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1921年的几次演讲中公开谈论政治，但其真正从笔上谈论政治，是从《努力周报》开始。　　《努力周报》为时政刊物，四开四版的周刊，是胡适退出《新青年》编辑部之后创办的刊物。1922年5月7日创刊于北京，1923年10月31日终刊，共出版75期，另有增刊《读书杂志》18期。　　胡适任主编，1922年底至1923年初胡适生病期间由高一涵等代理，由北京努力周报社编辑并发行。　　这是20世纪20年代一份重要的同人刊物，是聚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刊一面旗帜，也是胡适开始谈政治的场地。　　《努力周报》的“这一周”评论栏目，是《努力周报》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栏目,也是胡适等同人发表时评的栏目，"这一周"栏目的评论文章充分反映了当时努力周报同人对时局的看法和对政府的改良主张。　　都知道胡适归国之初曾立誓：“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他创办《努力周报》主要是受朋友丁文江的影响。　　据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的回忆，丁文江不止一次地对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的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因此，虽然高梦旦、王云五等上海的朋友都认为胡适应该闭门著书，办报是下策，但他仍然表示：“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　　胡适作了一首《努力歌》作为《努力周报》的发刊词。《努力歌》唱道：“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从歌词中能感觉到青春热血的涌动。　　5月14日，《努力周报》第二期刊登了胡适与蔡元培、李大钊、王宠惠、罗文干、梁漱溟、高一涵、丁文江等16人联名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前边提到过，此文主要由胡适撰写，主旨是主张“好政府主义”。　　这是《努力周报》上发表的影响较大的文章，文中指出：“‘「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文中提出政治的改革的三个基本的要求：“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画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画的飘泊，因为我们深信计画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画胜于无计画的瞎摸索。”　　在《努力周报》第十二期的《这一周》时评中，胡适评论陈炯明所部围攻孙中山驻地事件：“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队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旧道德的作死尸来作攻击陈炯明的武器。”　　胡适的观点引起孙中山支持者的强烈不满，他们在《国民日报》上对胡适进行了抨击，有人甚至说他“丧心病狂”。　　这一年，胡适在政治上引起异议的还有面见溥仪的事情。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因此得以深居宫中，继续着他的“皇帝”生活，虽然并非无忧无虑，但也逍遥自在。　　慈禧在世的时候虽然给紫禁城增添了电灯、钟表这些西洋玩意，甚至还修了一个小型的铁路，但是直到溥仪十五岁时，紫禁城才有了第一部电话机。因为受到他那个西洋老师庄士敦的影响，溥仪得知这个世界上竟然还存在着不需要见面就能通话的东西，于是对电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是想要在紫禁城里安装电话机可不是那么容易，阻拦首先来自于内务府。阻拦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不想这位“皇帝”和外界有接触，以免给他们增添麻烦。为此，内务府大臣搬出老一套的话，说电话机是“西洋的奇巧淫技”，又说安装电话机是“冒犯天颜，有失王者尊严”云云。　　可溥仪仍然执拗的要安装，内务府没有办法，于是把溥仪的父亲请了出来，希望他说服溥仪不要安装。载沣固然是溥仪的父亲。此时，皇帝虽然进入历史，但是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紫禁城，小皇帝还在龙椅上坐着。因此，载沣在自己儿子面前更是个臣子。　　虽然他想劝说溥仪放弃这个念头，没曾想溥仪一句话就让他哑口无言。　　“王爷府上不是早安上电话了吗？”　　没法子，载沣和内务府只好屈服了，紫禁城里的第一部电话机于是就这样架设起来。　　座机安装好了以后，溥仪第一个打出去的电话是打给当时的京剧演员杨小楼。很快电话就接通了，溥仪十分调皮的用京剧的腔调问杨小楼说：“来者可是杨——小——楼——呵？”电话那头的杨小楼闻言哈哈大笑，于是问他是谁？不过溥仪不知怎么想的，并没有继续和杨小楼聊下去，而是挂断了电话。　　于是，杨小楼就成了第一个和紫禁城里的溥仪通电话的人。　　玩的不亦乐乎的溥仪又给一个叫徐狗子的杂技演员打了电话，还恶作剧的给一家叫东兴楼饭庄打了电话，然后随便编了一个地址，订了一桌饭菜让人家送过去。　　