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中，也用较大篇幅谈到人格教育问题。人格教育是蔡元培用毕身的精力去探索和实践的主题。他认为普通教育的宗旨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变得“有用”，更是要让他们养成健全的人格，发展共和的精神。“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　　蔡元培的“健全人格”的内涵是：学校只有在体育、智育、德育、美育等四个方面“一无偏枯，才可教练得儿童有健全的人格”，使受教育者在德与智、身与心、体与能诸方面全面协调发展，才能培养塑造新一代人健康人格，实现强民富国。在他看来，人格“四育”中，体育居和谐人格之首，智育为和谐人格之基本，德育是和谐人格之中坚，美育能自由发展个性。　　如何才能实现人格教育呢？蔡元培在演讲中特别强调“学校教育注重学生健全的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自动。”人格“四育”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从受教育者本体着想。　　首先教学需要从人性的特点出发，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最好叫学生以己意取材，喜图画的，教他图画；喜雕刻的，就教他雕刻；引起他美的兴趣……像儿童本喜自由游戏，有些人却去教他们很繁难的舞蹈，儿童本喜自由嬉唱，现在的学校内，却多照日本式1234567等，填了谱，不管有无意义，教儿童去唱。这样完全和儿童的天真天籁相反。”　　其次老师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学会探索性习。“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竟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最好使学生自学，教者不宜硬以自己的意思，压到学生身上。”　　再次，学生要自觉开出自己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学生方面，也应自觉，教我的先生，既不能很知道我，最知我的，便是我自己了。如此，则一切均须自助才好。”　　蔡元培“人格教育”对当今教育依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无论是宏观的“全人教育”、“素质教育”和“21世纪复合型人才培养”，还是微观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都不难找到与“人格教育”一脉相承或异曲同工的因素，由此也可以窥见其教育思想的前瞻性。　　蔡元培在演讲中也呼吁倡办女子中学。　　他本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1902年冬天,以他为会长的中国教育会开办“以教育女子，增进其普通知识，激发其权利义务之观念为宗旨”的爱国女学，争取女子受教育权利，最终实现男女平权。1912年在他的主持下北洋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宣布女子享有同男子一样受教育的权利，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1920年他在北京大学首开女禁，实行男女同校。　　新加坡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出现教会创办的女子学校，1844年殖民政府也设立莱佛士女校，20世纪初，华文女子教育开始出现，先后涌现出中华女子学校、南洋女校、崇福女校、南华女校等，但是华文女子中学却发展滞后。　　由于南洋华侨中学定位为男校，所以蔡元培振臂高呼：“这里的学校，固已不少，但可惜还没有女子中学。刚才在中学时，涂先生也曾提及这一层。我想男女都叫教育的，况照现在的世界看来，凡男子所能做的，女子也都能做。不过我国男女的界限素严，今年内地各校要试办男女合校时，有许多人反对。若果真大众都以为非分校不可，那就另办一所女子中学也行。若经问题上，不能另办时，我看也可男女合校的。”　　正是得益于包括蔡元培等人的奔走呼号，1930年南洋女学改名“南洋女子中学校”，新加坡才出现女子中学。这为后话。　　“作为中国教育界的卓然宗师，蔡元培访问华中，尽管来去匆匆惊鸿掠影，但是他对华中师生的教诲与期待，不啻影响一代南洋学子，惠及杏林。在演讲中他对普通教育于职业教育的精辟分析、对人格教育的湛深解读，对女子教育的振臂高呼，内容博大，目光前瞻，已沉淀为华中宝贵的精神财富，泽被杏林。”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百年史上，曾经荣幸邀请到一批批各国知名人士到学校参观、访问，发表演说。　　但是，成立之初的1920年12月5日，接待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成为他们最看重的事。　　