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和交流的。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而后又有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现在，胡适站出来，问中国文学的正宗在哪？过去我们一直以《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注经、解经为学术的正宗。但是中国文学也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草根的、是民间的、是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唐传奇、宋元的话本小说、明清的演义小说。　　如果白话文也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一下子中国文学史就要重写了。现在回过头看胡适的《文学改良诌议》，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在当时读书人心中的颠覆性，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无法想像的。现在，文字很容易的普及，小学三四年级的孩子，就可以读大部头的书，真应感谢胡适那一代人给杀出的路子。　　也正是等到胡适开始讨论白话文以后，《新青年》的影响才逐渐大了起来。　　1917年4月9日，正在纽约忙着博士论文的胡适收到了2月号的《新青年》杂志，非常高兴地看到陈独秀响应自己的文章，支持文学革命。他回信表示“均极赞同”。　　前边说到过，此时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正大刀阔斧对北大进行改革，求贤若渴。陈独秀被聘请为北大文科学长后，他马上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蔡元培也读过胡适的多篇文章，特别是开先河的《文学改良诌议》，对胡适可谓是惺惺相惜，两人一拍即合。　　胡适呢，正求之不得，便匆匆忙忙告别杜威，离开纽约。经温哥华乘船返国，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现在国内文化界和北京大学的讲坛上。　　1917年7月10日上午11时，胡适平安抵达上海，回到阔别七年的祖国。　　在上海处理一些事务后，胡适于7月27日回到故乡绩溪上庄。他出国时太过匆忙，来不及向母亲告别，母子俩已经整整十年没有见面了。　　北大9月初才开学，胡适得以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家里陪伴母亲，走访亲友，并到江村未来岳丈家，希望在婚前与江冬秀见上一面，但未能如愿。　　胡适在上海时就给母亲写信，希望这次回家暂不成亲，等到北大安顿好之后再定日子。9月1日，胡适离开家乡，5日到上海，10日到达北京。　　胡适回国后，曾对上海的书店和故乡教育等进行考察，于1918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归国杂感》一文，表达了对离别七年的祖国的失望：“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文中说自己刚回到上海时，朋友请他到大舞台看戏，出来后胡适对朋友说：“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外表装饰都变了，但演戏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这自然也暗示：当时思想文化界的领袖人物跟胡适出国前也没有多少分别。刚回国的胡适深切感受到再造文明的压力和责任。　　1917年9月21日，北大正式开学。　　当年的北大，还在景山东街，即是马神庙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滩的红楼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译学馆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全在这马神庙的“四公主府”。　　这里的正门尚未落成，平常总是从西头的便门出进。进门往北一带是讲堂；往东一带平房是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们叫它做“卯字号”。　　卯字号里聚集着陆续进入文科的许多名人。其中有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故事。前者指的是陈独秀和朱希祖，他们二人是己卯年(1879)生的“老兔子”；后者指胡适和刘半农、刘文典三人，是辛卯年(1891)生的“小兔子”。胡适当年还不满26岁。　　开学那天，胡适应邀作《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演说。　　10月1日，北大正式开课，胡适讲授中国古代哲学、英文学、英文修辞学3门课，每周12个小时的课程，月薪260元。他最初暂居北大教员宿舍，后搬入朝阳门南竹竿巷，与同事兼老乡高一涵合租一处房子。　　刚到北大的胡适，虽然由于提倡文学革命而声誉鹊起，但要在国内的最高学府站住脚跟，却并非易事。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以浙江人为主的留学日本的章太炎弟子的天下。从旧学方面讲，太炎弟子们大多有所专攻，非胡适所能及。