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崇祯十九年六月中旬的时候,李自成还在继续装活,李过则已经夺了巫县,开始攻打夔门险要瞿塘关。高一功和罗虎则已经从另一个方向突入夔州,占据了太平县,还推进到了通川江畔。而大西国老万岁张献忠则大掠成都之后北上而去,准备走阳平关——大散关这一路去实现他的关陇之梦了。 而位于长江汉水结合部和长江中游,控扼着九省通衢之地的大武汉府,现在正是百废待兴,元气渐渐恢复的时候儿。 设立江都武汉府的令旨,是在几日前的六月初十那天,由远在南京的内阁府和大元帅府共同发布,并昭告天下的。 朱慈烺的令旨之所以由内阁府和大元帅府共同发布,是因为现在的大明朝政又恢复到了洪武初年宰相辅弼君王的模式了,而且更加成熟了。中书省的名号并没有恢复,而是用了内阁府的名称。 因为第一任内阁首辅魏藻德兼任吏部尚书,为了方便管理,内阁府和吏部就合二为一,以后的内阁首辅也将会兼任吏部尚书。除了吏部这一摊之外,内阁府下还设有左通政司、钱业司和条例司等三司。 其中左通政司管辖的是诏令、奏章和行文的传递,凡是大明民政体系内的诏令、奏章、行文,一律由左通政司负责传递。 另外,大元帅府下还有一个右通政司,管辖的是军事体系内的命令、军报和文书传递。 由六部之中的兵部现在是由大元帅府和内阁府双重管辖的部,所以和兵部有关的诏令、奏章和行文,也都由右通政传递。 钱业司则是一个类似银监会和中央银行的衙门,负责监管银行业和钱币铸造。其中钱币铸造又分为官铸和官督商铸两种,前者由钱业司自营的铸钱厂负责铸造。后者则授权给海商银行、盐商银行铸造,但是只限银元,不能私铸铜钱。 条例司则是一个筹划国家经济,改变旧法,制定新法的机构。类似宋朝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但是条例司本身不具备颁布法令的权力,所有民政方面的法令,必须以令旨加内阁府会联署的形式发布。而涉及军事的法令,则视情况(是否涉及民政),以令旨加大元帅府联署,或令旨加内阁、大元帅府双重联署的形式发布。 譬如设立江都武汉府,并同时撤销凤阳府中都地位的令旨,就因为涉及军事民政,所以就有两府联署并且发布。 从崇祯十九年六月中旬开始,大明的南北二京(或者是南中北三京),就正式变成了东西二都了。 虽然在许多立志恢复的仁人志士们看来,朱大太子改南北二京为东西二都的做法,很有一点要偏安东南的意思。但是被朱大太子召集到武汉府的湖广官员、士绅们,却非常分明的感觉到了一种天威迫近的压力。 从现在开始,大明朝廷可就不是远在两三千里之外,而是直接压在湖广士绅官员头顶上了。 大家伙儿的逍遥日子,恐怕要一去不返了...... 而在这道令旨正式发布之后,朱大太子就登上了东下的官船。因为武汉已经是江都了,所以再过不久,他还会回到这里。 六月中旬,进入盛夏的武昌府的连着下了几日的暴雨,不仅将暑气冲刷得干干净净,还让这座大明新都之中的人们感到夏日少有的阴凉。 在武昌城西南文昌门的门洞里面,正有几辆马车,一队兵将在躲避暴雨。守着马车的兵将都伸长着脖子,焦急的等带着这突然降下的暴雨过去,好继续走完这最后一程,把刚刚为抚军太子送完行的两位大老爷,安安稳稳的护送到大明西都武汉府城内宅邸去。 只是这暴雨如织,何时方休啊? 而在这个时候,其中一辆特别宽大的马车上,两个已经换上了宽大单薄的道袍的大老爷却正谈得兴起,一点都不着急。 “咱们这位抚军太子,怕是在打着以外治内,以贼治绅的主意吧?南京的这一闹腾,倒是给了他一个台阶。” 