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特拉斯堡大道的一座寓所里，住着一位老太太，她曾经当过我同阿历克斯·勒索沃瓦的联络员。巴黎解放后几天，我在她家里接到情报中心给我的一份电报，表扬我的行动，并要求我等候苏联第一个军事代表团到来。 　　 到处都可以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但是尽管有这种欢乐的气氛，有这种如释重负的兴高采烈的印象，我不应看不到放下武器还为时过早。有时，正是你最想不到的时候，正是你认为敌人已经被打倒的时候，敌人却利用这种机会，在你背后给你一刀。如果说，这位潘维茨先生在逃避审判而逃跑之前，留下个定时炸弹，或者布置几个武装匪徒，以便更有把握地把我干掉，这完全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阿历克斯那个组一直保持警觉，并且曾发现一些可疑分子的踪迹。这些人似乎在寻找我。他们到过卡茨以前在埃德蒙·罗杰街的住宅，到过盖世太保档案里列举的寓所。这些无恶不作之徒、拉方匪帮漏网的家伙肯定是奉潘维茨的命令要找到我，要我的命。阿历克斯说他可以肯定。因此，我必须小心提防不要自我暴露，不为普遍的欢乐气氛所感染，把自己送上这最后一批亡命之徒的枪口前。于是，我仍然留在梅尼街，处于半地下状态。 　　 1944年11月23日，从苏联来的第一架飞机在巴黎着陆，载来了莫里斯·多列士和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诺维科夫上校，他负责遣送莫斯科提名的俄国人返国。诺维科夫很友好地接待我，告诉我不久后就可以趁这架飞机返航之便出发。 　　 等待的时间比预料的要长。1945年1月5日，我终于坐上飞机，身上带着苏联护照，用了个假名。我们一共十二人，其中有拉多，几天前，我才在诺维科夫住所里见到他，还有他的助手富特。 　　 在欧洲的心脏，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因此，到莫斯科去的航线必须绕一个大圈。飞机首先向南飞行，然后经过马赛和意大利，到达北非美军占领的一个机场。在这个中途站过的两天是很愉快的，受到的接待好极了。我们同飞行员坦率地、兄弟般交谈。 　　 我们又再起飞，首途开罗。拉多坐在我旁边，他丰富的知识使我受益不浅。我在前面说过，他是个地理学家。他给我介绍我们飞越的地区。其他的乘客并不健谈。但是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六十岁上下，白发苍苍，身材粗壮，一双有力的大手表明他是经常劳动的。他走到我面前，自我介绍说： 　　 “查里亚普涅科夫同志······” 　　 查里亚普涅科夫！我着实吃惊不小。 　　 “查里亚普涅科夫，工人反对派领袖？” 　　 “就是我本人······” 　　 查里亚普涅科夫是个冶金工人，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同科隆泰夫人一起领导过一个派别，在1920年--1921年间的党内，主张工会对国家保持独立性，并捍卫罢工的权利。当年，他对自己有一双长满了茧的手，是个真正的无产者，理所当然感到自豪，因此曾经受到列宁的嘲弄。有一次，正在讨论得热烈的时候，列宁向他喊道： 　　 “这位同志向来如此，又摆出他那真正无产阶级的身分来了······” 　　 然而，列宁尽管不同意他所持的论点，但在取缔工人反对派的问题提出来时，却在中央委员会里为他辩护。我一直确信：同所有老布尔什维克一样，查里亚普涅科夫受到了清党浪潮的冲击。他对我解释说： 　　 “在工人反对派失败后，我在列宁帮助下，离开了苏联，到巴黎去，当了个木工。现在红军胜利了，我决定归国，因为我热爱祖国。我写了信给我的朋友莫洛托夫，请他在这方面帮助我。他给我回了信，热情洋溢，鼓励我回来。我肯定他会坐汽车来机场接我的。我十分希望能马上再为党和国家出力······” 　　 这个老布尔什维克，尽管受到冲击，仍完整地保持着他年青时代的信念。他那种有点天真的热情是感人的。我对他表示祝愿，祝他不致于太失望······ 　　 在开罗，我们住在旧城的一个旅店里，到达的第二天，我同其他的旅伴一起到苏联大使馆去。所有人都到了，只有拉多不在。为什么他不跟我们一起来呢？当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便同其他人一起去买东西，把人家给我们的那点钱花光。这一次，拉多却在那里，但是，使我诧异的是，我发现他把他那一份钱留下来没花。 　　 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就在旅店前集合，等候公共汽车到飞机场去。