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越狱以来，已经过了四十天。这是戏剧性的，无时无刻不紧张、焦虑的四十天。亏了吕丝太太给我提供的避难所，我头一次能够头脑冷静地审查我的计划，清醒地、差不多科学地总结自己的成功和失败。 　　 首先是失败方面，虽然这一戏剧性事件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发生了丹尼丝的叛卖，使盖世太保能够发现我在圣杰尔曼、维西内和徐雷纳的踪迹，结果使圣杰尔曼的两姊妹，奎里先生和夫人以及小帕特里克等被捕。谈到我个人的责任，我有两个错误，第一个是没有及时把乔琪送走。第二个则更为严重，就是用梅太太做联络员，她太脆弱，太没有经验。通过她，德国人知道我在布尔·拉。雷尼，同时又知道了乔琪在博斯的地址，知道了我同斯巴克的联系，以及同科瓦尔斯基的约会。我的成功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对潘维茨的进攻给以还击：及时给斯巴克报信，使科瓦尔斯基以一发之差没有落入魔掌，还有我依然逍遥法外。 　　 通过所有这些事情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出了事才临时应付，就必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应该建立一个组织，避免再发生这样大的损失。因此我决定成立一个监视-行动组，由有经验的战士组成。 　　 根据这个计划，阿历克斯·勒索沃尔成为我的一个理想助手。 　　 阿历克斯不是“红色乐队”的战士。他原籍是俄罗斯人，到法国时，还是个小孩子，在外籍军团呆了几年，加入了法国籍。他是个牙科技师，战前，在安亭大街有一个大化验室。 　　 政治上，他的党派关系很深，是共产党积极分子，西班牙内战时期到过西班牙，在那里学到了一门专业，这对于敌人来说是很可怕的：他制造一些小型爆炸装置（书、信，各种包裹等），然后寄给西班牙人民的刽子手。这办法曾经屡屡得到成功。 　　 早在阿历克斯的妻子米拉还在特拉维夫上中学，我就认识她了。她出生于巴勒斯坦，从那个时代起，便参加了共产党的战斗。 　　 阿历克斯是1941年来向我要求参加工作的。他受过军事训练，富有冒险精神，爱好活动，因此适宜担负最危险的任务。但是，情报中心迟迟没有表示同意让他参加工作。这样，他就参加了另一个战斗组织。 　　 我被捕后不久，别动队对他发生了兴趣，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破译的密电上。我设法把事情拖延下来。因此，阿历克斯得以逃脱盖世太保的调查。我的干预本来有可能在更长的时间发生作用，可惜，西班牙反间谍机关向潘维茨和他的特务提供了他的照片，并指出这个人，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个“特别危险分子”。 　　 一旦被捕，阿历克斯会立即被送交西班牙当局。有一个时期，我居然把别动队的调查引到法国南方去，而我知道他就躲在巴黎。他周围的包围圈愈缩愈小了。就在这个时候，我越狱了。我头一件事就是给他报信。我劝他加入一个游击组织，他则要求我同他一起上山打游击。我告诉他我不考虑这种可能性，于是，他向我建议： 　　 “我要和你在一起，我断绝以前的所有关系，协助你工作。”关于他提出的断绝以前的关系，这是最起码的安全措施。我们之间的协议定了下来。我还在布尔。拉。雷尼的白宫养老院时，我们就拟订了一个行动计划，包括建立一个特别监视组。一开头，阿历克斯应建立一个六个到八个人的小组，每人都须担负特定的工作。但是严格规定，他们之间，互不认识。任务是步步注意别动队的活动，识破它的阴谋。