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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讲所的日子 第49章 师生

1980我的文艺时代 坐望敬亭 4541 2024-05-30 22:49
  前些年对曹禺先生的冲击是很大的,77年之后大地复苏,万象更新,他的景况好了很多。  不过现在毕竟已经是年过古稀之人,精力和热情已远不如年轻的时候,每天忙不完的接待、出访、会议,这次出访是去米国,回来之后歇了两天才让女儿万芳去通知林为民过来见面。  他和林为民在书房谈了十多分钟,主要是他在询问林为民工作和生活上的一些琐事,林为民说,他就这么静静的听着。  听林为民说起他想进《当代》的编辑部,曹禺先生问了一句,“怎么会想进那里呢?做个专职的作家不好吗?”  “老师,我没那么好的条件啊。这次文讲所学习之后,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我得先回农村,然后再回老家,想办法让街道给安排个工作。”  “原来是这样。”曹禺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话。  这时李玉茹敲门,“吃饭吧。”  能在家里吃饭,代表的是一种认可,林为民欣然起身。  餐桌上的菜一荤两素,味道很好。  吃完了饭,林为民主动抢过盘子,“师母,我来收拾吧。”  “不用了,这都是我的事,你们聊你们的。”  她的态度很坚决,林为民没再坚持。  回到书房,曹禺先生给他开了一份书单。  “这些书,回去有时间就读一读。如果有新作品了,就拿来给我看看。”  “好的,老师。”  聊完这些,林为民知道是该告辞的时候。  从曹禺先生家出来,外面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他回头望了一眼隐身在黑暗中的“尚书楼”。  缘分这东西还真是奇妙,自己莫名其妙穿越到八十年代,走了狗屎运进了文讲所,现在居然成了曹禺的弟子。  哪怕老人家只是碍于文讲所的面子,但自己那声“老师”叫出口,老先生毕竟没有否认。  光是这两个字,哪怕今后自己一事无成,凭着“曹禺弟子”这块招牌也能在体制内混个风生水起了。  林为民心中充满了对文讲所和曹禺的感激之情。  到了和马克梦约定的日子,林为民去了一趟燕京大学。  《利刃出鞘》的稿子马克梦已经修改的差不多了,但还是有些瑕疵,林为民和马克梦待在宿舍花了两天的时间将稿子修改之后,以马克梦的名义寄了出去。  “但愿一切顺利!”  马克梦寄完稿件出来之后自言自语。  林为民拍拍他,“老马,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就把这当成一次有益的尝试。”  马克梦苦笑着摇头,“为民,你真是有一颗大心脏。”  小说发表的稿费对马克梦来说并不算什么诱惑,即便真的发表,到他手里也不过几百刀。  真正让他激动的是作品发表以及发掘到一个潜力作家的成就感。  《利刃出鞘》的稿子寄了出去,也代表林为民最近彻底无事一身轻。  他想起曹禺先生给他开的书单,上面都是中外名家的剧作,如莎士比亚、汤显祖等。  跑了几家书店,勉强买到几本,要想凑齐这书单上的书可不太容易。  既然书店买不着,那就去图书馆。  这天一大早,林为民蹬着自行车从东郊出发,到达燕京图书馆的时候已经是9点左右了。  当他把书单递上去,好不容易拿到一本书,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  说来也怪,穿越前他买来的书放到落灰也不见得会看几眼,现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借来的书,他看得如饥似渴。  总结起来,就是不知道珍惜。  这人啊,下|贱!  如此过了快半个月,文讲所马上快重新开学了,林为民趁着这天周末,又赶着晚饭的点儿来到木樨地。  曹禺指着他笑道:“你小子是不是就赶着这个饭点儿来的?”  “老师,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您看看外面,再过一会儿就黑天了,我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大小伙子晚上走夜路多危险啊,我这完全是考虑到您老的时间啊。”  曹禺被他的搞怪逗的哈哈大笑,正巧这时李玉茹刚刚做好了饭菜,林为民进了屋子什么也没干,先吃上了饭。  晚饭过后,林为民和曹禺进了书房。  “书看的怎么样了?”  林为民汇报了一下最近看书的情况,曹禺听完颔首道:“看书不要急,这些书不是限时要你看完,而是要让你把它们看明白。”  “老师,什么叫看明白?”  曹禺道:“融会贯通。”  林为民挠了挠头,这个“融会贯通”恐怕比“倒背如流”还要难吧?  又交流了一会儿,听林为民说起他搞了一篇推理小说投到米国的杂志上,曹禺皱起了眉头。  “写作还是要专心,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老师,这个我倒是知道,就是想赚点外快。”  曹禺横了他一眼,“你啊,从第一回见面就看出你这个功利心。”  “您这么说就冤枉我了,别人什么条件,我什么条件啊?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被曹禺训了一句,林为民立马就要拉开架势诉说革命家底,忆苦思甜。  他的情况曹禺早就清楚了,挥手打断他,“好了,不要嬉皮笑脸的。”  林为民立马噤声,别看他平时吊儿郎当的,但对于师道尊严这种原则性问题还是不敢触碰的。  “不是不让你搞这些东西,而是怕你分心。你现在年纪还小,不懂得创作精力的宝贵……”说到这里,曹禺的眼神中流露出几分怅然,仿佛在眺望远去的时光。  曹禺是年少成名的典范,23岁时便写出《雷雨》这样的旷世名作。  25岁,作《日出》。  26岁,作《原野》。  30岁,作《燕京人》。  “牛逼”这个词用在他身上都是贬低他,称他一句“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第一人”,当之无愧。  可就是这样一位青年时代经典迭出的牛人,却在39岁以后陷入才思枯竭的循环,被评论界认为江郎才尽。  从39岁到去世,47年间他再也没能写出一部自己满意而外界也公认立得住的作品。  哪怕是到临死前,他也在呐喊:“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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