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五日，上海和会派赴西安监督停战的张瑞玑，由西安来电，报告陕西停战划界业已实现。　　张瑞玑三月二十二日到达西安时，陈树藩的‘八省联军’已取得很大进展，气焰嚣张，没有停止进攻的意愿。对靖国军提出的恢复第一次停战令后的防地，和撤走围攻乾县的北方军的主张根本不予理睬，仍诬坚守乾县之靖国军为土匪。　　有史料记载：“张瑞玑受陈笼络，偏袒北方，在他拍发的电报中亦有隐称靖国军全是‘土匪’的话语。张瑞玑的言行引起了陕西靖国军的极大愤慨，于右任总司令通告各方严予驳斥，并在致张书中有‘闻执事将去矣，长安市上古物字画，为之腾贵’之语，揭露张瑞玑接受陈树藩贿赂的丑行，张不得不怏怏而去”　　张瑞玑(1872～1928)字衡玉。山西赵城（今属山西洪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光绪三十二年(1906)后，曾在陕西韩城、兴平、临潼、长安等县任知县。　　辛亥革命前加入中国同盟会，西安光复的第三天，受命组织民政.府于咸宁县署。民政.府与参谋处合并为总务府，张与王锡侯共同主持总务府下的铨叙局。共和建立，辞归太原，任山西省军政.府财政司司长。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曾署理山西民政长，后辞职去西安，被推举为陕西省军政.府顾问。　　在第一次南北和议中，袁世凯曾声称陕西、山西两省的革命党人为“群盗”，提出“秦晋群盗，不在和议条款之列”。　　张致书袁世凯：“执事谓秦晋群盗，瑞玑不敢辩，然奉执事令征群盗者，害且百倍于盗。执事视其焚掠不禁，是残民也；逆天下之心，是树敌也；避南军之锋，专攻秦晋，是示怯也；朝议停战，夕谋进攻，是背盟也。残民不仁，树敌不智，示怯不勇，背盟不信，秦晋之人，固将有以待执事也。”　　当张得知袁世凯逼迫孙中山让出大总统位时，再次致书袁世凯谓：“大总统者，国民之所同推，非一方所得私举。孙公人望所归，故天下共举之，又安能以其位私授予人？”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一命归阴后，张在庆幸之余，以辛辣的笔锋，写了《祭袁世凯文》，内称：“汝今死也！恶贯满盈，皇梦不成。民穷财尽，乞美求日，未得其逞。花招骗世，知者齿冷。积恶成疾，一命归阴。衣冠羽化，面目狰狞。噫嘻!早死一年，香臭难分。今日物化，盖棺论定。呜呼哀哉!……若在中华征民意，死尔万千谁挽留？”　　我们前边提到的，臭名远扬的杨翠喜案，查案大臣以“查无实据”复命，御史赵启霖反倒以“奏劾不实”被革职。　　如此大案，事关朝政与皇室体面，醇亲王与大学士尚不敢查实，参奏的御史也遭祸，但张瑞玑却敢以《杨花曲》实记其事，将该丑闻宣扬天下。　　《杨花曲》前有小序，简述那件卖官丑闻，诗中详细叙述了事件经过。开头为：“东风吹绿满天津，轻薄杨花乱扑人。落絮沾泥飞不起，化作薄命女儿身。”先从杨翠喜写起，写这位女伶的风流漂亮与动人。随后写王孙载振于国难当头之时如何荒淫游乐、寻花问柳：“春风猎色打花围，小队青衣拥马飞。西邸宾朋皆内相，津门草木生光辉。……杯盘狼藉夜沉沉，丝竹凄凉亡国音。不下铜驼卧荆泪，还存金屋贮娇心。……河间王邸列群芳，家卉争如野卉香。”其下写段芝贵观察“红丝月老费商量”、“亲代天孙筹聘钱”事，“香车宝马配双环，比肩亲载玉人还”。　　再下即写到事件的要害：“消受章台一枝柳，人天好事感良友。昆仑肝胆押衙心，酬恩岂在谢媒酒。阿翁只手揽朝纲，亲草诏书代玉皇。白山黑水新开府，头衔一旦生光芒。”这几句是全诗的关键所在。　　载振得到杨翠喜后，为了感谢段观察，就让“只手揽朝纲”的老子授予段芝贵要职，段氏便得到了黑龙江巡抚的头衔。叙此经过后，诗人还有更厉害的话：“天语飞传万众骇，辽东节度用钱买！”天语，朝廷的诏命也。公然对清廷进行严厉斥责。　　诗人笔锋，并不止此，又写道：“多事青骢赵御史，弹章再拜奏天子。太息深宫拊玉床，预人家事竟如此。朝廷家法本疏宽，尧母仁慈左右难。白发龙钟老宰相，护持亲贵费周旋。”以反语讥讽说，卖官是皇帝家的私事，赵御史何必多事参奏，惹朝廷不快，让慈禧太后为难，又苦了年迈的孙家鼐费心周旋。　　诗的结尾为：“杨花依旧随风飞，荡作游丝绾不住。”照应开头，又含无限讽刺意味。这样才气横溢的诗作，出自三十五岁的青年诗人之手。作为清政.府的下级官吏，敢于以诗讥刺朝中权贵直至皇帝与慈禧太后，不但全然不顾自己的功名与前途，甚至连身家性命也置之度外。诗人肝胆，感人至深。所以章太炎称张瑞玑这样的人，“近不可得已”。　　一代名流——张瑞玑，身为清朝官员而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成为革命党人的朋友和同志，同盟会成立，即“慨然与焉”，并积极响应起义。其后义正辞严致袁世凯两书，也曾置生死于不顾抵制曹锟贿选、斥卢永祥军之土匪行径，及反对帝党分子沈铭昌长晋，充分表现了一位正义正直之士的品格和胆气，名重一时，长令后人钦敬。　　张瑞玑又是一位藏书家和饱学之士，十万卷藏书后来悉捐山西省图书馆。