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尔青将军从西班牙回来，我去见他。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在西班牙听说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僚佐统统被处决。他明知道那些累积起来的“证据”都是伪造的，所以心情十分沉重。柏尔青头脑十分清醒，对自己的下场不存幻想。卷走同志们的浪潮已经汹涌而来。可是，不顾安危，他毕竟还是回来了，并且主动向斯大林揭发保卫局在西班牙残杀共产党人。 　　 柏尔青将军心里明白，这样一来，等于判了自己的死刑。可是，作为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自觉地担当责任，他不能坐视自己选拔培养的最优秀干部无辜死于非命。 　　 时间是对他不利的，只要他一息尚存，便该尽量利用这点时间。 　　 他接见了我，给我留下了十分清晰的印象。怎么能不这样呢？这一天决定了我做人，做共产党人的前途。 　　 他对我说：“我劝你来跟我们一道工作，因为我们需要你。并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个机关里。这儿不是你呆的地方。不是的。该让你到西欧去，建立我们行动的基地。” 　　 自从我第一次见到柏尔青，我便老想搞情报工作，在他身边战斗。日子越来越近，我确信，希特勒匪帮就将席卷欧洲。 　　 在这场即将来临的血战中，苏联必然举足轻重。我眼见革命变质，真是五内撕裂。我为了革命，和千百万共产党人一样，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我们心甘情愿献出我们的青春，让人类在前进的道路上朝气蓬勃地迈进。革命是我们的生命，党是我们的家，我们每一行动都充满兄弟般的情谊。 　　 我们自己要当新人。为了让无产阶级挣断枷锁，我们决心自己戴上枷锁。我们能分享多少幸福？这有什么关系？我们把自己交给了历史，为的是使压迫者不能再猖獗。通往乐园的道路，决非铺满玫瑰鲜花。这一点，谁能比我们看得更清楚呢？我们之所以投奔共产主义，为的是我们从小就体验了帝国主义的凶残。 　　 然而，我们的道路上，如果铺满了工人的尸体，那末，这条路到哪儿去也走不通，更甭说走向社会主义。同志们一个一个地不知去向了。最优秀的在内政部地牢里奄奄待毙。斯大林政权歪曲社会主义，已经弄得面目全非。······ 　　 不管我们怎样忧心忡忡，怎样迷惘失措，苏联是非保卫不可的，尽管苏联已经不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真情实况，决定了我们的选择。柏尔青将军的提议，给了我尽心的机会。我是波兰公民，在巴勒斯坦呆过的犹太人，没有国籍，当过犹太日报的记者，在内政部看起来，真是十倍的可疑。 　　 我的命运早已注定，不在地牢底里了账，便在集中营里呜呼，最好是贴在墙上吃“卫生丸”。如果远离莫斯科，去到狠揍纳粹的第一线，我倒还可以一本故态，当一名革命战士。 　　 经过反复思考和斗争，我得出结论，并在周游欧洲期间，拟出了方案，搞一个欧洲规模的情报网。我报告了柏尔青将军。他要派我们到德国，甚至到邻近国家去扎根。这将是反法西斯战士们的核心组织。等德国在欧洲发动战争后，才开始行动。除了打击纳粹以外，不给任何其他任务。目前，先建立基地，以收集情报为目的，先把联络、掩护、经费等等搞好。 　　 特别在过渡时期，主要应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发展扎根，掩护联络工作，与红军情报中心联系。打起仗来，情报网里只收反法西斯战士。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都无所谓。只要思想坚定，百折不挠。最好在重要的军事方面有熟人，在德军司令部，在政府部门，在政治、经济方面有熟人。 　　 情报员绝对不能出钱雇用。根本目的是及时向参谋部提供综合情报。纳粹德国的计划和企业消息必须是确实的，经过检查的。 　　 我对柏尔青将军做了补充说明：我在每一个国家，需要三个助手。第一，具有领导一个小组的才能，不用管他是不是俄国人。第二，具有技术知识，能够建立发报网，培训报务员。第三，军事专家，能够就地精选收集的材料。 　　 