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烈的掌声中，胡适开始讲话了。他首先表示：谢谢校友的盛意。接着说：许多校友恭维他，说他有什么什么功，他绝对否认。并且不是谦逊，确是事实。下面就滔滔不绝的讲起来。会场里，时常发出入神的笑声。除了这笑声以外，便是一片肃静，只有胡适一个人讲话的声音。　　说到自己出国经历，胡适说：“抗战期间，我和傅斯年先生，在中英协谈话时，傅先生主张，叫我出国去工作。我当时拒绝，因为我的确没有那种能力，不敢出国去。哪知傅先生一再坚决劝我，他说他有这样愿望，在这国家多难的时候，国家叫我到那里，我就到那里，决不推诿。他说得非常激烈，以至于哭出来，哭得我没有办法。他这一哭，把我哭得出国去充军了九年。　　“在最初，我出国的目的，不过是随便考察考察。哪知后来又奉政府派遣，到美国去作外交的事情。这一下，整整四年。这四年的大使，可以说是毫无成绩，从来没有由我签订过一次条约，也从来没有经我借过一次款。所谓毫无成绩，绝对不是谦逊。因为，那时的世界局势里，任何人也不能有了功劳。那时的局面的大变动，纯然是整个的大局使然，不是任何一人所能作到的。同时，作事的人，不能存着立功的思想，否则就对不起国家。我在那时，也只是想说真话，说说负责任的话。所希望的是，或者使西洋人知道我们中国，是个文明民族。在那个大历史的局面里，如果说某人有功，我们绝对不要相信。”　　说到“五四”运动，胡适言道；“常有人说：胡适之提倡五四运动等等的话，这是莫名其妙的。‘五四’那一天，是星期日。不仅是我，连陈独秀在家里，也不知道外边有了烧房子打人的事。那天我在上海，住在蒋梦麟先生家里。正在从事欢迎美国杜威先生的工作。当天，一点也不知道。到了第二天看报，那时的上海报纸，没有北平专电。后来有人敲门，是时事新报的记者。他说：昨天北平出了大乱子，你得到什么消息没有？我说：我不知道呀。后来，又细打听，才知道有这件事。所以有人说：‘胡适之、陈独秀，提倡五四运动’，那是绝无其事的。但是，那时，中国外交失败，日本外交胜利。‘五四’的开会游行，既无人主使，也没有人提倡领导，完全是自然出动。这种精神的可贵，就在于此。我后来曾把这事件，写了一篇文章。将来在学生运动史上，该要有正确的结论。”　　说到了北大，这无疑是胡适讲话的重点；“今天因为天气热，我不多说。北大是值得大家努力的学校，希望能成为最好的大学。不过在目前，没有一个学校不感到困难。所谓理想的大学，恐怕是作不到的。北大有多年的历史，不是后人的鼓吹歌颂所能改好的。我们只有认请环境，认请使命去努力。　　“所谓领袖人才，是由哪里产生的呢？以前差不多产生于贵族社会。而在民主政治里，大部是从大学里挑选人才。几千年来，有所谓科举。在二千多年里，维系人心，为国家选拔人才。科举制度废除以后，高等学校就应该担起这种责任，造成领袖人才。这个任务，是要努力去做的。　　“我时常想：我们中国，最不幸的，就是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五十年不间断的大学。就是我们北大，也还差两年，才够五十年。”　　“我们中国是有五千年的历史，在国际上，坐了第五把交椅。先曾坐上第四把，后来因为不够，又来坐第五把。但是，在全世界里，科学不发达，文化不发达。差不多，一切都不大发达的国家里，能坐第五把交椅的，只有中国一国。虽然，不在四强之列。　　“在这个现情势下，我们若再不进取，那真不知将要怎样。努力的基本，仍然在学术方面。我向来很注重事实。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五十年不间断的大学。这是我们的大弱点，也是我们的大羞耻。　　“及至我到外国一看，我才知道，大学是可以迎头赶上的。只要有决心，只要政府有钱，肯花钱，肯努力，我们绝对可以迎头赶上。　　“牛津大学，开创于一八九一年。后来，由煤油大王把这破烂的大学整顿起来，办到现在。五十五年，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头等大学。坎尼弗尼亚工科研究院，在以前，从未听见过有这样一个学校。那是二三十年的功夫，就成了第一等学校。　　“我们北大，只有这几十年的历史。假若硬往前推，推到国子监，推到太学，推到明朝、元朝、宋朝，以至于汉朝，推到纪元前一百二十四年，那就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那样推，也没有办法。但是，学校的年头多少，是没有关系的。主要的，是要大学提到，高等教育提高等等。只要政府有决心，以及政府社会人士给钱，那么，我相信，再过十年，北京大学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可以成为世界上一个好的大学。　　“我对于本校，是相当乐观的。而且我的这种乐观，是有根据的。我谨答谢大家对我的好意，希望校友帮忙，无论校内也好，校外也好，我们一致努力，设法在十年内，把北大给成就起来。那么，在十年后，我们再会面谈话的时候，或者可以有点成绩，报告给大家。”　　