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段祺瑞第三次组阁后，徐树铮就成为政坛宠儿。他也踌躇满志，以段阁后台自居。有人说当时的北京政.府，一切军国大计都在段手中，而段则一切取决于小徐，他简直是内阁中的内阁，总理下面的总理。　　段祺瑞刚愎自用，也很固执，他对徐树铮的宠信，应该是他这种特质的另一种表现。小徐才气高但却不善于和别人相处，这便使他处于自我孤立的状态。就算他做正确的事，只是因为是他做的也大多会使人侧目，更何况很多时候他做的事是错的；特别是他得意的时候。因为，得志便猖狂，或许是人性的一个弱点。　　所谓旁观者清，人们对别人的事，常常能看得很清楚，甚至很客观。但是，论到看自己可能就没那么客观了，这或许就是当事者迷。一个人能做到有自知之明，是相当难的，不仅需要宽阔的眼界，也就是站得高看得远，不仅需要很高的学识，同时也需要很好的人品，很高的道德水平。这样的人，世间就算有，也绝对不是徐树铮。可以说，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这应该就是个人的局限性。要克服个人的局限性，就要对个人的任性进行限制和监督，就需要集体的智慧补充个人的不足。或许，这就是民主共和，从根本上区别于封建专制和个人独裁之处。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不当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段的政治麻烦多数出在对小徐的过分宠信上。这一时期，小徐极力排斥直系，这是段所乐见的。可是，小徐此人是个喜吃独食的家伙，他受不了段系中有其他的红人，这最终也只能使段成为孤家寡人。　　靳云鹏和小徐都是名列段手下的四大金刚，靳云鹏当了参陆办公处主任，小徐是不高兴的，于是便专门和靳作对。　　靳开始想和小徐争高下，但无奈段祺瑞这个主子总是站在小徐一边，他一气之下请假不办公。小徐正求之不得，军事大权便落到他的手中。　　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本是小徐推荐的，不知什么事办得让小徐不满意，小徐便处处找张的茬，张也只得辞职。　　段的文武两大幕僚都和小徐闹翻，让人不解的是段却视而不见。也许在段看来，有小徐一人足矣。其实，段也不是个容人之人，但却能容一个飞扬跋扈的徐树铮。　　有一句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段来说，则是成也小徐败也小徐，至于成败如何评说，就很难说了。　　这时候，徐树铮又突发奇想看中了直隶督军的位置，想取而代之。他的如意算盘是升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调湖北督军王占元为江苏督军，这样既解决了李纯，又把直隶督军的位置空开。　　他以为曹锟由一省督军上升为两省的巡阅使，又仍掌一省督军，应该会心满意足的。不料这个消息传出后，惹来的却是曹锟怒火中烧。　　直隶督军是何等荣耀，曹锟认为这是明升暗降。　　于是四月四日发电给北京政.府，请辞两湖宣抚使，在未获批准前先请假一个月，以便到信阳鸡公山养疴。　　这是北洋军人惯用要胁手段，都知道这不是真的有病和请病假。　　与曹锟的行动相呼应，前线总司令吴佩孚亦致电北京，称因所部作战疲劳，请将全军调回直隶休息。这是表示吴部随时可以撤军北返。　　曹锟是主战派的第一号大将，吴部是湖南战场上的主力，这两个人打退堂鼓，段祺瑞武力平南的大业肯定功败垂成。　　段祺瑞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后，这一次倒没有袒护小徐，而是急令他亲到到汉口向曹锟道歉，劝阻曹锟和吴佩孚。　　段祺瑞三度组阁前，一切有利的情势都倾向于他，可是等他上台后，情况就两样了。皖系和主战派的军阀拥护他是自有打算的，希望因为作战而能分到日本的借款和军火，同时因为作战而各自可以截留国税，买马招兵。　　奉军入关前劫夺了一批军火，段上台不久，第三批从日本运来的军火又在塘沽被奉军劫收。　　如果照第三期的北军对南作战计划，一个月打下湖南，三个月平定两广，至多半年内就可以完成全国武力统一。可是天下事就是那么不如人愿，在湖南作战的直军，于占领长沙后，借口饷械不敷，进兵缓慢。　　段鉴于前方军事进行不如理想，而主战派内部又不和睦，乃决定自己“南巡”到汉口召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　　会议的目的是消除前方厌战情绪，振奋精神打仗。同时要消除内部的裂痕，尤其是直皖两系的裂痕，从而促成北洋派的大团结，以便部署对西南五省的全面进攻。　　此时，北京的政治形势已成一面倒之势。新国会召集后，总统即将改选，今后段自己将是北洋派唯一的领袖，自然需要内部的大团结。　　段祺瑞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南巡计划，全体阁员都加反对，他们的反对也是有理由的。不久之前冯国璋以总统之尊曾往“南巡”，使得人心惶惶，如今总理又要南巡，岂不更增政局的不安，加深了时局的复杂性。　　段不顾阁员的反对，决定南巡，先发电给李纯、陈光远、张敬尧、张怀芝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　　四月二十日段由京汉铁路南行，二十一日经过郑州，河南督军赵倜登车随行。