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新首相寺内正毅，一八五二年二月五日，出生于长州（现山口县）。长州藩士出身，曾参加戊辰战争。　　一八六九年在镇压幕府残余势力的箱馆战役中表现出色，由山田显义推荐入大阪兵学校学习。　　一八七一年八月十四日初任陆军少尉。历任陆士学生司令副官，后备步兵第六大队长，近卫步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长。　　一八七七年参加西南战争，在最大的一次战役中右手负伤。由此转入军事教育系统。任陆士学生大队大队长。　　一八八二年作为闲院宫载仁亲王的随员赴法国，驻法公使馆附武官。一八八七年回国任陆军大臣大山岩的官房副官，秘书官兼陆军户山学校校长，陆士校长代理，陆士校长。由于得到日本陆军创始人山县有朋元帅赏识，任第一师团参谋长，参谋本部第一局长。甲午中日战争时任大本营运输通信部长官。　　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晋升陆军少将。后历任参谋本部第一局长（事务代理），升男爵，参谋本部附，步兵第三旅团长。　　一八九八年首任陆军教育总监，陆士校长（事务代理），同年升为中将。　　一九零零年兼参谋次长兼铁道会议议长。一九零二年任第一届桂太郎内阁陆军大臣兼教育总监，并在第一次西园寺公望内阁、第二次桂太郎内阁中留任，任期长达十年。参与指挥日俄战争。一九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晋升陆军大将，翌年九月二十一日升子爵。任铁道会议议长兼马政长官兼韩国统监兼第一任朝鲜总督。　　在职六年中，镇压了朝鲜人民的反抗斗争，建立了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完全吞并朝鲜。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升伯爵，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授予元帅称号，在山县有朋的坚决支持下，同年十月九日接任第十八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寺内正毅是个从政老手，一上台就高唱日“支”亲善。日本外相后藤邀晤中国公使章宗祥密谈，希望中国派一个亲善使节到日本进行关于解决中日悬案的谈判，日本且愿借款支持中国政.府。　　日本希望中国政.府先派亲日的曹汝霖为秘使前来日本，把一切条件谈妥，然后再派一个如徐世昌这样的，亲日色彩并不浓的大员，以正式使节出面来签订这个协定。　　章宗祥把这消息告诉了曹汝霖，曹本应列入帝制祸首名单内，由于日本公使的庇护才得逍遥法外。　　曹得到章宗祥的秘讯，向段进言，提出“攘内”必先“安外”，必须借外援统一这个四分五裂的中国。所谓的外援，就是取得外国的政治借款和军火供应，有了这两项，就可以镇压国内的反对力量。　　曹又推论袁世凯的外交失败原因，是外交上采取了联英联美以制日的错误方针。日本近，英美远，远水不能救近火，英美忙于欧战，抽不出力量到东方来。中国向美国借款，或者亲近英美，首先就会受到日本政.府的强力反对，而西方国家为了讨好日本，在紧要关头上也会牺牲中国，弱国不能采取“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而只能采取“近交善邻”的外交政策。　　段祺瑞正苦于自己的政权不稳，财政上已经面临山穷水尽，对外借款波折重重。军事上他也不能控制南方，甚至不能控制北洋派。加上总统和国会又处处和他为难。很自然地听了曹的话，希望得到日本这个外援。段也认为徐世昌是最好人选，就派人去作徐世昌的工作。　　日本是对中国最有威胁的列强，徐世昌是个老狐狸，当然不会去干这种“汉奸”勾当，拒绝担任赴日特使的工作。　　民国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段根据曹的意见，以国务院的名义令章宗祥先与日本政.府接洽，派曹汝霖为亲善特使。　　这件重大任命，段既未通过国务会议，也把总统蒙在鼓里。直到十一月三十日日本同意了，段才提交国务会议。还是把问题的真相隐瞒着，只轻描淡写地把这件事说成是外交上的一种仪式，因为日本内阁改组而派使致意，阁员们果然被瞒过。　　十二月一日段把拟好的命令：“派曹汝霖为特使以大勋位赠与日皇”送到总统府去盖印，并令曹亲自去谒黎说明一切。曹见到黎，说得也是一番官话。　　不料曹的话还没有说完，老好人的黎元洪竟陡然站起来，大声叱骂说：“好，你们要卖国，我黎元洪偏不让你们卖国。”　　曹汝霖碰了一个大钉子，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　　曹汝霖被黎元洪轰出来后，正巧新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也来谒黎。　　黎余怒未息，见了张也没好气：“好，你们集体卖国！”　　张找黎是来谈别的事，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好僵在一边。直到黎气平后，把经过告诉了张，张才知原委，便建议黎，把这个问题提交国会去解决。　　梁启超、汤化龙一派的研究系议员，虽然极力维持段内阁，但无济于事。