而他同时又是一位画家，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　　章太炎在《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中说，张瑞玑“自谓书不如画，画不如诗，诗不如其为人，盖笃论云。”　　派张瑞玑赴西安监督停战是南方推荐的，但结果却令南方大失所望。　　这样的一位凛然正气的名士，怎么会收受陈树藩贿赂，置事实真相于不顾呢？　　看来，陈树藩贿赂之物是名贵书画之类。如果是其他的金银财宝，像张瑞玑这样的文人，或许很难被打动。但名贵书画就不一样了。看来，一个官员想保持清正廉洁也并非易事，因为这行贿之人实在是无孔不入。　　收了人家的东西，就得给人家办事。　　或许，在张瑞玑看来，“读书人的事”不能算是收受贿赂。或许，他还认为，虽然他说了假话，但有利于促和，不算是干坏事。　　只是，张瑞玑应该也为此而自愧，因为此后，“张隐居长安闭门读书，绝意世事不复问政”。　　由于李纯的敦促恢复和谈，张瑞玑的陕西已经停战的电报四月一日到达上海，遂使和谈谈话会于四月七日恢复。这样。停开三十七天后，四月九日上海和谈恢复正式会议。　　双方的代表还是有诚意的。和谈正式恢复后，南北双方代表达成一项共识，为了避免来自各省人民团体的干预，南北双方代表相约不公布会议的内容。于是，上海和谈变成了“闭门会议”。　　南北双方代表同时决定把双方所要提出的问题，完全提出来，逐一谋求解决途径。　　南方的条件是：取消中日军事协定，裁撤参战机构及其所属部队，停止继续支用参战借款。国会自由行使职权。善后借款南北分用。军政.府所颁法令均应认为有效。湖南、陕西两省的善后。　　北方的条件是：全国裁军方案“全国兵额规定为五十师”，军民分治，地方自治，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善后借款。　　国会问题是双方争论的焦点。南方坚持护法，提出，广州军政.府的政务会议确定，“坚持维持法治”为最高原则，如果不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南方的护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没法向国人交代，因此，解散安福国会是在法统上必争的问题。　　而安福国会是徐世昌取得总统的法律根据，如果取消了安福国会也就取消了徐世昌的总统地位，尽管徐世昌和段祺瑞对和谈意见不尽一致，但是在维持安福国会问题上，两个人态度都很坚决。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启程南下时，曾谒徐请示哪些条件可以接受和让步。　　徐答：“除了国会问题外，一切问题都可让步。”　　言外之意是国会问题是不能突破的底线。　　于是，国会问题又使和谈陷入僵局，走进了死胡同。　　为打破僵局，李纯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把民国六年国会被解散以前的宪法会议恢复。　　由旧国会议员在南京召开宪法会议的三读会，完成制宪过程，并且通过追认徐世昌为总统，然后公布宪法，解散南北两国会，根据宪法规定的国会组织法与国会议员选举法，进行选举，召集新国会。　　李纯的方案获得徐世昌的同意。这方案情理法都能顾到，既符合南方“维持法治”的要求，又保全徐世昌的总统地位，南北两国会则同归于尽。　　任何一个对待的谈判，得以实现的条件是谈判的各方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如果某一方寸步不让，谈判是很难取得成果的，除非所谓谈判是城下之盟。　　李纯这一方案，照顾到南北的核心关切，双方又都做出了妥协和让步，无疑是可取的。　　但是，这样一来，就没有安福系什么事了，安福系显然是无法接受的。　　在北方代表团中，有安福系分子参加，他们把李纯方案电告北京的安福国会。　　段祺瑞和安福国会获知这个方案，为之大哗。　　四月十二日，北京安福系总部根据北方代表方枢发来的密报，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　　到会者一致痛斥徐世昌和钱能训出卖北方的行为。与会人士中有人主张撤换北方总代表朱启钤。有人则主张先推翻钱内阁。段祺瑞的重要策士曾毓隽则大骂徐世昌记恩负义，主张对总统提弹劾案。　　最后有人提议先礼后兵，推参议院议长李盛铎（这时梁士诒已辞去参议院议长，议长一职由李盛铎继任）去见徐，质问徐为何同意出卖北方的方案。同时安福国会参众两院同时邀请全体国务员出席答复质问。　　与此同时，段祺瑞计划召张作霖、倪嗣冲等到天津再举行一次督军团会议，准备向徐正式开火。只是因为曹锟反对，说这会引起外交团的干涉，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徐世昌、钱能训在安福系愤怒地攻讦下，矢口否认有取消安福国会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