庄士敦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西洋人，经常给溥仪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给他描述世界的变化。庄士敦当时还和许多新文化人士相识，他曾经担任过文友会的会长，而他的继任者就是留洋归来的胡适，他们常常称呼他为胡博士。庄士敦为了让溥仪看到外界的变化，因此也时常挑选一些胡适的文章给溥仪看，并且在他面前多次介绍过胡适。　　玩儿了一阵后，“小皇帝”突然想起了胡适博士，很想听听洋博士是用什么腔调说话，随即一个电话打到胡适家。　　电话接通后，胡适听到的第一句问话是：“你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胡适试图猜了一下，但一个大忙人实在觉得无聊，便直接问：“你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哈哈哈”的笑声后，说：“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　　胡适自然愣了片刻，不知是继续追问，还是自语：“宣统？……是皇上？”　　“小皇帝”的声音干脆利落，也有一种居高临下之威严：“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电话断了，胡适捉摸了半天，还是不能确定，赶紧去问庄士敦，证实此事。　　溥仪给胡适打电话，只是玩笑。他让胡适“有空到宫里”，也只是随便一说。但在胡适看来，这是前皇帝对他的“召见”，自不敢怠慢。他在进宫之前，先做了一番准备，向庄士敦了解了溥仪的近况。　　准备妥当以后，胡适去见了溥仪。但是因为溥仪没有事先打招呼，导致胡适到了神武门时，那里的守卫死活不让他进去。最后在胡适的百般解释之下，守卫才勉强同意去询问一下。又耽误一阵，才在溥仪的同意之下进入了紫禁城，和溥仪见了面。　　两人相谈了有二十分钟，谈了白话文，谈了新青年，此外又聊了聊胡适去过外国什么地方。因为胡适还有事情，只好匆匆结束了这次“觐见”。　　胡适后来写信给庄士敦谈起自己和溥仪交谈的十分愉快，并且近乎虔诚地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一一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看来胡适这样的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文化人士，也是为自己受到“天子”接见而自我感觉良好，足见传统的力量有多强大。　　也难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成了共和国普通公民的溥仪，出现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被人认出，竟有一大片人跪在了地上。连溥仪自己都说，这是什么年代了，怎么可以这样。　　可是，“怎么可以这样”的事就摆放在那里。　　当新派的胡适与老旧的皇帝见面的消息传出后，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回忆，在宫中像炸了油锅似的。而在社会上，一样也是沸沸扬扬，甚至更有许多传闻，诸如“胡适为帝师”、“胡适请求免拜跪”等等。　　为正视听，胡适写了一篇《宣统与胡适》，刊登在《努力周报》上。　　文章中说：“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五月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的样子很清秀，但颇单弱；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他穿的是蓝袍子，玄色的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本日的报纸十几种，内中有《晨报》、《英文快报》，炕几上还有康白情的《草儿》和亚东的《西游记》。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问起康白情、俞平伯，还问及“诗”杂志。　　“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过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我提起他近来亲自出宫去看陈宝琛的病的事，并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此外我们还谈了一些别的事，如他出洋留学等事。那一天最要紧的谈话，是他说的，“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想办一个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这件事很有许多人反对，因为我一独立，有许多人就没有依靠了。”我们谈了二十分钟，我就告辞出来。　　“这是五十日前的事。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希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自从这事发生以来，只有《晨报》的记载（我未见），听说大致是不错的；《京津时报》的评论是平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评论了。最可笑的是，到了最近半个月之内，还有人把这事当作一件“新闻”看，还捏造出“胡适为帝者师”、“胡适请求免拜跪”种种无根据的话。我没有工夫去一一更正他们，只能把这事的真相写出来，叫人家知道这是一件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