蔡元培在华中发表的《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在这里被誉为“蔡元培教育名篇”，在中国和新加坡教育史上都影响深远，至今仍具启迪和借鉴意义。　　蔡元培故去已有大约70年，但他留下的思想却在新加坡土地上生根发芽，从未被人忘记。　　1920年12月27日，蔡元培一行人抵达了法国。　　1921年1月，对于蔡元培是个黯淡的日子。　　蔡元培夫人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识字又精通书画，为一大才女。　　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黄仲玉放弃了自己的书画爱好，致力于照料丈夫，抚育子女，操劳家务，终致积劳成疾。　　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时，黄仲玉就已经身体不好，但为了不拖累蔡元培行程，她住进了北京一家法国人办的医院。11月，蔡元培到法国后，发电询问黄仲玉病情．但迟迟没有得到答复。直到1921年1月9日蔡元培自巴黎至日内瓦，在旅馆得朋友来电，才知道夫人黄仲玉已于当月2日病逝，时年45岁。　　蔡元培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作《祭亡妻黄仲玉》一文：　　“呜呼！仲玉，竞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如何耶！　　“我与汝结婚之后，屡与汝别，留青岛三月，留北京译学馆半年，留德意志四年，革命以后，留南京及北京阅月，前年留杭县四月，加以其他短期之旅行，二十年中，与汝欢聚者不过十二三年耳。呜呼！孰意汝舍我如是其速耶！凡我与汝别，汝往往大病，然不久即愈。我此次往湖南而汝病，我归汝病剧，及汝病渐痊，医生谓不日可以康复，我始敢放胆而为此长期之旅行。岂意我别汝而汝病加剧，以至于死，而我竟不得与汝一诀耶！我将往湖南，汝恐我不及再回北京，先为我料理行装，一切完备。我今所服用者，何一非汝所采购，汝所整理！处处触目伤心，我其何以堪耶！　　“汝孝于亲，睦于弟妹，慈于子女。我不知汝临终时，一念及汝死后老父、老母之悲切，弟妹之伤悼，稚女、幼儿之哀痛，汝心其何以堪耶！汝时时在纷华靡丽之场，内之若上海及北京，外之若柏林及巴黎，我间欲为汝购置稍稍入时之衣饰，偕往普通之场所，而汝辄不愿。对于北京妇女以酒食赌博相征逐，或假公益之名以鹜声气而因缘为利者，尤慎避之，不敢与往来。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呜呼！我之感汝何如，而意不得一当以报汝耶！汝爱我以德，无微不至。　　“对于我之饮食、起居、疾痛、疴养，时时悬念，所不待言。对于我所信仰之主义，我所信仰之朋友，或所见不与我同，常加规劝，我或不能领受，以至与汝争论；我事后辄非常悔恨，以为何不稍稍忍耐，以免伤汝之心。呜呼！而今而后，再欲闻汝之规劝而不可得矣，我唯有时时铭记汝往日之言以自检耳。　　“汝病剧时，劝我按预约之期以行，而我不肯。汝自料不免于死，常祈速死，以免误我之行期。我当时认为此不过病中愤感之谈，及汝小愈，则亦置之。呜呼！岂意汝以小愈促我行，而意不免死于我行以后耶！　　“我自行后，念汝病，时时不宁。去年11月26日，在舶中发一无线电于蒋君，询汝近况，冀得一痊愈之消息以告慰，而复电仅言小愈；我意非痊愈，则必加剧，小愈必加剧之讳言，聊以宽我耳，我于是益益不宁。到里昂后，即发一电于李君，询汝近况，又久不得复。直至我已由里昂而巴黎，而瑞士，始由里昂转到谭、蒋二君之电，始知汝竟于我到巴黎之次日，已舍我而长逝矣！呜呼！我之旅行，为对社会应尽之义务，本不能以私废公；然迟速之间，未尝无商量之余地。尔时，李夫人曾劝我展缓行期，我竟误信医生之言决行，致不得调护汝以蕲免于死。呜呼！我负汝如此，我虽追悔，其尚可及耶！　　“我得电时，距汝死已八日矣。我既无法速归，归亦已无济于事；我不能不按我预定计划，尽应尽之义务而后归。呜呼！汝如有知，能不责我负心耶！汝年爱者，老父、老母也，我祝二老永远健康，以副汝之爱。汝所爱者，我也，我当善自保养，尽力于社会，以副汝之爱。汝所爱者，威廉（蔡元培的女儿——编者注）也，柏龄（蔡元培的儿子——编者注）也，现在托庇于汝之爱妹，爱护周至，必不让于汝。我回国以后，必躬自抚养，使得受完全教育，为世界上有价值之人物，有的贡献于世界，以为汝母教之纪念，以副汝之爱。呜呼！我所以慰汝者，如此而已。汝如有知，其能满意否耶！　　“汝自幼受妇德之教育，居恒慕古烈妇人之所为。自与我结婚以后，见我多病而常冒危险，常与我约，我死则汝必以身殉。我谆谆劝汝，万不可如此，宜善抚子女，以尽汝之母之天职。呜呼！孰意我尚未死，而汝竞先我而死耶！我守我劝汝之言，不敢以身殉汝。然后早衰而多感，我有生之年，亦复易尽；死而有知，我与汝聚首之日不远矣。　　“呜呼！死者果有知耶？我平日决不敢信；死者果无知耶！我今日为汝而不敢信；我今日唯有认汝为有知，而与汝作此最后之通讯，以稍稍纾我之悲悔耳！呜呼！仲玉！”　　后来，这篇情意悲切真挚的祭文在社会上传播一时，被选入当时全国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作为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