想法予以对付，给有危险的人报信，帮助他们逃跑，建立必要的联系等等。 　　 1943年10月底，我在吕丝太太家再见到阿历克斯，他并没有虚度时间，同共产党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了，五名有经验的战士随时准备行动。我知道阿历克斯很有办法，便要求他给我搞张身份证，证明我在法国北部经商，出生的村子已经被轰炸摧毁，市政府被夷平，民政档案全部失散在废墟里。 　　 除此以外，我这个不幸的工业家还失去了亲戚、朋友和家 　　 阿历克斯·勒索沃尔和我决定以后在一个新的地方会面，吕丝太太正在为我们寻找这个新地点。 　　 自从越狱以来，我主要关心的是设法使莫斯科能够继续进行“大赌博”，这是我全力以赴的。我写了两封信给潘维茨。通过审问乔琪·德·温特，他对我的意图就更加想入非非了。乔琪严格按我的指示办事。原先说定，万一被捕，她就假装对“大赌博”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一窍不通。她证实了我给潘维茨信里所写的一切，又说，我常常谈到单独媾和，还经常提起卑斯麦克。 　　 可是，潘维茨知道“大赌博”的成败取决于我是否积极参加进去。他相信这一点，这是最重要的。这时，他十分着急，这对我是有利的。为了充分加以利用，我便在苏珊·斯巴克被捕后，给他写了第三封信，提醒他被捕的人至今还没有一个获释。我还威胁说：“如果你不释放人质，我就毁掉你的“大赌博”。”为了不让人对我的决心有半点怀疑，我直接打电话给他，再次勒令他照办。以后事实表明：在这方面，我得到了满足。但别动队队长却惊慌失措起来。 　　 我刚刚再遇到阿历克斯·勒索沃尔，他便给我看一份意料不到的文件。 　　 “你瞧，”他对我说，“这是你朋友的一份礼物。” 　　 礼物！这不过是一份电报的抄本，是发给所有警察机构的：“搜索让。吉尔伯。曾打入警察组织，为抗战效力。已携带证件潜逃。无论如何必须予以逮捕。有事向拉方报告。” 　　 附在这通知上的有我的照片，是我被捕后，从盖世太保那里拿来的，还有关于我本人的详细描写。说是凡提供线索的都可以得到重赏。同时，在法国、比利时、荷兰，盖世太保和德军情报部的所有部门，德国的一切行政、经济和军事组织都收到这通知书，还附有我的照片，上面注明：“潜逃间谍，极其危险。” 　　 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潘维茨的行动表明，他对我使用的战略，有了一个转折。 　　 我和阿历克斯研究，什么东西促使别动队队长改变办法呢？事实上，我们看到，迄今为止，潘维茨及其喽罗把追捕我的工作完全垄断在自己手里，避免惊动法国警察和占领军。他确信我逃跑后并没有能够同情报中心联系上，便试图使情报中心认为我完了。关于这个意图，我们是有证据的，因为，我们知道，肯特奉命向情报局长发了一封电报，说我逃跑了。按照潘维茨的想法，情报局长就会因此发现我曾经被捕，就不再信任我了。他希望，由于把我说成是潜入警察内部的一个挑衅分子，抗敌组织就不会再理会我了。把拉方这个名字加上去，目的是把这件阴暗的事情搞得更混乱。 　　 这就是潘维茨的意图。我不会忘记他的主要野心是要把我抓住。此后，所有德国大兵，警察部门的大小喽罗，受豢养和驱使的投敌分子，形形色色拿津贴的特务，一直到垂涎那些赏金的家伙，都奉召追捕我和告我的密了。眼睛尖的人，记性好的人随时都威胁着我。幸而我的外表，同盖世太保散发的照片，大不一样了。我的脸庞已经没有过去丰满的线条。我还蓄了大胡子，带上了眼镜。另外，吕丝太太给我找到了一个窝，符合安全原则的一切要求：1943年11月，我安身于梅尼大街里昂信托银行的一个职员家里。 　　 人家把我的身世说得同当时的情况完全相符：我在世上孤苦零丁，一身是病，时运不济。在一次空袭下，我失去了所有家人。