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实业家亚当。密克莱要在比利时开业，并非出于偶然。比利时国小中立，它的中立法制提供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优越条件，便于在那儿搞情报工作。唯一的条件是不能针对比国自己。比国的地理条件，也便于迅速联系德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而最根本的是，密克菜在比国有几处站脚的地方，便于经营企业。 　　 我劝柏尔青将军开办商业公司，那是有我的明确计划的。1937年回莫斯科途中-那是我第二次在巴黎逗留-我在布鲁塞尔略为耽搁，因为要拜访一位老朋友，名叫莱奥·格罗斯沃格尔。我一到比京，便赶去他家。 　　 自从离开巴勒斯坦，我曾经几次见过他。从1929到1932年，我往往从巴黎到比京去开会。 　　 莱奥出生于斯特拉斯堡的一个犹太家庭，曾在柏林读书。到了1925年，他扔下一切，去到巴勒斯坦，在共产党里热情工作，并且发挥了他的才能。1928年，他到比国定居，因为他有两位本家在那儿经营一个工厂，名叫“橡胶王”。他不久便当上了商务经理。 　　 然而，莱奥并没有因此而背弃他原来的信仰。这位受人尊敬的实业家，在比京的工商界颇有名望，仍然替第三国际和近东各国的共产党担任联络。他摆脱了这些重要工作，今后专搞情报。 　　 首先得把“掩护”搞起来······我们得办一家自己的企业。 　　 橡胶王生产雨衣。莱奥便计划利用国外众多的分公司，自己办一家进出口公司，推销雨衣。就这样，一家“国际优质雨衣公司”，便在1938年秋天在法律上正式成立。由于莱奥经营有方，这家公司很快就兴旺起来。 　　 公司经理叫做儒勒·贾斯巴尔，是位有声望的企业家。他的家族在政治界有地位，哥哥当过政府总理。自己在好几个国家当过领事。他熟识上层人物，工作十分出色。他在瑞典、丹麦、挪威开设分公司。在比国呢，他得到一些官方机构的支持，因为在那时候都想要重振奄奄不振的出口事业。 　　 贾斯巴尔早就跟莱奥有来往。财务主任纳萨兰·德拉伊也是一样，早跟莱奥有往来，而且为人坚强，有业务水平，一向反对纳粹主义。他知道赚的钱是用来资助反法西斯的组织的。 　　 莱奥担任公司经理，密克莱成了股东。企业发展很快。1940年5月，北欧各国的分公司搞得都不错，跟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也有了往来，甚至和日本也有买卖。我们在日本买人造丝。分公司管事的，都是正当商人，谁也想不到总公司是干什么的。 　　 1938年初夏，我的妻子露芭带了第二个儿子埃德加来到比国。孩子才一岁半。 　　 我一家团聚，完全象个殷实商家，稳当，可靠。露芭自然是个端庄雍容的家庭主妇，在家务和社交之余，仍然和比京苏联商务代表团的成员保持联络。我们家住在比京理查，纽堡大街一所僻静的宅子里。莱奥家住得很近：普吕当·伯尔大街117号。他跟德拉伊和密克莱，既是朋友，又合股经商，当然过从甚密。 　　 不过，有时难免出些事情，妨碍我们走我们选择的道路。露芭在莫斯科到比京的旅途中，吸取了教训。人们为了避免麻烦，交给她一份护照，身分是法国小学女教师。也许一些细节没有预先安排好，她在路过芬兰、赫尔辛基的时候，坐出租汽车，司机是个白俄，向她问道： 　　 “你说你是法国人，怎么孩子会讲俄国话呀？” 　　 的确，埃德加讲了几个俄文字，露芭没有留神。她答道： 　　 “是呀，不过您知道，这孩子学话特快。他在俄国呆了几天，就有点会讲俄国话了。” 　　 所以，预防是永远不会多余的。 　　 过了几天，我也要体会到这一点。 　　 我们公司的业务，在比京正常开展。我在比京一家大银行里，开了个户。过了几天，我名下的支票本子老没送来，便跟莱奥一起去催问一下。 　　 得到的答复把我们弄得相当为难。原来不久以前，银行经理处决定对外籍存户进行一次原籍调查。这就不难想象，到魁北克去调查亚当·密克莱这么一个公民自然会得出怎样的一个结果。 　　 我跟莱奥商量一下，决定宴请银行经理。酒到半酣，我便给他编了个小故事。我说：“我是犹太人，除了办实业，还想给同族人帮帮忙。这些人都想从德国银行里把存款提出来。