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重九起义又称辛亥云南起义。　　早在一九零五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会员中的云南留日学生就成立了云南支部。推吕志伊为负责人，并派人回云南开展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前，云南的革命党人，主要是通过讲武堂中的同盟会员发展力量。　　武昌起义成功后，云南革命派积极响应。从十月十六日到二十八日，昆明同盟会员举行几次秘密会议，讨论布置起义事宜。推举新军协统（旅长）蔡锷为起义军总司令，决定于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九日）午夜起义。　　蔡锷。一八八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东之亲睦乡蒋家冲（今邵阳市大祥区），一户贫寒的裁缝家庭。　　一八八七年随家人迁至武冈山门黄家桥（今洞口县山门镇）。　　幼年在私塾读书，十三岁考中秀才，十五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　　后入学上海南洋公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一八九九年赴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　　眼见祖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一九零零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　　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　　一九零四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被聘任为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等职。　　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不久，云贵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一九一一年，蔡锷升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十九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　　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氛围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　　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晚八时许，昆明北校场士兵准备枪弹时，计划暴露，提前于下午九时发动起义。因十月三十日是农历九月初九，故称重九起义。　　李根源带新军七十三标中的起义者从昆明北门攻城。　　李根源，字雪生，又字养溪、印泉。云南腾冲人。生于云南腾越（今云南梁河九保乡），近代名士、中国国民党元老。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根源考入昆明高等学堂，在此期间大量读了《訄书》、《革命军》、《清议报》等书刊，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光绪三十年（1904年），李根源考入公费留日，先后入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学习。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李根源到横滨拜访孙中山，随后参加了东京召开的同盟会的筹备大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李根源任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云南》杂志社经理。　　宣统元年（1909年），李根源回国。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总办。　　是云南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正在巫家坝准备起事的蔡锷、罗佩金、唐继荛等闻讯，立即召集七十四标官兵，整队出发，由东南方向攻城。　　激战至三十一日中午，起义军完全占领昆明，昆明“重九起义”获得成功。　　十一月一日，革命者在五华山组成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为都督，宣布对内对外方针。　　数日后，各府、州、县传檄而定，全省光复。　　云南是武昌起义之后最早举行起义宣布“独立”的省份之一。　　起义的胜利声援了武昌，推动了贵州、四川及一些省的独立，为推翻清王朝在全国的统给，建立中华民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云南人民“重九”武装起义，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三十一日，南昌新军起义，建立了江西军政.府，吴介璋被推举为军**都督。　　吴介璋，字德裕，号复初，江苏省无锡市阳山镇人。