二十二日抵汉口，从循礼门下车，直奔刘园的曹锟司令部。　　可是，段所召集的督军会议却异常冷落，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四个督军，没有一个前来汉口参加。　　李纯和陈光远是主和的直系，心中有所顾忌，自然不敢赴会，而主战的张怀芝和张敬尧也托词“军情紧急”而不与会。　　张怀芝不来是和曹锟有了隔阂。曹锟驻节汉口时，《顺天时报》说他曾在青楼中选到一位姨太太，张怀芝是曹锟把兄，就去电责曹不应“军中行乐”。曹大为光火，认为张根据“无稽之言”破坏他的名誉，从此便和张断绝往来。　　张敬尧不敢离开长沙，是因他自知在湖南不受欢迎。吴佩孚有战功又有人缘，如果他离开长沙，吴佩孚可能会取他的督军位子，所以也不敢前赴汉口。　　段觉得张怀芝是第二路军统帅，如不与会，汉口的督军会议势必流产。所以一定要张来，并命他接到电报立刻动身。　　二十四日张怀芝到了汉口，段在曹锟和张怀芝之间作了合事佬，张向曹道歉了事。　　段祺瑞在汉口主持的军事会议，参加者有曹锟、张怀芝、王占元、赵倜四个督军，徐树铮当然也参加。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山西、陕西、奉天督军则派代表出席。　　段在会议上说明团结北洋派的重要性和贯彻对南作战方针的决定，然后提出第四期作战计划，发交有关各省按照计划执行。　　关于总统问题，主战派内部存在不同的两种意见：　　一种是主张以临时参议院代行选举权，选举总统；一种主张迅速召集新国会以便如期进行总统的选举。　　段决定采取后一种办法。　　曹锟和王占元联合请求恢复陈光远的原官，撤销王汝贤、范国璋二人的处分，对冯玉祥不究既往。这样一来，就促使汉口的督军会议对直系的态度有了大的转变。　　曹锟现在如日中天，段祺瑞此时自不敢冷落他。加之现在曹表示要对直系和好，也正符合段的北洋派大团结的心意。当他失意时，极力煽动皖、直对立，是为了拆冯国璋的台。现在他大权在握，自然要高唱团结。　　为了真的表示对直系的合好，，段祺瑞电约倪嗣冲、卢永祥两人先到南京等候。　　二十五日晚，段由汉口动身，乘楚材军舰东下二十六日在九江和陈光远见面。二十七日到南京和李纯见面。并且在李纯、倪嗣冲、卢永祥三人间做调合人。　　二十七日晚由津浦路北返，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联军自弃守岳陽、长沙后，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决定：湘桂粤联军全部退驻衡山、永州一线，“暂取守势”；商请川、滇、黔靖国军立即出川东下，进取鄂西，以分敌势；桂粤两省集中全力进行讨龙济光作战，以肃清后方隐患。　　这时，潭浩明已率桂军退到祁陽、宝庆地区，把湘军甩在湘潭、衡山一带。　　湘军退守衡山等地后，程潜、赵恒惕、刘建藩、林修梅、林祖涵等举行紧急会议，决定依靠湘军自己的力量，对敌组织顽强抵抗，确保湘南。　　他们分析认为，在南犯的三路北军中，中、右两路是主力，唯左路张怀芝所部系由四省军队凑合而成，指挥关系紊乱，战斗力较弱。如将该路敌军击破，则其余两路必不敢轻进。　　于是决定以赵恒惕为湘东前线总指挥，刘建藩为总参谋，集中退到衡山一带的湘军一万一千余人，并联络退守安仁的马济所属粤军和李书城之援鄂军，共约二万人，对北军左路军实施反击。　　程潜、林修梅、吴剑学等率四千人扼守衡陽，阻击从正面进攻之敌。　　北军左路军进展迟缓，在吴佩孚、张敬尧部进占长沙后，才由赣西进入湘东。　　四月十五日，其先头部队施从滨师占攸县，不久，李传业之安武军和张之杰的赣军一旅也进抵攸县，分别驻于攸县城外之马鞍山、桑田、小集、朱亭等地。　　二十日，施从滨师第一、第二旅由攸县分别经马子坡、桑田继续南进，企图进据安仁，进而攻取永兴、郴县，尽快实现直指广东的作战计划。　　根据敌军上述行动，赵恒惕等率部于四月二十日由萱洲渡湘江，秘密进入霞流市、吴集和青山冲地域，待机歼敌。　　湘军拟由五个方向对正在行进中之施从滨师发起突然攻击：　　驻安仁之马济率粤军自渌田经桑田出和尚坳、五里牌，攻攸县之南。　　刘建藩所部由草市、杨林出马鞍山，经马子坡、皂角市攻攸县之西。　　赵恒惕所部分成两路，一路出黄泥塘以配合刘建藩部出击，一路由毛陈桥攻敌之侧背。　　李仲麟部攻小集，李书城部为总预备队。　　四月二十一日，刘建藩率部首先深入到攸县与桑田之间的皂角市，与粤军一道，完成对施从滨师部队的合围。　　双方激战两昼夜，施师损失大半，余部向茶陵逃窜。　　四月二十三日，驻攸县之北军一部，向刘建藩部侧后迂回，适与赵恒惕所部出毛陈桥之部相遇，遭到迎头痛击，缩回攸县。　　下午，湘军合力向攸县城发起总攻，守敌不支，分向醴陵、茶陵方向逃窜，湘军一举攻克攸县。这一仗，共毙敌千余名，俘敌数百名，夺获飞机两架。　　四月二十四日，湘粤军分数路追击敌人。　　刘建藩和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沿新市、黄土岭（今皇图岭）大道向醴陵攻进。　　第一师第一旅由新市出贺家桥，作为策应。　　马济粤军一部守攸县，一部进击茶陵。　　李仲麟部攻克小集后，即会合李书城部反击朱亭之敌，尔后向渌口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