这种手续都需要绝对保密，所以我向贵行在魁北克的分行叮嘱过凡是有人调查，便回答一个不认识。” 　　 经理听了，信以为真，并且表示事前没有接头，十分遗憾，马上去电加拿大，撤消调查。 　　 过不了几天，支票簿便送来了。为了证实我没撒谎，便存进一笔巨款，算是在德国的犹太人家汇来的。 　　 情报中心估计我们用商业作掩护，已经站住了脚，便开始派生力军来。1939年春天，来了个卡洛斯·阿拉莫，算是乌拉圭人，其实在俄国叫做米凯尔·马卡罗夫，是个军官。 　　 他曾在西班牙共和国空军中参加过战斗。年纪又轻，信仰又坚，难免有点贾勇轻敌，来时脑袋上闪烁着英雄的光环。这就决定了他为人和当兵的作风。有一天，佛朗哥的部队步步进逼，形势险恶。守军请空军支援。飞机都整装待发，可是莫名其妙，找不到驾驶员。阿拉莫便自告奋勇，跳上飞机，扑向敌阵，摧毁了目标，完成了任务，安然返航······问题是有这么一个细节：阿拉莫不是驾驶员，而是个机械士。 　　 我们第一次接触定在安特卫普动物园，上午八点半。阿拉莫准时来到，擦肩走过，却假装不认得。 　　 又过了三天，重新在原来的地方约会，阿拉莫早就来到，就不过来，反而急忙走开。苏联商务代表团的联络员波尔沙科夫告诉我说，阿拉莫之所以不跟我接头，那是因为有人跟踪。我觉得古怪。怎么我什么也没觉察呢？只好再打听一下。 　　 结果还是波尔沙科夫告诉我说： 　　 “两次都有人在跑步。” 　　 “你那个家伙是傻瓜。那些人在那儿跑了十年啦！尽是些运动员，每天都在动物园跑步。” 　　 我开始怀疑，人们太推崇了阿拉莫。但是他很快就给了我好印象。 　　 当然，有些现象是错不了的，从中可以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人对交给他的工作缺乏经验。战场上的英雄不一定能搞好情报工作。他在莫斯科情报中心受了三个月收发报训练，这不足以培养出高手来。但是他为人的品质，却超过其他方面。 　　 阿拉莫自然也享受到商业掩护的好处。他被派到奥斯当德去，担任“橡胶王”分公司的经理，发现他销售雨衣的才能并不怎么样。我能理解他，从西班牙天空来到比国一家商店里，变化是大了一些。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派一位出色的助手，霍力克夫人，帮他掌握一应物质问题。 　　 第二个来到的是维克多·苏库洛夫，也是苏联军官，也是乌拉圭公民，取名文森·谢拉，他是1939年夏天到来的。今后，咱们老要碰到他，用的别号又叫肯特。原定他在比国只呆一年，以后就去管一个设在丹麦的分行。他和阿拉莫相反。阿拉莫一直不改变业余爱好者的态度，而肯特却十分积极，先到布鲁塞尔大学报了名，学会计和商法。露芭也在上大学，学文学，便负责跟他联系。 　　 这位肯特和阿拉莫一样，在西班牙搞了一些资历，又担负了机要工作，却在我的心目中，不如后者那样值得凭信。我怀疑他给内政部做工作，同时又搞军方情报。这种情形并不稀罕。内政部是有这么一种坏作风，派特务钻进红军特工部卧底。“红色乐队”也不例外，我好几次掌握了证据。 　　 1940年初，我们在商务代表团里，负责联系情报中心的联络员告诉我说，他不能再管我们的事了。内政部的人经常跟着他。我马上通知代表团团长，盯梢才算停止。 　　 同样，我在1941年发现负责同维希苏联武官联系的交通员太爱管那些不该他管的事。 　　 这种联系实在没有必要。自从我当了欧洲军事情报局的代表，觉得这样的联系方式十分危险，而且很不正常。国外情报网跟情报中心的联系，怎么能通过苏联驻外的官方机关呢？道理非常简单，官方的机关人员都受当地反间谍组织的严密监视，很可能截留使馆的电报。 　　 和平环境最多过不了几个月，若不加以充分利用，那将是不得了的错误。然而，我还有一些要紧事没有办妥：建立无线电收发报直接联系；成立可靠的交通员队伍；在中立国普遍布置邮政信箱。为此，我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从1938年夏天一直到开战，我们绝对避免搞情报。我们的目标在于巩固商业掩护，建立基层组织，一声炮响便能上阵。 　　 我们连一分钟也不能错过，大限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