我在楼梯上遇到的邻居，道听途说，得知我的不幸遭遇，都对我表示极大的怜悯。我的房东让先生是个单身汉，可惜我忘记他的姓了。他是个沉静、聪明的人，我同他很合得来。他远远没有想到他收留的是个什么人。我栖身的地方显得这样可靠，这样舒适，我就住在那里，直到1945年1月才到莫斯科去。 　　 潘维茨从我给他的上一封信中，听到了我的呼声。由于害怕我向情报中心揭露“大赌博”的真相，便接二连三地释放一些人，与此同时，又放出所有的鹰犬来追捕我。1944年1月8日，他又让人在报上刊登广告，明确地说：“帕特里克身体很好，已经回家了。”不久后，奎里一家都恢复了自由，梅太太原先被判了死刑，后来，好象是由戈林亲自决定，也得到同样的优待。 　　 别动队队长的主意真是层出不穷。这个时候，他又搬出一种新的战术来，是正统的办法，但极为危险。他把我理应认得的或理应曾经认得的人，都进行了统计，并威胁他们，如果我来访时不报告，就要把他们逮捕。阿历克斯和我一知道这种敲诈，便马上列出可能受到注意的人的名单来，并派人给他们报信。 　　 我询问了以往的老相识，证实潘维茨的威胁是真的，而且已经采取行动了。我们访问了一家内衣商店的女业主，我认识她多年了，她的店子就在豪斯曼大道，西梅克斯公司的对面。她告诉我们说，好几个人，其中我们认出有肯特（根据她给我们的描写，是肯定无疑的），他们到她家里来，并把交易摆在她面前。她给吓坏了，便答应了他们什么时候见到我，就向他们报告，并把我拖住，等他们到来。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教师也受到了同样的敲诈和威胁。当我还以比利时工业家面目出现的时候，她在皮加尔广场附近租过一个房间给我。那个可怜的女人看见我站在她面前，差不多要昏过去了。她告诉我们说，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又是肯特，来给她看了派出所所长的证件，念了贝当元帅的一封信，鼓励那些“好法国人”告发他们国家的一个凶恶的敌人，名叫吉尔伯先生。贝当的名字把这个女人吓唬住了，因为她很相信贝当的胡言乱语，但是她总疑心这封信是假的。肯特和他的同伙逼着她签了一份声明，证明她读过这封信。他们又想起了我以前曾留下一个行李箱在她家里，就命令她采取那家内衣店的女主人的办法：也就是说，见到我面时，就到楼下打电话，同时留我坐一会儿。 　　 我们的访问把这个可怜的女人吓成那个样子，叫人看了真难受。 　　 “要是他们又来了呢，要是他们又来了呢，”她不停地一再说，“要是他们知道我不报告······” 　　 我体会到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因为我的缘故冒着很大的风险。也许，再来一次调查，她身体就会吃不消。 　　 “请听着，”我告诉她说，“我们一出门，你就赶紧去打电话向他们报告我来过了。你给他们解释你没有办法报告得更快，这样就没事了······” 　　 她十分吃惊地望着我，心里想也许我疯了，但是我觉得，在内心里，她感到轻松得多了。 　　 我拿回我的行李箱子。我们刚刚一出门，就看见她去打电话了。阿历克斯打量着我，满腹狐疑。也许，他也同那个妇女一样感到惊愕。他没有对我说什么。我不慌不忙地往前走。最后，还是我打破了沉默： 　　 “我了解他们，”我对他说，“今天是星期天，一个大好的下午·····索赛街不会有很多人的，大多数人都在附近的咖啡店里······” 　　 我没有弄错。解放后，我想了解这个故事的结局：当时别动队的人正在花天酒地，受到了打扰，很不乐意，晚了三个钟头才到达那里。于是，我给潘维茨写了第四封，也是最后一封信，告诉他说，我病了，决定退出活动。我又说：“你可以继续“大赌博”，我不来妨碍，条件是你不得再逮捕无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