胡适到北大，很大程度是由于陈独秀向蔡元培的举荐，两人在文学革命上的共同主张是陈独秀举荐胡适的主要原因，但同为安徽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胡适到北大首先面对的不是北大教授们学术上的压力，而是如何在课堂上让北大的学生信服满意。　　据当年北大学生回忆，胡适到北大后不久，曾在大礼堂讲墨学，“反应不甚良好”。而初到北大的胡适，偏偏要讲中国哲学史，这难免引起学生的怀疑：“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当年的北大学生顾颉刚也是抱着这种想法去听胡适的课的。　　本书第三卷有这样一段话：　　胡适在北大登台讲课的头一天晚上，蔡元培来到胡适家。起初胡适不晓得蔡元培的来意，一个劲地说东说西，蔡元培只是耐心地倾听着。　　后来，胡适意识到有点诧异，于是想停下来问蔡元培找他有何事。还没等胡适开口，蔡元培就起身告辞。　　走到门外时，蔡元培忽然在黑暗中停住，对胡适说：“我聘你到北大来，就是信任你。”说完这话蔡元培就走了。　　胡适在原地站了一会，终于明白原来蔡校长是来给他打气鼓劲来了。想到这，胡适的眼睛湿润了。于是他回到室内，将第二天要讲的课又温习了一遍。　　之前开这门课的是陈汉章，他学问渊博，但过于迷信古书材料，从伏羲开讲，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洪范》。胡适则不同，他新编的讲义，第一章名为“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他认为可靠的《诗经》作为时代说明，抛开尧舜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　　胡适这种“截断众流”的讲法给顾颉刚带来的震动极大，他对不以为然的同学说：胡适虽然没有陈汉章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顾颉刚又把此事告诉同宿舍的傅斯年，傅斯年当时是黄侃的得意弟子，旧学根基深厚，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他去听了几次胡适的课后，对想闹事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除了校长蔡元培的支持，傅斯年的大力帮助也同样不可小视。　　胡适在北大课程的开场算是旗开得胜，但是讲一门课仅靠另辟新经是不够的，还得靠实实在在的材料，靠真才实学。于是，准备讲义成为初为北大教授的胡适的一项重要“功课”。胡适最初到北大的几年非常用功忙碌，从澄衷学堂开始到留美归来到达上海一直基本坚持的日记也被迫中断了，直到1921年4月才恢复正常。　　这一时期胡适甚至连看戏的时间都没有，他在1918年4月26日的家书中说：“今天有一位朋友请我看戏，看的是名角梅兰芳的《玉堂春》，很好。我自从回到北京直到如今，不曾看过一次戏，都因为太忙之故。”　　胡适初到北大之时，除了聪明之外，努力用功也是很多人的深刻印象。　　一向以读书勤奋自诩的顾颉刚曾在日记中说：“予之性格，努力如适之先生。……我的勤劳可以比得上胡先生，而我的聪明实在比不上胡先生。”　　从胡适上海读书和美国留学的经历看，胡适不是将自己限于书斋的学究，而是积极参与各种学生团体和社会活动，学习之外表现得非常活跃。胡适初到北大的忙碌，除了首先要在授课著述方面打开局面外，还很快在北大担任了一些职务，并参与了一些与教育有关的会议。　　他在1917年10月25日的家书中解释不能请假归娶的原因，其中两条即是由于他参加了校内外的重要工作：其一是参与教育部改订大学章程的讨论，胡适关于废除现行分年级制而采用“选科制”的建议被采纳，因此要参与具体章程的拟定；其二是胡适在北大提议分部组织教授会，作为提议人也需要参与筹划。　　胡适初到北大即受到蔡元培校长的赏识和重用，10月份月薪即从260元加到280元，“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　　当年12月，胡适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哲学研究所主任，1918年3月，胡适当选英文部教授会主任。这些职务都非虚衔，是要付出很多精力的。他在家书中说，因为研究所是初次创办，“故事务甚繁”。1918年清明节在家书中又说：“我是英文部的主任，夏间大学的招考，我不能不到。”虽然忙碌，这些教育管理的职务让胡适在北大有了施展其教育理想和理念的机会。　　胡适到北大后不久，就开始在校内外演讲，在美国练就的演说功夫有了用武之地，这也是他扩大学术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胡适的名气越来越大，所到之处也往往被邀请作现场演说。　　他在1918年4月14日的家书中说：“昨日写家信后，即在家编明天的讲演稿。”结果当天忽然来了朋友，胡适应酬到晚上九点才继续写演讲稿，到凌晨两点半才写好。第二天胡适早上七点就起来了，匆匆吃过早饭，就赶去教育部会场讲了两个小时的《墨家哲学》第四讲。　　“此项星期讲演专为普通人士设的，颇有功效。我的讲演，不但有许多少年男女学生来听，居然有一些老先生来听。所以我虽辛苦，却很高兴。”可见这时候的胡适既要在北大打拼，又要在社会上传播新知识新思想，非常辛苦。　　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得名，归国之后自然成为以“文学革命”为突破口，以《新青年》为主要思想传播工具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他在北京箭杆胡同9号的新居，也成为《新青年》由上海迁至北京的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