拉多并没有同我们在一起。大家感到奇怪，便到他房间找他。人不在，床上原封未动，显然他没有在旅店里过夜。他会不会在旧城遭到袭击呢？有人认为有可能，因为这种事情是常常发生的。 　　 我吗？我知道前一天晚上他出了什么事，但是我一个字也不吐露。当时，他到我房间来看我，向我提了一些问题，毫无疑问表明了他的意向。 　　 “你了解埃及的生活情况吗？你认为一个人能在埃及定居而没有什么困难吗？” 　　 拉多还是找不到······中午前后，飞机起飞了，首途伊朗，飞机的乘客只剩下了十一位。 　　 这个时候，情况越来越坏。我真的以为要死在回莫斯科的飞机上了。我们飞了一个时候，天气变了，遇到了暴风雨，风卷着雨打在飞机上，但是飞机仍继续爬高。能见度等于零。机员脸上都露出了不安的神色。我们很快就明白机翼上开始······结冰了。空气变得稀薄起来。我们没有氧气面罩，逐渐感到手脚麻木起来。驾驶员们不停地呼喝着，竭力保持清醒。飞机继续攀高，大难随时都可能发生。我心里想，真荒唐，太不值得了，象我那样打了半辈子仗的人，却找到这个机舱做坟墓！ 　　 飞机终于不再攀高了，并且开始下降。我们一层一层地降落，重新回到了通常的高度。我们抵达德黑兰的时候，飞行员告诉我们说：天气不好，飞机偏离了航线。由于盲目飞行，一点东西也看不见，他们一直害怕发生最糟糕的情况。命里注定，我最后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天气条件耽误了我们从德黑兰起飞的时间。富特和我被邀请到苏联武官家里去。他告诉我：关于拉多失踪的事，莫斯科已经知道了。他认为我们也许可以告诉他点什么情况。 　　 富特很着急，大家都很理解他的心情，因为从目前情况是很容易想到他同自己的上司串通的，有些人是会毫不犹疑地这样想的。富特对苏联武官声称： 　　 “发生了这种事情，怎能叫我到莫斯科去报告我们在瑞士的活动呢？我一定会受到嫌疑的，无论我说什么，人家都不会相信的。” 　　 我飞往莫斯科途中，心里老惦记着拉多潜逃这件事。就我而论，我知道他完成了任务，成绩之佳是当初想都不敢想的。他是问心无愧的。拉多长期参加斗争，很年青时就参加了匈牙利贝拉·库恩的革命运动，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在瑞士，他对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正因为他十分熟悉情况，具有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才认为：尽管胜利了，但苏联国家保安部的统治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预料到在莫斯科等候着他的是什么命运。他不愿意在斯大林的监狱里了结他的一生，因而在开罗潜逃了，事先还作了安排，保证他妻子和孩子们在巴黎的安全①。 　　 这个事实，我得承认我是后来才完全看清楚的。我当时很天真，相信战争结束了，恐怖政策也会随之而告终，制度就会有所改进。一个经历过战前清洗的人竟然表现得那么轻信，确实叫人吃惊。但是，无论如何，当时我还是决定回到苏联，这里有个决定性的原因：我一家人都在那里啊！我不象拉多那样，能够心安理得，确实知道自己的家庭在巴黎安全无恙。我很清楚，如果我半途跑了，一家人势必要承担后果。 　　 莫斯科愈来愈近了······矛盾复杂的心情使我十分激动。我特别记得的是那压倒一切的欢乐情绪，因为分别多年以后，我终于可以同亲人团聚了。飞机的轮子一擦到跑道，我觉得自己是个心满意足的人，因为我完成了任务，对于过去所做的事，感到自豪，渴望得到我辛苦挣来的休息。我怀念着我的同志，牺牲的烈士和惨遭折磨的人。 　　 已经入夜了，我走下飞机的梯子，试图去辨认我的亲人。真是枉费心机，没有人来接我，也没有人来接我的旅伴。一队军官组成了我们的接待委员会。军人来迎接战士，不错，勉强也说得通嘛。 　　 一批高级军官-一些上校-向我走过来，十分热烈地欢迎我，请我上车。突然之间，我心里一亮，认出了其中的一个人。1937年的时候，他是个上尉，他大概是飞黄腾达了！我一到达，就有一个问题急于想提出来，于是，我问道： 　　 “我的妻子和孩子呢？” 　　 “请不要担心，”我的一个向导对我说，“他们都很好，你的妻子在一个疗养院里疗养。我们没有时间通知他们，因为不知道你们确切什么时候到达。总之，情报中心领导考虑让你到一个地方住两三个星期，安安静静准备你的报告。我们就是来把你带到那里去的。” 　　 在一个出差的上校家里，给我安排了两个房间。上校的妻子和女儿出来招待我们。在离开之前，我的护从人员一两个上校-对我指着一个年青的上尉说： 　　 “这就是你的副官。你需要什么，都由他安排······” 　　 把我隔离开来，好让我安静地写报告。还有个副官，好象我需要个什么副官似的！