胡适讲完后，校友们用力地鼓掌，把他送下台。胡适下去坐下后，又站起来说：“我还有两句话”。　　他指着身旁的冯友兰先生说：“冯先生是我们最老的校友。再过几天，就要到美国讲学去了。我想借这个机会，请冯先生和我们谈一谈，并且借此给冯先生送行。”　　冯友兰在全场欢迎声中走上台，满腮的胡须，掩不住愉快的笑容。他说：“北大最幸运，因为没有受到损失，而且还增添了些设备。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里，有三句话是：‘北大四壁琳琅，清华四壁皆空，南开四壁皆无’。我已看了清华，恐怕要恢复，还需要几年。北大在物质上，增加了不少机器图书，精神上又有了好校长，前途自可乐观。我在昆明时，有几个朋友在一块，就说蒋梦麟先生离开了北大。那时就想：谁能继续。大家都猜说：胡适之先生可能。后来发表，果然是胡先生。孟子说：以天下予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我为北大，庆幸得人。　　“方才胡先生说：对北大很乐观。我这人，平常也是很乐观的。有人说我‘心气和平，遇事乐观’。我对于胡先生十年造就北大的意思，完全相信。　　“在昆明时，看到西南联大的图书馆，我想起，我们北平教授，每人家里的书拿出来，差不多都比它多。一个教授家里的书，拿到昆明，可开一个图书馆。若是看东安市场里丹桂商场书摊的规模，那就更了不得了……”　　冯友兰讲完话后，由校友会代表，向胡适献签名书。　　签名书的开端，写着这样的话：“三十五年八月四日，国立北京大学校友会在母校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开会欢迎胡校长，对距七七事变已九年，距敌人投降之日将一年，距母校复员之开始方数月。校中教授自昆明先后到达北平，学生多数尚在途中跋涉。先生新出海外归来，国土重光，校舍如故，定觉欣然。先生在抗战期间，远秉使节，为国宣勤。今来长校政，承蔡故校长之遗绪，发扬北大之精神。此不仅为母校之幸，亦为中国学术界之光。校友等集会于此，一致向先生献其诚意之敬。爰签名于后，以供留念。”　　下面，是二百多人签名，第一名是“冯友兰”。　　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原为第四，后列第五的状况。胡适曾在先前北大校内茶话会中也提到过，主要是指当时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美、苏、英、法、中）评选之事。常任理事国是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即二战盟国的五大战胜国。最早是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的战后“四大警察国家”，即美、苏、英、中，后来在英国坚持下，又增加了法国。胡适本人于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从“四大警察国家”到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国际谈判历程，胡适曾亲身经历，所以记忆深刻。也因之对中国因国力不济而导致的国际地位不保，感到痛惜，所以归国之后，在公开场合，也一提再提。　　值得一提的是，在欢迎大会上，与胡适学术观点相左，终生的“论敌”冯友兰。作为北大资格最老的校友之一，在二百多人的校友签名簿上，第一个签名，且在会上对胡适出任北大校长高度评价大加肯定。而胡适同样对冯友兰，表示了充分的尊重。学术观点是一回事，个人间的感情和交往是另一回事，让人不能不对这些学问大家的人品心生敬意。　　在北大校友欢迎大会之后，胡适还担任过北平首个“八一五”胜利日庆祝晚会主.席。主持会议欢送蒋梦麟、傅斯年离任北大等诸多活动。　　8月16日，胡适主持北大行政第一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北大新建院系和教师聘任问题，决定在文学院下添设东方语言文学系，理学院的生物系分为动物系和植物系，新建农、工、医三个学院。9月20日，胡适正式接任北大校长。　　在他的主持下聘任樊际昌为教务长，陈雪屏为训导长，郑天挺为总务长，汤用彤为文学院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院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院长，马文昭为医学院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院长。　　此外还完成了各系主任的聘任工作，胡适自兼中文系主任。至此，抗战回迁的北大经过傅斯年的整顿和胡适的调整，开始走上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