自幼聪颖好学，十六岁被人聘为塾师。甲午战争爆发，遂弃文从戎，考入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后留校助办教务。　　同年，陕西巡抚魏光焘到江南物色训练新军人才，被邀请去主持文案及营务处帮办等，不久升任武威新军统带，为陕西训练了一批新军人才。　　嗣后清政.府下令各省成立督练公所，吴介璋受江苏巡抚署邀请，归籍任督练公所提调兼征兵处提调。　　吴介璋主张重新招收年龄较轻的有志青年，并改“募”为“征”，听从自愿报名。并先在常州设立征兵处，征招府属各县的乡民子弟进行训练。　　他在江西任江西武备学堂总教习及江西陆军测绘学堂总办期间，为江西训练了一大批新军人才，如李烈钧、熊式辉、刘峙等均出于他的门下。　　一九零四年张惟圣、彭素民、周养浩、邓文辉等在南昌组织了易知社。表面上是研究学术的团体，实际是反帝反清的组织。该组织积极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活动，并与湖南华兴会的黄兴取得了联系。　　一九零五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蔡复灵把同盟会江西支部设南昌市系马桩街。　　在他和张世膺、钟震川等人的努力下，深入江西武备学堂、测绘学堂、测量司和陆军小学传播革命思想。　　这个时时候，江西留学生俞应麓、李烈钧、彭程万、彭素民、欧阳武等也先后回南昌，进入军界工作，经常向士兵灌输革命思想，发动优秀学生加入同盟会。　　一九零六年江西组织了新军，同盟会派了不少会员投入新军，辛亥革命时，江西的新军几乎全掌握在革命党人的手里。　　在南昌新军起义之前，革命思想在新军中广泛传播，已经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比较成功地把一支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反动武装转化为反清的革命力量。可以说南昌革命条件已经成熟，只待时机到来。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九江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南昌，南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大受鼓舞，积极准备起义。　　新闻学界密切配合，报道九江起义经过，宣传全国革命形势，鼓吹“清**从此长辞矣”，“使社会一般人心”莫不趋向革命。十月二十五日，《江西民报》刊登九江独立捷报。　　商界也冒险尽力支持革命。　　南昌更是风云突变，倾向革命的清廷参议官张季煜、新军协统吴介璋与革命军加紧联系，南昌新军起义势在必发。　　清廷江西方面当得知九江起义后，日夜筹商应变之计。　　他们一方面宣布军队加倍给饷、安抚军心。　　另一方面，严加戒备，扩充军队，急调旧派军队和上饶防营限期到达南昌，准备用武力对付新军。　　面对官府的步步紧逼，革命党人加紧了起义的准备。　　十月二十八日，革命党人在工程兵队召开秘密会议，决议将马炮工辎各营队编成“光复军”。从工程兵队抽调人员组成精悍的越城队，设法夺取衙门守卫的武器。派周兆麟接洽城内警察，还确定了起义的日期。　　十月三十日晚十一时三十分左右，革命军越城队顺着顺化门城墙飞身登上城头后，打响了辛亥革命“南昌起义”的第一枪。　　倾向革命的原清廷巡抚卫队和警察按事前约定，在城内巡抚两侧的鼓楼和旗杆处浇了煤油，投了火把，引得火光冲天。大开城门，迎接光复军进城。　　十二时，“光复军”发出总攻信号，方先亮率领骑兵营进城占领军装库，蔡杰率工兵队、宋炳炎率辎重队蜂拥入城，分头占领各重要据点。　　清廷所掌握的少部分武力无力抵抗，巡抚冯汝骙慌乱中带着卫兵狼狈的躲入旺子巷的店铺里。　　城内在革命党人在俞应麓的组织下，学绅商界联合组织了一支“保安团”，维护地方秩序。革命军“在巡抚衙门放了几枪，烧了巡抚衙门门口的吹鼓亭和一根旗杆”，南昌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光复了。　　面对全国一片乱局，束手无策的载沣一改办事犹豫不定的习气，接连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四道上谕。　　其一是实行宪政。　　其二是马上着手起草宪法，“与民更始”。　　其三是革除亲贵秉政，表示一旦事机稍定，就将重新组织内阁，不再以皇族亲贵任内阁总.理和国务大臣。　　其四是大赦国事犯，宣布从戊戌变法以来，“所有因提倡改革获罪、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和此次乱事（指各省的起义）被胁自拔来归者，一律赦其既往；今后臣民如不逾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力，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　　当日，资政院开始起草宪法的准备工作。　　十一月三日，就将宪法信条十九条报奏朝廷。清廷阅后，即刻予以公布，并宣告‘择期宣誓太庙，以资信守”。　　清廷于十一月五日又批准资政院奏请，准许党人按照法律组织政党，借以养成人才，收作国家之用。　　同时谕令资政院速订议院法、选举法，预备召集国会。　　清廷的这一系列的作法，都是应当肯定的，也相当不错。　　可惜，世上的很多事就是这样，同样的事情，提前半年，或几个月，结果可能都会很好。但因为那个时候还有的选择，而不肯主动去做。　　当处于“城下之盟”，被逼得不得不做时，做得再多，恐怕也已经无济于事了。　　载沣摄政的清廷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