这两个上校半真半假的态度，特别是我的妻子人面不见，所有这些因素，说实在的，在我心里造成一种奇怪的感觉，甚至使我产生怀疑。 　　 我在新居安顿下来，至少要比蒙帕纳斯潮湿的街道要舒服一些，那个时候，我离开了白宫养老院，就象个孤魂那样，徘徊街头。 　　 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有客人来访了······他们一共三个人，两个穿军装，一个穿便服。我认出后面一个是1938年在情报中心负责政治工作的。这个官衔掩盖着一个事实：他是内政部的一名将军。 　　 他们带来了一顿豪华的晚餐，但是我打断了口福的享受，提出我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你们及时收到了1943年1月我写给党领导的报告吗？” 　　 “收到了，收到了。我们收到了并且考虑到了你的报告。” 　　 然后是一阵静默。接着那位将军改变了话题。他问我： 　　 “这么说，你对未来有些什么打算呢？” 　　 我心里想：就看你们如何决定了。但是我回答说： 　　 “我已经结束情报工作了。我生活的这一章已告一段落。但是，在回到波兰退休前，我希望能同情报中心说明一下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还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地说： 　　 “我打算搞清楚情报中心领导方面所犯的一些严重错误！” 　　 这个“宗教裁判所”的将军脸色阴沉下来。 　　 “是吗？你所关心的就是这一些！” 　　 “难道你就不关心吗？·····首先，我想对“红色乐队”的最后一次行动提出建议······” 　　 “好吧，”那位将军打断我的话说，“我们明天就研究你的意见······” 　　 第二天，有两个上校来访，我马上发现他们十分熟悉“红色乐队”的档案材料。 　　 “我确信，”我开始说，“格罗斯沃格尔，马卡罗夫，罗宾逊，苏科洛夫，马克西莫维茨都还活着。可以而且应该把他们救出来。但是，关键在于你们是否同潘维茨还有联系······” 　　 “他躲到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里去了。我们是从可靠方面知道的······” 　　 于是，我建议派两个熟悉“红色乐队”历史的军官到潘维茨那里去，告诉他：从1943年2月以来，情报中心通过我的报告，已经知道“大赌博”的真相。他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挽救“红色乐队”被囚的战士②。这样，战后处理他的时候，可以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否则，就马上把底细通知希姆莱和包尔曼。如果他们知道了原来那么长时间都是莫斯科领导在那里牵线的话，就一定会追究潘维茨的责任，势必使他大吃苦头，因为他们仍然有能力给他算账的。 　　 在我看来，这个建议是完全正当的，合乎逻辑的。我的两位对话人郑重地答应向领导上转达我的意见。 　　 我在莫斯科用了头一周的时间去写报告，有一个女打字员协助我。但是一天一天过去，我发现我头上的阴云愈积愈多。除非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看不见，不然的话就一定会明白我的苦难还远远没有到头。显然，我并不是受到欢迎的战士，起码人家并不认为我立了什么功。 　　 我在给我安排的住宅里过了三天，内政部的两名军官才把我的行李箱带回来给我。原来，我在离开机场时，错拿了查里亚普涅科夫的行李箱，他的箱子同我的一模一样，到发现时，已经太晚了。查里亚普涅科夫也发觉他弄错了。内政部的那两个军官是负责把箱子换回来的。 　　 这两位使者的“身份”是很说明问题的：显然，查里亚普涅科夫也落在他们手里了。这样我就明白了：莫洛托夫当时给他写过这样热情的信，邀请他回国，现在是如何接待他这个“亲爱的同志”的。真是阴险透顶了。我心里十分难受，感到无限痛心和厌恶，想到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多么不幸！本来，他是那么高兴地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准备贡献自己最后的力量，却发现自己落在怎样的一个圈套里！他在等候莫洛托夫的汽车，人家却给他派来了保安部的汽车，把他笔直拉到卢比昂卡！ 　　 我的“副官”唯一的职责就是用他那双黄鼠狼般警觉的眼睛监视我。除了同我在一起的时间外，其余的他都用在房东的女儿身上······一天下午，他外出了，我走进他的房间，我发现的东西使我恍然大悟：这混蛋把一份报告落在桌子上了。