柏尔青将军完全同意，只反对一点。他说： 　　 “我们在德国已经有一个小组，质量出众。但是党领导的指示，很使我们束手束脚。党领导怕上当，不让我们在第三帝国疆土上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你认为用经商作掩护，可以解决各小组的经费问题，我却不敢指望。根据我们二十年的经验，这个办法无不落空。我们为这种掩护的投资，没有不是亏折干净的。” 　　 我答道：“您听我说。问题不在于替苏联政府省几个钱。 　　 战争一打响，从莫斯科领取经费一定十分困难。也许过去经营商业作掩护的人，不太内行，不会赚钱。我相信，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行是会赚钱的。我的计划是在比利时开设一家进出口公司，并在几个国家设分公司。” 　　 “搞这么一个公司，要花多少钱？” 　　 “先小搞搞。我先出一万美元，当一个公司股东。” 　　 “什么？你想花那么一万美元，就能赚那么些钱，在整个战争期间自给自足？” 　　 “我就打算这样。” 　　 “反正，过几个月，你再来要钱，我照样给你。直到如今，我们最感棘手的，不是收集军事情报，而是解决人员的经费问题。” 　　 谈话快要结束，柏尔青将军显得很平静，几乎很愉快。他对我说： 　　 “在战争爆发以前，你大概还能有两年的喘息时间。首先要靠你自己。你的工作就是打击第三帝国，完全集中打击第三帝国。必须尽量小心谨慎，让你的情报网冬眠，直到开战。决不要惹事，受连累。打倒纳粹是咱们的唯一宗旨，旁的什么也不用管。我在这些国家，都派了人，但是，你们的组织完全独立。我们就给你派报务员和器材。不过，你也不必期待太大。得想法自己招罗、培训人员。至于各国的组长，我可以预先告诉你，必定要就地取材。” 　　 他的语音里有点激动，我后来才知道，当时，他手下有本领搞好这项工作的干部大部分已经被捕，在内政部审讯。最后谈妥，我的家属，一有可能，便上我那儿去。单身汉总是容易犯嫌疑。我决计充当一个安静而有高效能的实业家。 　　 柏尔青又说：“我相信你。我深信你能成功。在发送情报的时候，千万别考虑领导上的反应。千万别讨领导喜欢。否则，你一定搞不好。” 　　 他又补充说，他的话越发彻底证明了他对我的信任。他说： 　　 “图哈切夫斯基是对的。战争没法避免，而且要在咱们的国土上打。” 　　 这是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事。在斯大林的恐怖气氛笼罩下的莫斯科，我从来也没有听见过有人称赞枪决了的“卖国贼”。 　　 他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又对我说： 　　 “你只听自己的良心。对一个革命者来说，这是至高无上的裁判。” 　　 我认为这几个字，就是他的政治遗嘱。因为，他一生中，一直用良知指导自己的行动。 　　 在这个时期，柏尔青将军已经知道自己万无生路。但是他毫无牵挂，毫不后悔。斯大林的法院可以给他判罪，可是他在历史面前却是打赢官司的。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只有这个才算数。 　　 已经到了1937年秋天，大家讲好，只要我准备就绪，马上动身。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不见动静。我全不知道计划的下场到底怎样，又回报馆去工作。到了年底，才从不同方面获悉，情报部门发生变故。其意义和后果显得十分清楚。我们的事情流产了。建立针对德国的情报基地当时得到柏尔青和斯蒂加的热烈赞赏，却是完全违背了党领导的看法和意图的。 　　 我已经不存希望，而在1938年3月，忽然接到斯蒂加手下一位上尉的电话，叫我去一趟巧克力大楼。这不过是一位次要的人物。 　　 我一连去了四次，人本来已经相当熟悉，可是今昔对照一下，马上觉得今非昔比。是偶然的吗？不，偶然不足以说明问题。 　　 我被带进上周的办公室，刚刚坐下，上尉便对我说： 　　 “请听着，我们得马上动手。我们浪费了六个月，现在一分钟也不能错过了，一定要两步并一步走！” 　　 我说：“这么重要的会晤，我本来以为会见斯带加上校。” 　　 上尉斜瞅我一眼，为难的神色，比明讲还清楚。毕竟他还是作了一些解释。 　　 “你明白吗？我们的机构作了一些调整。