参、众两院同时提出了关于派曹汝霖为赴日赠勋特使，事先未经国会同意的质问案。　　十二月五日，段亲自到参议院解释说：“曹汝霖现任参议员，既为国民代表之一，就不能指摘政.府用人不当。曹汝霖精通日语，熟习外交仪节，日本政.府已经表示欢迎，未便改派别人前往。”　　同一天，段派外交部参事伍朝枢代表他到众议院解释说：“十一月十八日，政.府接到驻日公使章宗祥的报告，日本政.府表示欢迎曹汝霖为赠勋特使，这个问题未便变更前议。”　　参、众两院对段的答复都不满意，众议院作出决定：关于派遣特使案，应于事前征求国会同意，否则不能予以承认。　　黎元洪和国会只是就法理程序反对曹赴日，却不知道曹去日本是为了进行秘密外交，所以他们都不反对派特使到日本，而只反对派曹为特使。　　由于这个原因，段乃改变方法，把派遣特使赴日授勋事弄假成真地作为一个外交礼节。　　十二月十三日北京政.府下令：“派熊希龄前往日本呈递大勋位。”　　这道命令中并未给熊以特使名义，以避免又要征求国会方面的同意。可是这道命令发表后，又引起了日本的反对。　　本来在派熊命令发布前，已获得日本“没有反对熊”之意，不料命令发表后，日本外相本野忽又面告章宗祥说：“贵国政.府拟派曹汝霖，我们已奏明天皇，我国舆论也一致表示欢迎。今又改派熊希龄，足见贵国政.府的内部并不一致，今后人选可能随时会变，与我国舆论也不一致，请熊先生展期来日。”　　这是日本自拒绝周自齐后又一次拒绝接待中国特使。日方非正式透露他们反对熊的理由，是说熊曾在民国二年七月通电揭露日本分割中国的阴谋，因此不适当充任这个使节。　　这件事拖到民国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日本政.府同意中国改派汪大燮赴日赠勋，才告一段落。　　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政争，一九一七年对德外交问题上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一九一七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激烈进行。其间，日本借西方列强大战之际，加紧侵略中国，在西方列强中，只有尚未参战的美国，有余力对日本在侵华问题上论短长。　　二月初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后，试图拉中国与美国同步。美驻华公使芮恩施连日拜谒黎元洪、段祺瑞，要求中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　　黎对美国素具好感，希望在外交上得到美国的支持，以与以日本为靠山的段祺瑞抗衡，所以欣然接受芮恩施的要求。　　段祺瑞也赞成与德国绝交，一则因为美使芮恩施极力宣扬如中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战后会获得巨大利益，使段颇为动心。再则段祺瑞通过驻日公使章宗祥探询日本政.府态度，日本并无反对中国与德国绝交之意。　　故此，二月九日，北京政.府就德国潜艇封锁公海一事向德国提出抗议。　　日本原来反对中国参战，但当获悉美国插手中国对德外交、企图左右中国政局的动向之后，立即转而积极支持中国参战，以同美国争夺对中国参战的控制权。　　段祺瑞也试图借参战之机，依靠日本，借款练军，扩充皖系实力，特向日本保证今后对德问题均“与日本取同一之态度”。　　美国见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内阁完全按日本意旨行事，显与美国当初拉中国参战的意图相违背，于是又转而反对中国参战。并通知中国政.府，在对德问题上不必与美国取一致态度。　　美国态度的转变又影响了黎元洪集团，黎一变而为对德绝交和宣战的反对者，段祺瑞则成为这一政策的积极推进者。黎、段在对德问题上的冲突，正是美、日两国不同政策的反映。　　三月三日，段祺瑞主持的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案，并拟就致驻日公使章宗祥的电稿，令章通告日本政.府，中国即与德国绝交。　　四日，段率阁员至总统府，要黎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黎认为事关重大，以还需慎重为辞，拒绝盖印。　　段愤怒离去，当晚即宣布辞职，离京赴津。　　黎本想乘段离京之机改组内阁，以徐世昌或王士珍出面组阁，但徐、王均坚拒不就。　　此时恰值副总统冯国璋来京磋商外交问题，黎即请冯出面调停。冯答应调停，但需黎接受不反对内阁确定的外交方针，对国务院拟发之命令不拒盖印，对内阁致各省及驻各国使节之训电不提异议（黎元洪曾反对发出三月三日国务会议拟就的致驻日公使章宗祥的电稿）等三项条件。　　黎元洪没办法，只能表示接受。　　六日，冯亲赴天津迎段返京。　　七日，段即到国务院办公。八日，段将经黎盖印之对德绝交咨文提交国会。十日、十一日两天，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对政.府外交政策信任案。　　十四日，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对德绝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