报告精确地记录下我的一举一动，我在那上面看到了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更不用说那些栽在我头上的假话和无中生有的东西了。暗探加伪造犯，真是个理想的伴侣······于是我决定批改这个模范告密者的作业，在所有不正确的地方下面，用红笔划上杠扛，并在页边批上“撒谎”二字。 　　 我的护法神这一天回来得很晚，第二天就人面不见了······无疑地，他宁愿抢在我前面向他的上司报告。 　　 我回来以后的情况是不难作出总结的：几乎毫不掩饰，我成了个十足的囚犯。 　　 人家又给我调来个新副官，比以前那一个年青。他采用献殷勤的办法。他请我去看电影，我接受了······画面在我眼前一幕一幕掠过，但只能引起我注意几秒钟。我脑子里只翻滚着一个问题：他们要把我怎么办？ 　　 过了十天，那三个人又来吃晚饭了。象头一次那样，我一点也用不着操心，因为他们带来了丰盛的肴馔。 　　 尽管佳肴美酒，任你享用，但是气氛缺乏热情。毫无疑问，他们是负责来盘问我的。我们先前的聚餐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并不佳，他们希望这一次，我的情绪会好一些。内政部的将军打破冷场： 　　 “那么说，”他问我道，“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回到我的故乡波兰去，但是首先我想同领导上谈谈！” 　　 他摇摇头，显然，我是个无可救药的顽固不化的人。他的回答是干巴巴的： 　　 “要是你那么迷恋过去，奥托，那么同你谈这问题的就不是我们了。这要在别处谈了（他很强调最后四个字），你明白了吗？” 　　 “我很明白，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我根本不想知道谁管这件事！” 　　 这太过分了。那将军站起身来，也不同我告辞，便和他的同伴一起走了。我可以倾家荡产地打赌，他们一定马上去报告了。我的态度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竟敢痴心妄想要情报中心作出解释，梦想回到我亲爱的波兰去，真是荒唐，不知天高地厚，不可饶恕的野心啊······我发现，我们几乎没有触动桌子上的菜，这些菜却都是十分美味的。 　　 我安安静静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我准备对付最糟糕的情况。反正我听天由命。一个上校来了，是另外的一个。我差一点没对他说：“请进，我已经恭候多时了······” 　　 他对我说：“你得换个住处。” 　　 我咬住舌头才不致于问他：那个地方生火不生火，铁窗有多厚。我收拾了东西，就跟他走。我们上了一辆汽车，谁也不说一句话。黑夜已经降临，但是我颇为熟悉莫斯科，可以估计出我们是朝哪个方向开去的······到了捷尔仁斯基广场，即使我还有什么疑问的话，这时也消失干净了，那大名鼎鼎的卢比昂卡就座落在这里。 　　 我们一跨过第一道门，那两扇沉重的大门就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我们到了第二道紧闭着的门。那个上校一点也不离开我，一句话也不说，便上前按铃，然后通过门上的小窗眼，同一个什么人交谈了几句。门开了，我们便到了这个大衙门的接待室。上校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收条，交给了值班军官签字，然后向我转过身来。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长时间地、热情地握着我的手。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钟。我可以作证，他的眼睛闪着泪花。最后，他走了。 　　 我四面看看······有如身处大雾的云烟中。然而，现实刺得我眼都花了：我是个囚犯，是卢比昂卡的囚犯。 　　 ①拉多的自由是短暂的。最初，他在一个英国军营里避难，但莫斯科马上提出了强硬的要求，向英国要人。当问题涉及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时，拉多的命运就没有多大分量了。他“逃亡”几个月后，苏联内政部的军官便来找他。从此以后，他便落入魔掌。 　　 ②为了澄清一切疑窦，我得再说一遍，别动队队长潘维茨完全有权力缓期执行死刑，只要他手里的囚犯活着对“工作”有用处。当然，在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的战友们的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