有人调动了工作，接受旁的任务······我们这就替你办护照，规定你的行程，再给你半天熟悉熟悉密码······” 　　 我答道：“反正我是一切都准备好的。” 　　 不错，我一切都是准备好的。除此之外，我本来别无他途。 　　 我垂头丧气回到家里。怎么会饶过我的呢？为什么又要用我呢？柏尔青下台已经毫无疑问。我怎么会仍然肯干的呢？而心里又那么难受①。到底为什么呢？因为柏尔青将军如果还在，也决不会叫我不干。交给我的任务是柏尔青亲自批准的，并且是亲自筹划的。我所以仍然跟他走，恪守我的诺言，只有这才是有价值的。反对纳粹的斗争只会越发重要，越发责无旁贷。至少，我将投入战斗，而且是决定性的战斗。 　　 我要去建立的各个小组，我要去规划的地下斗争各个机件，都由我负责。机器一开动，什么也别想堵塞它！ 　　 我再次见到那位上尉，我的想法越发肯定，而提出的条件只有一个： 　　 “你们用人的规格，我不清楚，但是，对我来说却是很明白的。我干这一行，完全出于我共产党员的身分。我不是军人，也不想参军。” 　　 上尉回答说：“随你的便。参军也罢，不参军也罢，我们只知道你的级别是上校。” 　　 “爱给我什么级别，便给我什么级别。我无所谓，也不感兴趣。” 　　 上尉介绍我见一个密码专家，用巴尔扎克的小说《芳龄三十》，作为码底，并用了几个小时教我用密码编电报。 　　 还有几点需要交代清楚。我的护照上登的是加拿大的魁北克人，所以不一定会讲英语，在布鲁塞尔的接头人是苏联商务代表团的一位职员。 　　 我又接到通知，在动身以前去见情报局的新领导。他在柏尔青的办公室里接见我。什么都没变，也是一位将军，但是怎能代替得了我对柏尔青的情谊和崇敬呢？他大约四十五岁光景，对我彬彬有礼，很想叫我放心。他说：“我们完全采取原定的计划。” 　　 他站起身来，走向墙上挂的世界大地图，接着说： 　　 “我很明白，咱们现在在德国没有开展工作。（我记得柏尔青告诉过我，这是斯大林的命令，借口是不要上挑衅分子的当。）但是我们可以考虑，在边界附近一个德国城市里，建立一个小组。” 　　 他一面讲，一面用手指在地图上寻找。过了好多年，我回想起这件事，因为，我读过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做的报告，里面说，斯大林爱指着地图跟将领们谈战略。 　　 他接着说：“不错，这个德国城市可以是斯特拉斯堡②。” 　　 我听了在肚子里寻思说：“好家伙！这下子，我干啦！情报首长把斯特拉斯堡当做德国的城市。”我这才头一次懂得，斯大林的干部“调动”得出了什么样的结果、什么样的水平。我今后还有的是机会去怀念柏尔青将军呢！内政部提拔了一位火箭干部当情报头头，我在心里想，如果他搞情报跟搞地理同样的高明，我今后的麻烦事肯定少不了。可叹日后的事证实了我这个预感。 　　 这位将军跟我都沉默了一会儿。他瞧见在场的上尉脸色，由白色变成大红牡丹，知道出了纰漏。我只好给他个台阶，让他下台。 　　 我走到地图跟前大声说：“您完全说得对。斯特拉斯堡尽管在法国境内，却具有德国城市的种种特点。咱们可以想法在那儿搞一个小组。” 　　 他神情稳了下来，接着说：“本来嘛，我就是这个意思，在德国边界附近，找一个法国城市。” 　　 我们告辞出来，上尉嘟囔说：“你搞得不错。纰漏可真够戗！” 　　 我一本正经地说：“噢！您知道，谁也难免搞错点什么呀！” 　　 但是，我已经下了结论，碰上这样的权威，我的磨难还瞧不见头呢。 　　 在离开苏联以前，我去跟儿子米歇话别。我觉得心酸， 　　 儿子住的校舍在我看来，倒象孤儿院。 　　 我对孩子说道：“米歇，我要去为党搞工作。我得走开一阵子······” 　　 孩子不做声。我有点凄惶，觉得丢下了他。我拥抱他一下便走了。走了两公里，到了火车站，听见后边有人叫喊。回头一看，路上一个小人在奔跑过来，就是米歇。他嚎叫的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别扔下我！别扔下我！我不要一个人留下。” 　　 我得过十六年再重新见到他。 　　 我经过列宁格勒和斯德哥尔摩，去到比利时。到了安特卫普，我去赴约，领了新护照，改名亚当·密克莱，加拿大实业家，打算在比国定居开业。 　　 ①我在比国才听说，来源是绝对可靠的，说是柏尔青将军和情报中心的领导人，都在1938年12月被处决。 　　 ②斯特拉斯堡是靠近德国边境的法国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