说话之人赫然是湖南省的一把手,封疆一方的何腾蛟。在他看来,朱慈烺即便没有力量大举入川,也应该把荆州府西部的夷陵州、归州、宜都县、长阳县、巴东县和兴山县一共两州四县的山区地盘给拿下啊! 怎么能让好几万分田分地,免债免息的流贼盘踞在那里?这是什么意思啊? “湖南不同湖北,湖北素来安定,早在秦汉之时就入了华夏,而湖南的许多地方到了本朝还是荆蛮之地,怕是不易治理啊!” 回话的是堵胤锡,他现在升了官,是湖北布政使了。 “太子一定有办法的,太子是英明之主,知道要因地制宜,不会在湖广搞一刀切的。” 何腾蛟感慨道。 “唉......不管怎么因地制宜,总是要与民争利的。湖广过去才多少田税总额?区区二百多万石而已,将来会有多少?加到一千万石都是客气的!另外就是湖北被李自成均过一次的土地怎么办?照理该返还原主的,可是......” 堵胤锡显然不是朱大太子的拥护者——他是能人不假,但他同时也是东林后继、江南士绅和金陵勋门! 他的老师马世奇是东林八君子之一的叶茂才的门生,和周延儒属于一党。在北京被李自成攻破时,他正好在京候选(他丁忧回京时正好遇上周延儒倒霉,所以就没得到授官),后来跟着朱慈烺一起跑路,现在派去广东当了知府,也算能用,但说不上是太子一党。 而堵胤锡的祖上则是跟着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世袭的指挥使前程。不过在他祖父一辈因为家产之争(争的其实都是军田)而中落,所以从金陵迁居宜兴。但依旧是士绅,随着堵胤锡读书出仕,家道也逐渐兴旺,现在也是无锡(堵胤锡后来移籍无锡)的大地主了,家里面还有不少亲朋好友,都是苏南一带的士绅。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朱慈烺新政的受害者! 堵胤锡的屁股在哪边,可就是个问题了。 而被后世称为“猪队友”的何腾蛟虽然也和东林亲近,但是他毕竟是贵州人,也不是名门望族出身,和朱慈烺之间不存什么利益冲突。 朱慈烺的手没那么长,他现在正推行的新政能在东南和湖广得到贯彻,就算非常成功了。云贵那边,真是鞭长莫及......管不好,也管不起啊! 在万历朝张居正辅政年月里,贵州一省的田税总额仅仅五万零八百零七石。云南好一点,是十四万两千六百九十石。这两个数目不仅说明云贵二省多穷,还说明了大明朝廷在云贵两省的实际控制能力。而两省不到二十万石的田税,即便能够收齐,也不足以维持大明朝廷的流官统治的成本。 也就说,大明在云南、贵州的统治是“亏损”的,而且亏得肯定不少。考虑到云贵二省的实际情况,短期内也不可能扭亏。如果现在是太平盛世,朱大太子也许会往云贵砸钱,加强统治,强行加快云贵的社会进步。 可是现在,朱慈烺哪有余力去折腾云贵?能安安稳稳的维持住大明的统治就很满意了。 所以何腾蛟、马士英这两个云贵大官僚大地主和朱大太子就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了,不仅没有冲突,而且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毕竟大明朝廷越稳固,他们在云贵地方上的统治也就越有保障。 看着堵胤锡陷入了沉默,何腾蛟又开口道:“均出去的地,怎能说收就收了?真要这么干,湖广这边几万新军怎么够用?如果再要增兵,粮饷谁来出?湖北的士大夫都被李自成吃干抹净了,出不了钱的,难道让东南的士大夫出这个钱?” 堵胤锡摇头:“说的也是啊......一个钱,一个粮,难得易耗,到处都是无底洞,想想也替这位抚军太子为难啊!”