给你讲个勺丫头做媳妇！别再鬼嚎了！”　　老娘生气了，狠狠在大成子的屁股上扇了两下。　　“嗷嗷嗷！我不要勺丫头当媳妇！我要糖豆子！我不要媳妇！”　　大成子又鬼哭狼嚎了起来，在他眼里，货郎挑子里红红绿绿的水果糖，比媳妇还要金贵。　　“我的孬儿子哎！你像哪个呀！老王家的男人都钢性，怎么出了你这个怂包啊！”　　每到这时，总是妈妈卫兰举手投降，慈爱的抱起小儿，抚慰他那受到伤害的心灵。　　“卫兰，你不要瞎折腾了！大成子将来是要读书考学校的，现在这么早订亲就是瞎花钱！”　　爸爸的眼光比妈妈要长远，他可不愿儿子像自己一样，永远就窝在了庄户院里。　　“王世川，你别忘了咱俩从小要不是娃娃亲，你个“右派”羔子这辈子能娶到媳妇？”　　妈妈卫兰的娘家是富农成分，属于被打倒的阶级。　　在那个什么都讲究出身的年代里，富农家的女儿和“四类分子”的羔子本就是天生的一对。　　娃娃亲是家族之间的约定，虽然不受法律保护，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婚约的牢固性，丝毫不逊于今天的自由恋爱。　　如果不是从小与妈妈结成的娃娃亲，父亲王世川如今有九成的概率在打光棍。　　“时代不是在变化嘛。”　　妈妈的质问父亲无从反驳，便打了时代的幌子。　　“再怎么变化，我们娘婆二家头上的帽子是去不掉的。不趁着这几年稍微宽松的机会，给儿子相门媳妇，等他长大了打光棍你负责！”　　那个时候农村母亲的理想很简单，从结婚过门那一天开始，她们今生的事业就是生儿子、抚养儿子长大，给儿子娶房媳妇，然后抱孙子。　　在她们的人生规划中，从来就没有自我的存在。　　大成子的妈妈卫兰也不例外，自己才刚刚二十来岁的桃李之年，已经在操心订媳妇了。　　“我不管了！”　　父亲见说服不了妈妈，就撂起了挑子。　　“你本来就不该管，也不是啥坏事！你只管挣钱就行啦！”　　妈妈胜利了，不久之后就给大成子结好了一门娃娃亲。　　是远门表舅的小女儿，一个胖嘟嘟的小毛丫头。　　可惜不久之后就改革开放了，读书打工、经商升学、居所搬迁，人生的际遇发生了太多变化。　　大成子和这个远门表妹之间娃娃亲的缘分，也就不了了之。　　上大学那年春节，随父母回了趟王家大庄，原来油坊生产队的老人和后辈们，王家成几乎都认不出了。　　途中遇到了一对老年夫妇，爸妈热情的上前打招呼，还让王家成喊他们舅舅舅妈。　　旁边有一位领着两个小娃的漂亮少妇，不知是他们的女儿还是儿媳妇。　　“成子，你猜刚才那老两口是谁？”　　寒暄之后，爸爸王世川回头开心的问王家成。　　“姥姥家的亲戚吧？”　　“小兔崽子，他们差点就成你丈母娘老丈人了！嘿嘿！”　　父亲感叹的抽了口烟，王家成的内心不禁悸动了一下。　　“旁边那位姑娘小名霞子，就是原来和你订亲的丫头。人家都两个小孩了，你还在念书！这书啥时才能念到头啊！”　　妈妈卫兰叹道，为这桩原本大好的姻缘感到深深的惋惜。　　坐在爸爸货车的副驾驶上，王家成突然有了一种想哭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